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于仲通派王天运攻打南诏使其倒向吐蕃，吐蕃和南诏结为兄弟之国|南诏王|唐朝|阁罗凤|都督|张虔陀

　　南诏王皮逻阁在位期间，唐朝和南诏的合作非常成功，南诏也驱逐了几个跟着吐蕃的势力。但到了天宝七载（748年），皮逻阁去世了，他儿子阁罗凤成了新任南诏王。阁罗凤继位后不久，唐朝和南诏的关系就急转直下，开始了军事对抗。

　　双方关系破裂的引爆点非常怪异，居然来自于阁罗凤与姚州都督张虔陀的个人恩怨。

　　据说，阁逻凤按惯例带着王妃来拜见张虔陀。结果张虔陀见到王妃后魂不守舍，屡次三番向阁逻凤索要，双方不欢而散。之后，张虔陀又“遣人骂辱之”，还在李隆基面前说坏话。

　　天宝九载（750年），阁罗凤发兵攻姚州，破城杀张虔陀，城中百姓“皆被移隶远处”。同时南诏继续进兵，攻占了姚州所辖的三十二个羁縻州。

　　刚才这段叙述来自于《旧唐书・南诏传》，由于旧唐书的史料价值，以前很多学者都认为，南诏的背叛是因为唐朝大臣欺压太甚所致。也就是说，张虔陀是罪魁祸首。

　　但如果这件事放在这些背景资料里看会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张虔陀为什么要这么做？张虔陀可是姚州都督，想找个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干嘛非得要阁罗凤的老婆？而且他为什么明明知道阁罗凤不能答应，还屡次三番地逼着阁罗凤低头？

