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崇古重老现象盛行,“百善孝为先”,“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古代社会曾以“孝廉”作为选官的标准,到现代社会,也大力推行孝文化,俗话常说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自古以来的对于死葬、祭祀的重视,无一不是这种现象的证明。究竟为何崇古重老思想在中国社会如此的根深蒂固,崇古重老现象能够在中国长盛不衰呢?
对崇古重老思想产生的条件进行分析
崇古重老现象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产生并发展至今,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可以说中国社会就是崇古重老思想产生的沃土。无论是自然环境、经济基础,还是政治形态都很适合这种思想的产生。
首先,从自然环境进行分析。古代中国一直处于相对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中。中国的东、南是大海,北部是沙漠,西部是山脉,地理位置相对封闭。在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下,文化的发展只能走古今整合的道路。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中外文化交流整合较为成功的实例,例如佛教和佛学的传入,不仅丰富了中国宗教,而且作为佛教理论内核的佛学,还促进了中国本土哲学的发展,并逐渐融合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释三大流派,对中国的儒学和道家学派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为其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总起来看,中国古代的中外文化交流还是相对贫乏,缺乏外来文化的新鲜血液,遂不得不从先辈、祖辈那里吸收营养,因此崇古意识也日渐坚牢。

其次,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是以农耕经济为主导,包括游牧经济、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等多种成分的经济形态。农耕经济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主体。这其中又以小农经济为主要形式,这种农耕经济的发展是以社会稳定和使用为前提的,而这种稳定的经济形式使得人们不愿做出改变,催生了崇古思想的产生。小农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经验的传承,这毫无疑问就造成了社会对于经验的掌握者即老人的崇拜。农业社会人们主要依赖“天”,所谓的风调雨顺,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这种“靠天吃饭”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推崇祖先,以此来祈求风调雨顺。除外,农业经济的集体劳作产生的集体本位思想,使人们重集体轻个人,也使得崇古重老能够产生发展。
最后,从政治形态进行分析。宗法制是在父权家长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贵族世袭统治制度,是合政权、族权、父权、神权于一体的社会政治形态,它以血缘为依据,通过层层分封,确定贵族的等级关系,分配不同的政治权,由此形成严密的等级体系。这种以血缘为依据的宗法制,重视血缘关系,有着严格的家庭等级,所谓的“三纲五常”,“父母在,不远游”,嫡长子继承制都是这种制度的影响,虽然这种制度存在的时间不长,到春秋就已走向瓦解,但是宗法观念却一直延续下来对我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家国合一的宗法制度是主要的社会结构,这种家国合一的制度,使得统治者非常愿意宣扬尊老孝悌,并把孝发展为忠君,这样一来,就为统治者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拥护者,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社会的管理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氏族血缘社会的影响
我国古代长期处于氏族血缘社会,生产力的严重低下使得人们去寻找某种崇拜,特别是母系社会人们的原始宗教与崇拜现象严重。最初是多神崇拜,包括自然崇拜和动物崇拜,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图腾崇拜,它常与氏族人们追寻祖先的意识结合与一起。即将某种特定的自然物或动物视为本氏族的祖先,进而成为本氏族的标记。随着社会的缓慢进步,图腾崇拜逐渐发展起祖先崇拜,这是早期的鬼神崇拜与血缘、婚姻观念相结合的产物,将祖先的魂魄视为保护本氏族的神灵而受到祭祀。祖先崇拜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圣王崇拜和崇古,使得我国的崇古心理源远流长。
