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月来，最高检就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连续发布了四批典型案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与“非典”疫情相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发生的案件呈现怎样的特点？3月8日，最高检涉疫情防控检察业务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就社会关切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

　　苗生明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犯罪与“非典”时比，发案量大，网络化、信息化特征明显。“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涉 ‘非典’疫情案件仅353人，而截至日前，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的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

　　苗生明介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执法司法理念更加进步，检察机关在依法从严打击犯罪同时，积极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较“非典”时期打击重点新增暴力伤医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两类犯罪。

　　发案量大，网络化、信息化特征明显

　　“与‘非典’时期相比，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犯罪发案量大，网络化、信息化特征明显，其犯罪行为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社会危害性更大。”苗生明说。

　　苗生明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和2003年的“非典”疫情都属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总的看，两个疫情期间，司法机关重点打击的犯罪行为所涉及的罪名有很大范围的重合，都涉及传播病毒、制假售假、哄抬物价、失职渎职、造谣传谣等类犯罪，四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中涉及的罪名，大都在“非典”期间发生过。

假冒伪劣“3M”口罩

　　“两次疫情发生的经济社会背景、疫情波及面、严峻程度有较大不同。”苗生明具体分析，最为突出的，首先发案量不同。“非典”期间，疫情波及大部分省份，但整体上涉疫情人口远远少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涉及疫情的犯罪案件数量有限，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涉“非典”疫情案件仅353人，而截至日前，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的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就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检察机关介入公安立案侦查的案件已经分别达到6000余件8000余人。

　　其次，罪名分布不同。“非典”期间检察机关办理的涉疫情案件，主要集中在制售伪劣药品，哄抬物价，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等罪名上，而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检察机关办理的涉疫情犯罪案件罪名排名前三的分别是诈骗罪、妨害公务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其中诈骗罪占到所有案件的三成以上，“非典”期间数量最多的三类罪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合计占3%左右。

　　“受网络技术进步和智能手机普及的影响，本次疫情期间犯罪网络化、信息化特征明显。”苗生明指出，从目前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和办理的案件情况看，除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暴力伤医犯罪以外，其他几类犯罪大部分涉及网络，特别是在目前数量最多占比最高的诈骗犯罪以及造谣传谣犯罪中，通过微信、QQ、淘宝等网络平台实施的占绝大多数。

　　“网络从来不是法外之地，我们在2月11日发布的第一批案例中，就选择了2个利用手机网络实施的诈骗案，就是针对这一问题，告诫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同时也提醒社会，注意防范这类利用手机网络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苗生明指出。

　　打击重点新增暴力伤医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两类犯罪

　　苗生明告诉记者，与2003年“非典”疫情相比，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检察机关积极应对不同的犯罪形势，坚持依法打击、震慑涉疫情犯罪，切实维护医疗秩序、防疫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执法司法理念更加进步。

　　苗生明进一步阐释，从刑事政策上，2003年“非典”期间的刑事政策突出“从重”。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检察机关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既在总体上体现依法从严打击的政策要求，又要避免不分具体情况搞“一刀切”的简单操作；既考量行为社会危害性评价的一般标准，又关注疫情防控时期的特殊危害性及其恶劣情节。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坚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当严则严、当宽则宽。在案件办理中注意妥善处理疫情防控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做好释法说理、化解矛盾、消弭对抗情绪等工作，特别注意避免因“过度执法”、“过度追诉”进一步激化矛盾、制造对立，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司法环境。

　　苗生明指出，在打击重点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除了同样把妨害防控措施、哄抬物价、非法经营、制假售假等作为打击重点外，还专门新增了两类打击重点，暴力伤医类犯罪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犯罪。

　　“暴力伤医类犯罪严重侵害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正常医疗秩序，严重影响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社会影响恶劣。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更是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重大隐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苗生明说，对上述两类犯罪予以重点打击，是检察机关依法服务保障打赢疫情防控整体战，全面提升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水平的必然要求。

　　红星新闻记者 赵倩 高鑫 北京报道

　　编辑 陈怡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