　　在今南诏太和城遗址内，保存着一块南诏德化碑。这方碑刻是阁罗凤表示自己叛唐都是迫不得已，希望继续和唐朝搞好关系。碑文中特意罗列了张虔陀的六条罪状，其中的第二、三、五条很值得玩味。“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故知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雅变。岂世情而致，抑天理之常。我赞普钟蒙国大诏，性业合道，智覩未萌。随世运机，观宜抚众，退不负德，进不惭容者也。王姓蒙，字阁罗凤，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之长子也。应灵杰秀，含章挺生。日角标奇，龙文表贵。始乎王之在储府，道隆三善，位即重离。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抚军屡闻成绩，监国每著家声。唐朝授右领军卫大将军兼阳瓜州刺史。洎先诏与御史严正诲静边寇，先王统军打石桥城，差诏与严正诲攻石和子。父子分师，两殄凶丑。加左领军卫大将军。无何，又与中使王承君同破剑川，忠绩载扬，赏延于嗣，迁左金吾卫大将军。而官以材迁，功由干立。朝廷照鉴，委任兵权。寻拜特进、都知兵马大将。二河既宅，五诏已平。南国止戈，北朝分政。而越析诏余孼于赠，恃铎矟，骗泸江，结彼凶渠，扰我边鄙。飞书遣将，皆辄拒违。诏弱冠之年，已负英断，恨兹残丑，敢逆大邦。固请自征，志在夷扫。枭于赠之头，倾伏藏之穴。铎矟尽获，宝物并归。解君父之忧，静边隅之祲。制使奏闻，酬上柱国。天宝七载，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抚存。遣中使黎敬义持节册袭云南王。长男凤迦异时年十岁，以天宝入朝，授鸿胪少卿，因册袭次，又加授上卿，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既御厚眷，思竭忠诚。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将谓君臣一德，内外无欺。岂期奸佞乱常，抚虐生变。初，节度章仇兼琼不量成败，妄奏是非。遣越巂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通路安南。赋重役繁，政苛人弊。被南宁州都督爨归王、昆州刺史爨日进、棃州刺史爨祺、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彦昌、南宁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煞竹灵倩，兼破安宁。天恩降中使孙希庄、御史韩洽、都督李宓等，委先诏招讨，诸爨畏威怀德，再置安宁。其李宓忘国家大计，蹑章仇诡踪，务求进官荣。宓阻扇东爨，遂激崇道，令煞归王。议者纷纭，人各有志。王务遏乱萌，思绍先绩。乃命大军将段忠国等与中使黎敬义、都督李宓，又赴安宁，再和诸爨。而李宓矫伪居心，尚行反间。更令崇道谋煞日进，东爨诸酋，并皆惊恐。曰：‘归王，崇道叔也；日进，弟也，信彼谗构，煞戮至亲。骨肉既自相屠，天地之所不佑。’乃各兴师，召我同讨。李宓外形中正，佯假我郡兵，内蕴奸欺，妄陈我违背。赖节度郭虚己仁鉴，方表我无辜。李宓寻被贬流，崇道因而亡溃。又越巂都督张虔陀，尝任云南别驾，以其旧识风宜，表奏请为都督。而反诳惑中禁，职起乱阶。吐蕃是汉积雠，遂与阴谋，拟共灭我。一也。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间我。二也。崇道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却收录与宿，欲令雠我。三也。应与我恶者，并授官荣，与我好者，咸遭抑屈，务在下我。四也。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欲蔽我。六也。于时驰表上陈，屡申冤枉，皇上照察，降中使贾奇俊详覆。属竖臣无政，事以贿成。一信虔陀，共掩天听，恶奏我将叛。王乃仰天叹曰：‘嗟我无事，上苍可鉴。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即差军将杨罗顚等连表控告。岂谓天高听远，蝇点成瑕，虽布腹心，不蒙衿察。管内酋渠等皆曰：‘主辱臣死，我实当之。自可齐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难不防，坐招倾败。’于此差大军将王毗双、罗时、牟苴等扬兵送檄，问罪府城。自秋毕冬，故延时序，尚伫王命，冀雪事由。岂意节度使鲜于仲通已统大军，取南溪路下；大将军李晖从会同路进；安南都督王知进自步头路入。既数道合势，不可守株。乃宣号令，诫师徒，四面攻围，三军齐奋。先灵冥佑，神炬助威。天人协心，军群全拔。虔陀饮酖，寮庶出走。王以为恶止虔陀，罪岂加众，举城移置，犹为后图。即便就安宁再申衷恳。城使王克昭执惑昧权，继违拒请。遣大军将李克铎等帅师伐之。我直彼曲，城破将亡。而仲通大军已至曲、靖。又差首领杨子芬与云南录事参军姜如之赍状披雪：‘往因张卿谗构，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傥若蚌鹬交守，恐为渔父所擒。伏乞居存见亡，在得思失。二城复置，幸容自新。’仲通殊不招承，劲至江口。我又切陈丹欵，至于再三。仲通拂谏，弃亲阻兵，安忍吐发，唯言屠戮。行使皆被诋呵。仍前差将军王天运帅领骁雄，自点苍山西，欲腹背交袭。于是具牲牢，设坛墠，叩首流血曰：‘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今节度背好贪功，欲致无上无君之讨。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史祝尽词，东北稽首。举国痛切，山川黯然。至诚感神，风雨震霈。遂宣言曰：‘彼若纳我，犹吾君也。今不我纳，即吾雠也。断，军之机；疑，事之贼。’乃召卒伍，撊然登陴。谓左右曰：‘夫至忠不可以无主，至孝不可以无家。’即差首领杨利等于浪穹参吐蕃御史论若赞。御史通变察情，分师入救。时中丞大军出陈江口。王审孤虚，观向背，纵兵亲击，大败彼师。因命长男凤迦异、大军将段全葛等，于丘迁和拒山后赞军。王天运悬首辕门，中丞逃师夜遁。军吏欲追之。诏曰：‘止。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殒多矣。’既而合谋曰：‘小能胜大祸之胎，亲仁善邻国之宝。’遂遣男铎传旧、大酋望赵佺邓、杨传磨侔及子弟六十人，赍重帛珍宝等物，西朝献凯。属赞普仁明，重酬我勋效。”