儒家思想的影响
自从西汉武帝开始,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就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并影响着我国社会一直至今。儒家从一开始就是崇古重老的,从它的创始人孔子开始就一直如此。孔子的一生都致力于恢复周礼,对西周时代的推崇,支持着他一生都在为之奋斗,即使周游列国未能实现其政治理想,他也从其他方面传播着这种思想,影响着我国社会。具体来说,儒家崇古重老有内外两方面的目的。儒家的儒生们不会仅仅因为古代圣贤德行如何高尚而崇古。实际上,儒家的崇古目的,基本可以分为两个:一是对外的,一是对自己的。推崇古人,对外有一种号召力和巨大的影响力,儒家把尧舜夸到天上去,其影响力能不大吗?而且太平盛世是大家心里一致的愿望,既然前世已经有人用这一套法子成功开创太平盛世,何不借来一用呢?这看似简单的推理,实际上反映出儒家人利用了中国国民哲学中普遍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也反映出儒家人自身的哲学修养。以古代圣贤的名义,推销自己的主张,这不能简单地视作一种复古行为。儒家崇古并不是盲目复古,事实上他们学说的最终目标是圣贤之治,是主张社会能恢复到西周那种状态。对内方面,古之圣贤是孔孟精神的归宿。孔孟言必称尧舜,如此的推崇,还因为古代圣贤是他们精神的领袖,是他们心目中不可动摇的权威,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崇景仰,没有功利心。历朝历代德才兼备的圣贤,使孔孟具备精神动力,鞭策他们积极奔走呼号,促使他们不断探求新知。
思维方式的影响
“引譬连类”的诗兴思维继承了神话思维形式,保留神话思维重起源传统,重先例的思维。中国人善于形象思维,这种思维形式以把握对象的形象特征,如神情、外貌、构图和形象联系等来识别对象的表层和本质,它思维线短、速度受限,较难超前,它对于文学艺术创作作用很大,但另一方面,也使得抽象能力差,比较务实,重视经验,崇古。除外,惯性思维倾向于一种特定的方式进行,特点是稳定、保守、缺乏想象性;封闭式思维长期在固定的领域和内容框架内进行思考。这些思维方式,都较容易产生崇古的思想。

传统民族心理特征的影响
我国传统的民族心理特征有着极其独特的特点。重名心态,注重生前死后的名声。这种重名心态来自于重视血缘、延续祖宗血脉、光宗耀祖的血缘传递。反过来,这种重名的心态也使人特别地重老,尤其是孝顺,以为了得到名声。求稳与折中的心态,这与传统的中庸、无为思想和大一统思想相联系。这种心态,使得人们没有冒险精神,习惯于按照先例来做,所谓“法不责众”,是自我保护的表现,更增强了崇古重老的观念,使之不断地发展延续。
崇古重老得以延续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就家庭和家族而言,意味着后辈对前辈的顺从和前辈对后辈的专制。每一代人在前一代人面前都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每一代人在下一代人面前又只有权利,没有义务,这使得义务无限放大,又使权利无限膨胀。从这个角度来讲,遵从上代也意味着尊崇自己,下一代对自己无条件地尊崇,这与“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心态类似,在自己这一代,无从改变这种现象,就这样安慰自己,当自己处于被尊重的位置时,就会全力地享受这种权利,这种自身利益的传递使得崇古重老得以延续。
崇古重老对于家庭的和睦与稳定,社会敬老风气的形成有着重大的作用,使得传统的思想文化成果得以完整地保存和流传下来,但是,这种崇拜心理也容易造成人格的分裂和心理的扭曲,在日常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便是保守、封闭、盲从,这使得任何新的变革和发展,都必须披上尊祖尚古的外衣,从祖先、从过去寻找依据,让创新和发展缓慢,它的长期盛行就形成了“权威性格”,它的极端表现也即是儒家所提倡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显然这是不利于人的发展和社获得进步的。
现代人有很大一部分鄙弃古人“崇古”,以为这是我们近代落后的罪魁祸首。不能说两者没有因果关系,但其实并不那么大。科学为何没有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那是另一个大问题,与“崇古”其实并无多少直接关联。
“崇古”固然有它的害处,比如永远秉持保守主义,对于改革永远持反对态度,是改革的阻力。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人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点。而“崇古”带来的益处,却被他们自动过滤,或视而不见。甚至古代也并非全是“崇古”,也有“非古”思想。荀子主张“法后王”,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更是提出“今胜古”的思想,主张积极变化。所以认为古人只是“崇古”,或是“崇古”毫无可取之处,认识未免浅薄了些。若果真一点不可取,那么中国何以能够传承五千年?
