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里面儒家最基本的根源性的典籍。中国的文化是开放的，多元的，它的主体文化也是三足鼎立，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儒、佛、道三教。这三教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间始终是相辅相成。从隋唐以来，我们就有这样的说法，叫做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相互配合。我们现在读的四书可以说是儒家的根源性典籍。儒家根源性的典籍我们常常会讲到四书五经，其实四书可以说是五经的一个提炼，也可以说是入五经的一个门径。这个工作是理学家们做的，理学家把四书提炼出来。五经在汉代就已经成立，汉代就有了五经，汉代还设立了五经博士，专门研究五经。那么到了宋代，重新振兴儒学的时候，他们又从五经的《礼记》里面单独地提炼出来一篇《大学》，一篇《中庸》。然后再配合以《论语》、《孟子》，形成了四书，也叫做四子书。因为他们认为，《论语》是孔子写的，或者至少是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大学》是孔子的弟子曾子，曾参所写的；《中庸》是曾子的弟子，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所写的；而孟子是子思的学生的学生。于是这四部书可以连贯起来，从孔子，到曾子，到子思子，再到孟子，所以又被称为四子书。
今天来读这些书，我们有的可能会认为这是为封建主义服务的。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思想就被认为是为封建社会服务的，而且把它看成政治的东西。政治哲学嘛，好像就是为封建社会服务的。其实我们要搞清楚，儒家是要为社会服务，它是要来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刚才我们讲儒家是来治国的，所谓治国，也就是来治理我们的社会。而治理社会中间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儒家的重点是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传统的三教其实跟我们现在人类社会碰到的三大矛盾有密切相关。人在社会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人跟天地万物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人与自然的矛盾。道家的思想，可以说要让我们尊重天地万物，协调好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第二大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讲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那么儒家呢，就在这个方面着手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第三大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自身的身心之间的矛盾，我们的肉体和灵魂之间的矛盾，中国传统文化中间的佛教，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要解决我们身心的矛盾。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这几个方面和今天要解决的人类社会三大矛盾可以说是相应的。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古人的智慧。我们来读古圣贤的书并不是来学知识，而是要来学他们的智慧。那么这些智慧集中在什么地方呢，就集中在修养上。因为一个人只有把自身修养好了，才能够处理好跟天地万物的关系，才能够处理好跟他人的关系，才能够处理好身心之间的关系。很多人因为处理不好这三大关系，处理不好自己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处理不好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处理不好生命的关系，所以产生很多烦恼痛苦。
在儒家的思想里面，集中的一点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清楚认同自己的一种身份，或者叫做名分，儒家推崇“礼”，建设“礼”，礼治建设的落脚点在哪儿，就落脚在明伦。我们到各个地方的孔庙里面去看，一定会有一个殿，这个殿就叫做“明伦堂”。因为儒家推崇礼，通过礼来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上是个处于什么身份的人。儒家曾经把这个社会的身份分为五大类，就叫做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大类。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哪还有什么君臣啊，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没有君臣关系，但君臣关系所体现的内涵我们社会还有没有？因为君臣关系体现什么内涵，体现领导与被领导，上级和下级，那么我们今天社会还有没有？我想还是有。儒家通过礼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来认识到我们的身份，通过礼来让我们每个人去尽我们的职和责。
如果社会上面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尽伦尽职，或者说是尽伦尽责的话，那么我想我们这个社会就会是有序的，就会是和谐的，你父母尽父母的责任，子女尽子女的责任，你身处什么地位就有什么地位的责任和义务，那么这个社会不就在有序地运行吗？前两个月我在报纸上看到，报道我们国家的导弹之父钱三强先生，报道他身前教导他的子女，他怎么教导他的子女呢？两句话，一句是做你该做的事，第二句是做好你该做的事。我一想这不就是尽伦尽职了吗？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就把你这个身份该做的事情做好它。我想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同样要强调这样的尽伦尽职。