　　第二条说的是“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间我。”阁罗凤认为，这是张虔陀在南诏内部掺沙子。

　　第三条说的是“崇道，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彼收录与宿，欲令仇我。”这条里的“崇道”指的是爨崇道，为两爨大鬼主，曾受封为唐南宁州司马威州刺史。天宝五载（746年），爨氏捣毁安宁城，杀筑城使的反叛，爨崇道是主使人之一。此事之后，南诏吞并了爨氏地盘，爨崇道也受到了惩罚。阁罗凤认为两爨地区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不允许摇州都督收容崇道，认为这是张虔陀在有意使坏。

　　第五条是说张虔陀“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张虔陀身为一州都督，筑城练兵是他分内之事，无可指责。至于“密欲袭我”，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倒是确有可能。但不能因为他“欲袭我”就先下手为强，破洮州，杀张虔陀。这属于典型的有罪推定。

　　以当时唐朝和南诏开始交恶的大背景来说，张虔陀在南诏内部扶持亲唐势力、拉拢爨氏贵族、“筑城练兵”，都是在执行唐朝的政策，南诏反叛这个责任都让他承担，多少有点冤。

　　另外，在南诏德化碑里还有一条特别有意思，这就是张虔陀罪状的第一条，“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共灭我”。这条罪状要是真的，那事可大了。因为联合吐蕃共谋南诏的事情，在整个唐史里面没有任何记载。

　　唐朝和吐蕃虽然打了一百多年，但对于联合吐蕃这件事，似乎唐史的作者并不是特别忌讳。之前李世民打西突厥，曾经联合吐蕃一起出兵。安史之乱后，唐朝也曾经邀请吐蕃出兵平叛。这些在唐史里都有明确的记载，可邀请吐蕃一起搞南诏是真的没有任何记载。

　　那么从大背景的角度下，唐朝有没有可能和吐蕃联手呢？

　　说起来，唐朝和对手联合的例子倒也不是没有，唐朝在西域就联手大食搞垮了突骑施。

　　但大食和吐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唐朝从来也没把大食当作主要敌人。整个唐朝能称为主要敌人的异族政权，一共就两个：北边的突厥和南边的吐蕃。这两个异族政权都是能直接威胁唐朝核心区的安全，而大食远在中亚，离唐朝的核心区有两千多公里。

　　另外，唐朝和大食之间有缓冲区，唐蕃之间可没有。

　　吐蕃在云南的势力范围，直抵浪穹诏所在地，也就是今天的洱源县。此地距姚州都督府直线距离只有140公里，可谓朝发夕至。

　　那么唐朝联合吐蕃搞垮南诏，又能得到什么，和吐蕃共分云南？很显然这不是唐朝的战略目的，否则的话，唐朝就没必要扶持南诏兼并其他五诏了。这么看来，唐朝联合吐蕃搞南诏的可能性，无限趋近于零。

　　除非是张虔陀自作主张联系上了吐蕃，可唐朝设姚州的目的，在《旧唐书・地理志》写得非常明白，就是“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结果张虔陀身为姚州都督，非要跟朝廷拧着来，来了个“联合吐蕃，进攻蛮獠”，这可能吗？

　　反过来再说南诏，吐蕃的势力范围可是直接压在南诏头上，洱源县离南诏的龙口城（大理上关）只有二十多公里，可谓近在咫尺。

　　阁罗凤都已经知道了唐蕃联手，还敢置后方空虚于不顾，调兵围姚州，破城杀张虔陀。这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综合以上各种背景，只能说张虔陀联合吐蕃共谋南诏，很可能是阁罗凤故意抹黑。张虔陀和阁罗凤也不是所谓的个人恩怨，而是唐朝与南诏之间的利益关系从合作走向激化的必然结果。反倒可能是南诏和吐蕃的关系加强了，阁罗凤有了吐蕃军队不会南下的默契，才有可能攻城杀将。

