周勃、周亚夫父子，可以说是汉文帝、汉景帝两朝的绝对功臣，其中周勃不仅是西汉开国功臣，而且是平定“诸吕之乱”的首要功臣，且对汉文帝刘恒有拥立之功，而周亚夫则平定了“七国之乱”。然而，功劳卓著的周勃、周亚夫父子，晚年境遇却极度凄惨，这又是为什么呢？

周勃：虽然平定了“诸吕之乱”，但也引起汉文帝忌惮

　　周勃是刘邦沛县同乡，乃是最早跟随刘邦起兵者之一，长期跟随刘邦南征北战，可谓战功赫赫，早在刘邦获封汉王时，便被封为了魏武侯，乃是西汉最早封侯的功臣之一。西汉立国之后，周勃获封绛侯，位列西汉开国功侯第四，仅次于萧何、曹参、张敖，后又跟随刘邦讨平韩王信、陈豨、卢绾叛乱，进而官拜太尉。

　　刘邦临终之前，曾与吕后有过一番经典的对答，即“病榻问相”，刘邦曾言“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可见刘邦对其的信任。事实上也是如此，刘邦驾崩之后，吕后长期把持朝政，吕氏家族把持朝政、军事大权，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刘氏江山。吕雉崩逝之后，正是周勃、陈平联手诛灭了吕氏家族，进而拥立代王刘恒即位。

　　虽说周勃对稳定刘氏江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汉文帝刘恒有着拥立之功，但站在汉文帝的角度来说，周勃实际上已经威胁到了皇权。毕竟，周勃能够将掌握着军权的吕氏集团推翻，并将后少帝刘弘拉下皇位，谁敢保证未来不会将自己拉下皇位。

　　关于刘恒对周勃的忌惮，其实从刘恒即位前后的谨慎小心的态度也能看出来。在决定拥立代王刘恒后，周勃、陈平便派人前去请刘恒入京即位，然而刘恒根本不敢前往京城，毕竟远在代地的他根本搞不清京城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吕氏诸人和周勃、陈平到底谁是忠、谁是奸。

　　因此，即便后来刘恒决定入京，还是先派舅舅薄昭入京打探，临近京城时又派宋昌入城探路，而且在正式即位之前，根本不敢单独召见周勃。在住进皇宫之后，刘恒更是连夜将守卫皇宫、京城的禁军将领全部换成了亲信，这才放下心来。

　　虽说汉文帝对周勃颇为忌惮，但其毕竟有拥立之功，因此还是将其提拔为了右丞相，并赐黄金五千斤，食邑一万户。然而，获得重赏之后的周勃，却表现的极为骄横，直到一个多月后有人提醒他小心功高盖主，周勃这才主动辞去了丞相之位。汉文帝二年（前178年），丞相陈平去世，汉文帝重新任命周勃为丞相。

　　汉朝初期，虽然这些侯爵不像地方藩王对朝廷威胁那么大，但由于他们数量太多，且相互之间关系复杂，再加上大多居于长安、位居高位，对皇权的威胁同样不小。因此，汉文帝二年（前178年），贾谊便上书建议遣送列侯返回封地。

　　此议激起了列侯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不仅拒不离京，更是最终迫使汉文帝将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为了让列侯们返回封地，汉文帝找到周勃，对其说道，“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结果，再次担任丞相十个月后，便被免去丞相之位，并返回了封地。

　　周勃返回封地后，便开始担心哪天会被处死，“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简直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结果，有人据此告发周勃谋反，导致其被下狱问罪，甚至遭到狱吏的欺辱，“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

　　后来，周勃通过薄昭（薄太后弟弟、汉文帝舅舅）向薄太后进言，薄太后也认为周勃没有谋反之心，于是对汉文帝说道，“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汉文帝这才将其释放。“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实际上，汉文帝虽然对周勃等功臣多有防范，但其实也不太相信周勃会谋反，否则周勃根本难逃一死。汉文帝此举其实也有一定“杀鸡儆猴”、敲打其他功臣的目的，事实上正是从汉文帝中期开始，汉初那些开国功臣及其后裔，包括曾在诸侯国担任国相的官员和与诸侯王结亲的官员，都基本失去了回到中央担任高官的可能，甚至都很难留居京城。

周亚夫：虽然平定了“七国之乱”，但却卷入权力斗争

　　周亚夫作为周勃之子，因“细柳阅兵”之事被汉文帝看重，被升任中尉，掌管着京城的兵权。后来，汉文帝在病重弥留之际，嘱咐太子刘启，“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因此汉景帝在即位后，便将其提拔为了车骑将军。然而，“七国之乱”爆发后，周亚夫却未被第一时间启用，而这便牵扯到了文景时期的权力博弈。

　　从汉文帝时期开始，为了降低武将功勋集团对皇权的威胁，开始有意减少功勋集团出任朝中要职的人数，转而重用寒门士子，用以平衡朝中势力，而这便造成了武将功勋集团和文官智囊集团之间的矛盾。

　　汉文帝四年（前176年），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等联手逼宫，迫使汉文帝贬贾谊至长沙便是例子，直到灌婴去世，周勃不问政事之后，贾谊才被重新起用。这便是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说的“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

　　汉景帝即位后，又因提拔重用晁错，尤其是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大肆削夺诸侯王封地事件，进一步激化了文官集团与武将功勋之间的矛盾，毕竟对于这些功勋武将集团来说，今天能削诸侯王，谁能知道未来会不会轮到自己？

　　于是，当削藩引发“七国之乱”后，功勋集团再度趁机发难，竟然导致朝廷一时间无将可用，以致晁错不得不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最终，曾任吴相且与武将出身的丞相申屠嘉关系密切的袁盎、外戚窦婴入宫迫使汉景帝在文官和武将功勋之间做出选择，而丞相陶青（开国功臣、开封侯陶舍之子）、中尉陈嘉、廷尉张鸥（开国功臣、安丘侯张说之子）等人更是联名上书逼宫，最终导致晁错被杀。

　　正是在晁错被杀之后，周亚夫才被升任太尉，开始领兵平叛。然而，汉景帝此举毕竟是受形势所迫，因此他虽然杀了晁错，但对逼宫的袁盎等人却也同样恨之入骨，因此当袁盎出使吴国后便再也没有获得重用，窦婴虽然领兵平叛有功，却也就此与丞相之位无缘，而周亚夫虽然因功得以升任丞相，但也就此与汉景帝离心离德。

　　与此同时，由于周亚夫在废立太子刘荣、皇后兄长王信封侯和投降的匈奴将领封侯事件上与皇帝意见不合，再加上梁王刘武的诋毁，最终导致周亚夫在担任丞相五年之后，托病辞职。而由于周亚夫的性格问题，自此之后再未能获得起用。“顷之，景帝居禁中，召条侯，赐食。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櫡。条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櫡。景帝视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条侯免冠谢。上起，条侯因趋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后来，周亚夫的儿子周阳见其年老，便偷偷买了五百甲盾，准备在其去世后发丧用，然而甲盾却是禁止私藏的。而且“取庸苦之，不予钱。​”于是，便有佣工以此为由告发周亚夫意图谋反，汉景帝派人调查，由于周亚夫并不知道此事，因此不知如何回答，结果被误认为是在赌气，汉景帝得知之后，一怒之下将周亚夫交给廷尉审理。

　　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极为经典的对话。“书既闻上，上下吏。吏簿责条侯，条侯不对。景帝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条侯，条侯欲自杀，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国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