很多人烦躁来源于什么，来源很多，其中有一个来源就叫做不安本分。这个不安本分是我们很多烦恼痛苦非常重要的根源。可能我们现在因为受到很多近代以来的教育，都是叫人不要安于本分。我一旦叫你们安于本分，有人会说这是封建复辟，其实我们亲自去体验一下，或者反思一下的话，我们一定会意识到我们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我们不安本分，我们老想做本分之外的事情，而你又做不到，所以烦恼痛苦就来了。中国魏晋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很多人不安本分，觉得这个外界的关系对自己的束缚太大了。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嘛，个性自由嘛，可是社会的各种制度，或者说是礼教把我们束缚住了，多不好啊。所以魏晋的时候出了很多名士。名士们放荡不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有的名士光着身子在屋里面待着。有朋友来看他，你赶紧穿好衣服啊。你一个人在屋里面光着身子就光着身子，来了朋友你得穿着衣服啊，你光着身子见客人多没礼貌啊。他不穿，朋友来了就来了呗。朋友说你这太不像话了，我来看你，你就这样来接待我啊。他说我从来就是把天地当做房子，把房子当做衣服，你自己跑到我衣服里面来了，你还说我没有礼貌。魏晋时候有这样狂妄的人，不守礼仪，所以当时有些学者就讲了，“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乃尔”。也就是你遵守这个名教也同样有你可以得到快乐的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地来做作呢？没有必要。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社会有社会的规范要求，个人只有遵守了社会存在的共同的规范，那么你才可以得到你充分的自由，否则你没有任何的自由。有人说孔子不是到了七十多岁才有自由的嘛，还从心所欲呢，不要忘了后面还有几个字呢，要不逾矩啊。不逾矩才自由，逾了矩就不自由了。所以，从哲学的高度讲，认识了必然才叫自由，你要和必然去对抗，那你哪里有自由。比如说驾车，你要是遵守交通规则，那你自由自在地开。可你说这交通规则给我束缚住了，我不遵守它。你看你有自由没有，你闯红灯就把你扣下来了，你逆行也把你扣下来了，就没有自由了。所以，任何的自由都是在一定的规则之下的自由。人生的修养在于让我们懂得规则，懂得这个规矩。儒家在这方面就告诉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来提升我们自己的遵守人生规律、社会规律的，这么一个自觉的人。
儒家常常把圣人比喻成什么呢。《孟子》里就讲到这个话，一个人具有仁和智两个品格的话，那就是一个圣人，既仁且智。那么什么叫仁，什么叫智呢，《淮南子》里面有一句话：“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他的知识非常丰富，天文地理没有不精通的，但他就是不知人道，那他就不能称为智。下面一句“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万物你都很爱了，就不爱人类，就不能称作为仁。所以仁和智都是和人有关的，要懂得人道，要爱人类。我们现在很多人是遍知万物不知人道，也有很多人去爱护所有动物就是不爱护人自己，所以你说要成圣不可能了。
仁和智大家都知道一个最普通的说法，叫做“仁者爱人，智者知人”。这对不对呢，当然也是对的，但这是不是一个最高的境界呢？不是。《荀子》这部书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孔子坐在屋里，他的弟子子路来看他。孔子就问他，何为仁，何为智。子路说仁者被人爱，智者被人知。孔子就跟他说，可以为士矣，称得上是一个读过书的人了，知书达礼的人了。子路出去了，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贡进来了。孔子还是问这两个问题，子贡的回答就是我刚刚讲的，“仁者爱人，智者知人”，孔子说可以为士君子矣，可以称得上是士里面的君子。所谓君子在这里是跟小人相对，君子和小人相对在古代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从身份来讲的，一个是从道德意义来讲的，君子是遵守道德的，小人是不遵守道德的，这里面的士君子，是读过书里面的有道德的人。子贡出去，颜回进来了。孔子还是问他这两个问题，颜回怎么回答的呢。颜回说：“仁者自爱，知者自知”一个自爱，一个自知。孔子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称赞他，可以为明君子矣，不是一般的君子了，明君子通透，把道理都认识清楚了，看明白了，真正明白了。所以仁和智都包含三个意思，自爱，爱人，被人爱；自知，知人，被人知，最高的是要自爱和自知。所以我们修养，要修养到自爱和自知，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们很多的痛苦就来自于没有自知之明，没有自知之明就不能够安本分，有自知之明，知道我现在能够干什么，应该干什么，而不是幻想着去干我不能干的、我做不好、做不到的事情。能够自知比知人难得多，所以《老子》里面：“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你能够看清楚别人，这说明你智慧比别人强，只有看清楚自己才算一个明白人。能自知才是明，知人只不过是个智。同样地，自爱就是要战胜自己，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要自尊自爱。老子也讲过这样的话：“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你能够打败别人说明你有力，不过如此而已，只有能够战胜自己才能够算是真正的强。所以，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自爱自知。
自爱里面有一个自尊，如果我们拿这样一些品格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检查检查社会。可能会感觉到我们现在的社会太缺乏自爱了。社会上流传着，我们现在是“笑贫不笑娼”，丢失了自爱，为了获得利益可以忘掉一切，采用一切不正当的手段，没有一点羞耻心，没有羞耻心就没有自爱。在一个人的修养里面，羞耻心是非常根本的。《管子》里面就提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缺了一个支柱这大厦就要倾倒。所以，我们通过学习经典，核心的东西是要来修身养性。