　　另外还要注意破姚州的时间点，当时唐朝已经决定惩罚南诏了。

　　《新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天宝八载（749年）十月，“是岁，特进何履光率十道兵以伐云南”。《新唐书・南诏传》也记载：“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

　　何履光带兵从岭南沿步头路北上，直接攻入了南诏的控制区。

　　这就可以看出步头路的重要意义了，有了这条沟通南北的道路，剑南唐军可北抗吐蕃、东控爨氏、西遏南诏、南抚安南。所以唐朝在开通步头路、修筑安宁城的时候，才会造成那么大的反弹。

　　正是在唐朝已经动手背景下，阁罗凤才在天宝九载（750年）兵围姚州，击杀了张虔陀。

　　但攻破姚州并没有影响何履光的进展，最晚在天宝十载（751年），他“取安宁城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乃还”。

　　唐军收复安宁城之后，打通戎州（宜宾）、嶲州（西昌）与安南都护府（越南河内）的交通路线。而南诏则是门户洞开、腹背受敌，再加上安宁城产盐，也让南诏失去控制滇中的经济手段。所以，南诏拼死也要夺回安宁城。

　　这时候，唐军也发动起来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大军从戎州（今四川宜宾）沿南溪路进军，大将军李晖由嶲州（今四川西昌）沿会同路开进，安南都督王知进沿步头路北上，三路大军分进合击，刀锋直指南诏。

　　南诏趁唐军尚未到达之际，出兵再次夺得安宁城。然后，阁罗凤遣使到军中谢罪，表示愿意归还姚州的俘虏，重建姚州城，同时还威胁道：“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

　　鲜于仲通也是有点轻敌了，认为南诏小顽，何敢抗王师，大军到日，便如沸汤泼雪。于是他囚禁了南诏使者，率兵直抵洱海地区，同时派遣大将王天运率军至点苍山后，拟腹背交袭南诏王都太和城。

　　阁罗凤见状，心知已无善了，遂遣使浪穹向吐蕃大将论若赞求援，论若赞“通变察情，分师入救”。得到了吐蕃会出手相救的消息，阁罗凤准备拼死一搏，他令长子领兵拒王天运所部唐军，自己亲率主力迎战鲜于仲通。

　　由于丢了安宁城，得不到南路唐军的支援，鲜于仲通大败，损兵六万人，仅以身免。

　　白居易在《蛮子朝-刺将骄而相备位也》一诗中写道：“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

　　鲜于仲通的次子也在此战中力战而殁，可见战况之惨烈。

　　大败唐军等于是交了投名状，南诏和吐蕃的关系得到了飞速发展。

　　关于两个势力的结盟，唐史里缺乏记载，所幸《南诏德化碑》和敦煌藏文史料有详细记载，可以补充缺失。

　　按照《南诏德化碑》的记载，天宝十载（751年）末，阁罗凤派出了一个堪称豪华的使团，其中包括王子、大酋等高等级贵族六十多人。这些人到达拉萨后，得到了吐蕃赞普的隆重接待。尺带珠丹命宰相持金冠锦袍等一大堆珍宝，赐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载（752年）正月一日，又在邓川举行隆重的仪式，封南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给金印，称东帝。并授长子凤伽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军。阁罗凤遂改年号为“赞普钟元年”。“遂遣男铎传旧、大酋望赵佺邓、杨传磨侔及子弟六十人，赍重帛珍宝等物，西朝献凯。属赞普仁明，重酬我勋效。遂命宰相倚祥叶乐持金冠、锦袍、金宝带、金帐（状）[床]、安扛伞、鞍银兽及器皿、珂贝、珠球、衣服、駞马、牛缕等，赐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载正月一日，于邓川册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授长男凤迦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凡在官僚，宠幸咸被。山河约誓，永固维城。改年为赞普钟元〔年〕。”“钟”为藏语音译，意为“弟”，“赞普钟”即赞普兄弟之意。