崇古的好处,究其大者有三点:一是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以古讽今;二是阐述自己的思想,用古代的瓶,装自己的酒;三是打造共同的先祖,维护国与家的统一团结。
以古讽今
每一代人都对现实不满,都认为现实的制度不好,尤其是在战乱的时代。
第一个认为古时好的人应该算是孔子。孔子生逢乱世,春秋末年,五霸创立的“代天子行征伐大权”体系瓦解,天下战乱频仍。孔子作为思想家,他需要给天下开一剂良方,寻求解决之道。当时的社会还远远没有形成统一天下的思想主张,仍是西周的分封体制,所以孔子只得回溯过往,他找到了周公治世的模式。以礼乐教化行天下。正因为人们抛弃了传统的礼乐之道,所以才欲望勃发,交相攻讦。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孔子可能有点迂,但这并非他的错。“礼乐”确实是好的,后来历朝历代也依然在奉行。他只是没看到是“分封制”出了问题。不能以此来苛责孔子,因为谁都没有逃出时代的局限。
其后是墨子。
墨子反对儒家。既然孔子推崇周公,那墨家要想压儒家一头,就必须找一个更古老、成就更大的伟人来作为自己的旗帜。于是墨子选择了——大禹。
大禹比周公更古老吧?何况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其功绩更是超过周公定礼乐。可以说大禹是最符合墨家的完美形象。他以自己的实干来帮助天下百姓,同时也暗合了墨家的“兼爱”思想。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
墨家也同样对现实不满,故而借大禹提出了“兼爱”、“非攻”的主张。认为只要人人相爱,将人视为自己的家人,就不会再起刀兵了。
后人看来墨家学说过于天真。爱是有等差的,与自己亲近的则爱多,疏远的则爱少,这是人之常情。只能说墨家学说是一次伟大的尝试。
但无论如何,墨家借着大禹向儒家出招了,儒家也不能不回应啊。
接下来就是孟子。
孟子隐然为孔子的继业者,道统的传续者。墨家想压儒家一头,他肯定不同意。于是孟子再向前追溯,他找到了尧、舜。这肯定比大禹要高一头。所以孟子推崇尧舜之道。
而在治理天下方面,他提出了政治上行“王道”,经济上要分工互助,君王传承上要学尧舜的禅让,对传承者进行考察试用,才能与德行符合才委以天下。对于那么荒淫无度的君王,孟子则主张“诛之”!
如今以现代的眼光看,孟子的传承思想正是现代社会的方式,但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显然不合时宜,所以他的主张也大多不被采纳。自此以后,“崇古”也就成为了我们文化的潮流,例如老子的“小国寡民”等。
他们既是学派思想的激辩纷争;同时也是是以古讽今,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旧瓶装新酒
社会总要前进,古代那一套不可能完全适合当前。所以说古人聪明。他们发现古代社会是已经过去的了,谁也不知道具体是何模样,只能凭借典籍。但典籍的记载总要有人阐述,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于是古人发明了一个方法,不反对崇古,因为那已是潮流,但可垄断古代的解释权。既然大家都不了解古代,那怎么解释就看自己了。这就是旧瓶装新酒。
孔子并非全部复述周公,他提出了“仁”的概念。孟子也不全是遵照孔子,他重视个人自由、平等,提出了“君之视我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这些都是前人所没有的。墨子的“兼爱”、“非攻”显然不是大禹的,而是高举大禹的旗帜,说着自己的话。
后世除了荀子、法家士子反对崇古外,其余思想家均是在古人的大旗下说自己的主张。
由此可见,古代的崇古并非一味遵从,若果真如此,现在与三皇五帝时还有差别吗?所以,可别小看了古人的智慧。
打造共同先祖,维护统一
这一点可谓是最最重要的。
一个家只要最年长的长辈还在世,这个家就不会散,每年还能聚在一起。可一旦长辈过世,子孙就很难再聚起来了。所以古人的崇古打造出了我们中国人共同的祖先崇拜:黄帝乃“人文初祖”,我们是“炎黄子孙”,是“华夏儿女”。这就是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同一族群,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华夏”信仰。这也是我们能数千年无论分裂多久都能最终一统的根本原因!
“国”是如此,“家”也一样。古代大家族如何保持凝聚,就是树立共同的先祖。所以每年祭祖,家谱上都会追溯到最古老的第一位先祖。如今大家族没有了,成为了小家庭。但我们共同的祖先信仰还在,每年“祭黄帝陵”、“祭孔”,都是在强化同一个祖先的意识,强化中国人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凝聚力。
所以综上,古人“崇古”固然带来了些不好的部分,对于求变的意识是一种阻力;但同时也有它巨大贡献的一面,对现实的永远不满足,对完美“大同”社会的追求,对国家的凝聚统一都做出了巨大而不可磨灭的贡献。现代要做的便是继承其优点,改造其缺陷。兼具对祖先的祭奠,以及对未来的开拓。如是则已矣。
一种文化本身并没有所谓的优劣,精华与糟粕之分,只是在特定的阶段表现的作用不同,崇古重老也是如此,在今天,看到这种社会现象,分析研究这种思想,就要使之发挥其积极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