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的拟定，不能只考虑管理方便有效的单一维度，而需要综合考量多重社会价值，其中包括人的隐私和尊严。

　　近日，上海一老伯去世数月后，家人却收到了一张老伯在国庆期间的罚单。据警方解释，这应该是电脑系统出现失误，在抓拍违法行为时把其他的闯红灯行人错认成谢老伯，同时户籍数据库更新不及时才闹了这次乌龙。

　　虽然警方主动登门道歉，事实得到澄清，可这样的事还是会让人“后怕”：如果这位老伯不是已经去世，而且恰巧也生活在附近街区的话，他怎么才能洗脱嫌疑呢？在罚单面前，恐怕当事人自己都不敢坚持说一定没有闯红灯吧？或者即便当事人确认当天没有经过那个路口，又要通过怎样的举证才能说服警方纠错？

　　依照大家的生活经验来看，如果被误拍的当事人还在世，恐怕要耗费非常多的时间精力，才能消除误解。有些人很可能就认栽，交了这20元的罚款省去麻烦。所以，这个乌龙事件虽然已经真相大白，但却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思契机。

　　现在不少城市都在启动这样的人工智能执法，把抓拍人像作为处罚依据。此前大家也有类似疑虑，在人脸数据库不够精准、丰富的情况下，怎么区分外貌相似的人群，有没有可能导致误判等。这次事件证明这些担忧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切实可能出现的场景。

　　部分技术的不成熟，会进一步凸显伦理困境。在技术可能出错的情况下，完全依赖智能抓怕作为执法依据，可能伤害个体权益。虽然类似案例还比较罕见，但对于技术和程序来说，一次出错就意味着整体系统存在BUG（漏洞）。之所以案例不多，可能是因为出错没有被及时发现，也可能是因为抓怕还不够多。一旦快速大范围推行，出错的概率很可能会提升。

　　就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律来看，也是基于大数据学习，不断纠错，不断接近准确。这种渐进成熟的过程，在别的领域可能危害还不太明显，但在执法领域，每一次出错，都意味着可能会冤枉一个市民，伤害个体权益的同时，传达的信号也是相当消极的。

　　所以，面对个案暴露出的系统性风险，不能只是个案解决，道歉取消处罚就了事，还应该有系统性的反思。在智能抓拍精准性难以完全保证的前提下，有关部门或许应该统筹调研已经试行该做法的地区，基于目前案例来认真测算一下准确性，同时该追问一下在程序上有没有赋予个体维权纠错机制。

　　而超越技术之外，还可以思考的问题在于，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智能抓拍的路上走得太快，忽视了对于技术伦理、个体隐私等公共问题的探讨和寻求共识。例如要实现智能抓拍的准确，前提可能是收集尽可能详细的个体人像数据。公共政策的拟定，不能只考虑管理方便有效的单一维度，也需要综合考量多重社会价值，其中就包括人的隐私和尊严。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守一

　　编辑 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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