《大学》的根本结构就是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里的中心就是修身，它里面讲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我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最终都是落实到修身上去，身修好了，才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学》里面，是把修身的功夫和建功立业的事功结合起来，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内圣”和“外王”两个方面。修养并不是为修养而修养，我们修养最后也是落实到我们的事功上面去，要建功立业。所以，我觉得我们读书会学习最好的次序就是《中庸》里面提到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这样一个学习过程。学要博学，博学从某种意义上讲要多多地学。但是只是多多地学，也不行啊，我们还要审问。法院里面审问案子，“审问”这两个字就是从这里来的。审问就是有疑问要问清楚。你学了以后有很多的疑问，这些疑问你一定要去搞清楚。搞清楚了以后还不够，你要去思考，没有思考你会很茫然。《论语》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你光学不思考，你没有问题，就会变成盲从，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这就叫做迷信。佛教禅宗里面有一句话就叫做“有疑才有悟”，大疑才有大悟，小疑是小悟，不疑就不悟，不悟就变成了迷信。思考就是说你要有问题，然后来思考。思考以后还不够，还要明辨，辨别，你要辨别是非，辨别该怎么做不对，怎么样做才是对，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行动，实践。所以学、问、思、辨、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的次序，而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行。《荀子》里面也有一句话：“学而至于行而止也”，学了一定要到去做，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知行合一”。
修身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把你明白的做人的道理落实到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去。一定要把它落实到生活当中去，这些道理才有生命力，否则就不过是知识而已。儒家里面就讲“下学上达”，上达什么，上达天理，我们宇宙的道理，人生的道理。当我们明白了这些宇宙的道理，人生的道理，还必须要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这就是“下学”。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也要不断地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上达”一定要落实到“下学”，“下学”一定要落实到“上达”，这两个方面一定要结合起来。我们看最重要的，学习就要落实到我们的身心里面去。
近代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叫做“马一浮”，我们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位理学家。我曾经写过一篇介绍马一浮先生的文章，他是中国最后一位理学家，如果我要跟他比，那他是真正的学者，我们自己就什么也不是。为什么这样讲呢，他真遵守“礼”，他坚持这一条。《礼记·曲礼》里面的话：“礼闻来学，未闻往教”，礼啊，只听说过你主动跑过来向我求学，没听说过我跑过去主动教你。当年，竺可桢先生当浙江大学校长的时候专程去请他。浙江大学在杭州，马一浮先生就住在杭州，专程去请他：你到我们学校来讲课吧。结果马一浮先生搬出这两句话“礼闻来学，未闻往教”，我不能去当老师，让他们找我来学，我不能去。那么遵守礼。当年我不太明白，怎么老顽固啊。慢慢地我想明白了，他这个有道理。所以，我们在他面前都要汗颜，我们现在差不多都主动去跟大家讲，今天我也主动跟大家讲，就没有守礼。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也可以方便法门，变通变通。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礼记》的这句话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学习一定要有学习的主动性，那你对他讲才是有效的，他根本没有想要得到，你去给他讲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我来讲我还是冲着大家来，所以我才来给大家讲，还是守了礼的。如果大家不是自愿来，我跑到这个地方来讲那就是对牛弹琴。说对牛弹琴大家不要生气，对牛弹琴是批评那个弹琴的人，你怎么不看对象你就弹呢，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对牛弹琴是在讽刺那个牛。对牛弹琴是在讽刺那个弹琴的人，你怎么不看对象你就弹呢。学习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的主动性。所以《论语》里面才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我们常常讲启发，启发不是随便乱启发啊，要他胸中有这个要求，逼得他不发出来是不行的，这个时候你给他去说，他才能够受益。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要求，他不愤，也不悱，你非得要启发他可能吗？所以，一定要等他“愤”，等他“悱”，这个时候启发就有用了。
学习最重要的是主动性，光有主动性够不够呢？还不行，还要能够融会贯通，不要今天我给你讲了一，你就知道一，明天给你讲了二，你就知道二，那我要让你知道十，那我得讲十次，我要让你闻一而知十，那才行。所以《论语》里面接着就说：“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矣”。什么意思啊，我给你讲方的东西有四个角，我给你讲一个角你应该也知道其他三个角也是这样，结果我给你讲了这一个角，其他三个角是怎样的他不知道，这样的学生趁早别教了。因为他不能够发挥学习的主动性、能动性去融会贯通。“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矣。”不复矣，就是我不再教了。学习一定要有主动性，发挥他的能动性，融会贯通，那么才有意义。