　　所谓“大瑟瑟告身”是告身等级中最高一级，仅授给大贡论（即宰相）一级的官员。

　　从上面的记载可见，吐蕃对表现出了非比寻常的重视，约为兄弟之国的待遇，在吐蕃与周边势力的关系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例。不过，这些都是南诏的记载，会不会吐蕃根本没这么重视，他们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来看看藏文史料是怎么记载的。

　　敦煌文献《大事记年》的记载是从天宝七载（748年）到天宝十三载（754年）的大事纪，但好在《赞普传记》的第七篇里记载了南诏与吐蕃结盟的内容，可以用来补缺：“南方之东部，南诏地面，有谓白蛮子者，乃一不小之酋长部落，赞普以谋略封诏赐之，南诏王名阁罗凤者遂来归降，前来致礼。赞普乃封之曰‘钟’，民庶皆归附庸，地域，增长一倍。以南诏王降归吐蕃为民之故，唐廷政权大为低落，且极为不安。就南诏王而论，彼承事唐廷，忽转而以唐为敌，献忠诚归顺于吐蕃赞普墀德祖赞之驾前，其所陷唐廷之土地、城堡一一献于，临阵交战时，抓拿唐人有如屠宰羔羊一般”。

　　从文件的措辞上看，南诏与吐蕃结盟后，确实获得了“钟”的地位，南诏文献里说“约为兄弟之国”，也不算夸张。但是也要注意两方文献措辞上的差异。南诏文献在强调结盟之后，南诏的地位高，所以出现了“给金印，称东帝，约为兄弟之国”的记载。吐蕃文献则在强调赞普的绝对权威，所以着力强调“归降”的含义，出现了“城堡献于赞普，民庶皆归附庸，吐蕃地域增长”的语句。两份文献对比着看，能明显感受到双方心态的差异。这种差异将为日后的种种变化埋下了伏笔。

　　鲜于仲通惨败之后，唐朝在天宝十二载（753年）做出了一次尝试，命汉中郡太守出兵重置姚州。但这次行动，被南诏绝粮道、围府城，大败而回。

　　就在这种情况下，唐史居然出现了一条唐军大破南诏的记载。《资治通鉴》有云：“天宝十一载六月，甲子，杨国忠奏吐蕃兵六十万救南诏，剑南兵击破之于云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虏六千三百，以道远，简壮者千余人及酋长降者献之。”台湾学者王吉林先生对比各种资料后认定，这条记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应该是杨国忠为了遮掩天宝十载（751年）的败绩，谎报了军情。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如何看待史料记载的问题。即便是如司马光，也不能不保证写得全都对，该犯错的时候一样会犯错。

　　天宝十三载（754年），杨国忠再次筹划征南诏。

　　按道理说，当时的唐朝已经不具备再征南诏的条件。因为南诏和吐蕃的联盟正在蜜月期，二者合力的强度远远超过了劳师远征的唐军。再加上鲜于仲通全军覆没的事已在中原引起震动，百姓对云南的疫病和瘴气畏如猛虎，征召士卒难上加难。

　　但杨国忠不管这些，他派御史分道捕人，不从者铐送入营，百姓哭声震天。

　　杜甫目睹百姓为逃兵役，不惜自残肢体的惨状，愤而写下《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唐军再次采用南北夹击的策略，剑南节度留后李宓率兵七万从北面进攻、安南都护府调兵从南沿步头路北上。

　　阁罗凤采用诱敌深入的对策，将唐军引到大和城后，坚壁清野，闭壁不战。唐军长途跋涉，粮草不支，又水土不服，受瘴疫之苦，“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等唐军坚持不住了，准备撤军的时候，南诏联手吐蕃在路上设伏，唐军再次惨败。

　　《南诏德化碑》上记载，“时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已至巴蹻山。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竞角竞冲。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衂，元帅沉江。诏曰：‘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亡大礼。’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

　　这两次征南诏都发生在天宝年间，史称“天宝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