马一浮先生在一次浙江省举行的教师节（那个时候的教师节，就孔子诞辰日），也就是孔子纪念会上有个演说，我觉得这个演说非常有意义。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理学家，可是他的思想我觉得比我们现在很多的儒学者要开明得多。他怎么讲，他说：“欲明孔子之道，须求之自己心性”，也就是说你要明白孔子所讲的那些道啊，恐怕你得先求自己的心性。接下来的一句话，恐怕是很大胆的一句话，但是讲的是一个真理：“历史上之孔子是迹，自性中之孔子是本”。迹就是现象、遗迹，或者说，历史上的孔子只不过是遗迹，自性中的孔子才是本。这两句话是相应的，给我们的修养提出了基本的东西。
儒家讲的修养很多很多方面，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简单的梳理，提出各种各样的德目，各种各样的道德要求。有提出一个德，有提出两个德，有提出三个德，有提出四个德，有提出五个德，有提出六个德，有提出八个德，有提出九个德，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有提出七个德。提出一个德就是“孝”，百行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在中国文化中间，这也是一个最根本的，也是中国文化道德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因为中国文化就是这样讲的，《易经》就是这样讲的，有天地然后有阴阳，有阴阳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孝，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然后有忠。所以，孝是人伦的开始。从这一点出发来讲，讲一，百行孝为先。由一讲到二，孝悌就是二。还有其他很多了，三一直到九，其中我就没找到一个七。马一浮先生就讲，“欲求自性中之孔子，其道何由？”提出来要以自性中的孔子为本，从哪条路走过去呢？他提出了三条，“盖有三段”。
第一，“判敬肆”，是恭敬还是放肆，因为《尚书》、《诗经》都讲到：“克念作圣，罔念作狂”，你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念头就能够成为圣人，可是你任由乱七八糟的念头，那你就是个狂人。所以，都在一念之间，一念敬，一念肆。圣人的功夫就是“敬”，“礼”的核心就是“敬”，“敬”就是相互的尊重。
其实“礼”里面讲的“敬”也是尊重他人的人权的最根本的体现。我本来对人权的认识也就跟我们现在社会上流传的一样，好像人权保障、保护人权，都是什么言论自由，政治自由。其实人权最基本的人权是什么？吃得饱，穿得暖，这是最基本的人权，其实我觉得这还不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是每个人都得到别人的尊重，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尊重才体现了人权。人权，尊重是最基本的。我们的“礼”不就是提倡这个嘛，我们的“礼”不就是提倡“敬”为核心吗？敬就是相互的尊重，是不是？你要尊重他的存在，你要看到他的存在。
第二，“辨义利”，这个是我们经常讲的，义利之辨。他引用了董仲舒的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这句话可以说是道德的一个根本的原则，也就是道德强调的是责任和义务。道德不应以功利为目的，这是道德实践的原则，道德实践如果是像商品经济那样等价交换，有多少功利我就尽多少责任义务，那就不叫道德了，那就叫商品交换。
改革开放以后，在伦理学研究领域里面，是出现过，可能到现在也还有，那种所谓的道德也要遵照商品经济的原则，有多少权利就尽多少义务，而不是讲道德只是讲责任和义务，是不求功利的。利字当头，你是只求利呢，还是要讲义？我们不能够见利忘义，至少要做到见利思义。再理想化的，就是孟子所讲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那是孟子的境界，我们一般人可能达不到，达不到至少要见利思义，这个利你该不该得。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也在义利问题上。
如果在义利问题上不能搞清楚，见利就忘义，那么会使整个社会都陷入不安全感之中。那么他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心术之正也”。我觉得现在很多社会问题就是因为心术不正。要正心术，首先要诚意。《大学》里面讲“诚意正心”，诚其意才能正其心。什么叫诚意？《大学》里面讲“勿自欺”，不要欺骗自己，也就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慎独”，“不欺暗室”等等。这就是我们讲的诚意，只有这样我们的心术才能够正。我们学这些东西就是要正人心，正人心首先要正自己的心，正己才能正人。先要把自己的心正了，才能够去正别人的心。我们在面临义利之辨的时候，首先要从正人心入手。
义和利的分别，马一浮先生作了解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他说，“义者，尽其分之所当然”，我是个老师，我把老师的工作做好了，那就是尽了义。我不去考虑别的，你给我多少钱，我去做多少工作，你不给我多少钱，我就不去做，或者马马虎虎应付应付。我们现在这样的老师不少啊。义是要“尽其分之所当然”。做父母的，应该尽其所当然；做子女的，应该尽其所当然；做学生的应该尽其所当然；做老师的应该尽其所当然；这是“义”。“利”呢，“利者，求其私之所欲得”，追求私人想得到的。所以，“义利之辨”，即是“公私之辨”。
我们过去老批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存天理，灭人欲”也不是理学家们提出来的，《礼记·乐记》里面就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礼记·乐记》里面的“存天理，灭人欲”是要求我们礼教中的乐教要引导人们存天理，不要引导人们人欲横流。所以，他提出来的乐教，也就是我们的艺术教育，或者说美育教育吧，或者再窄一点儿，音乐教育。不要让我们的音乐教育弄得大家昏昏沉沉的，要有一种振奋，有一种向上的追求，有一种心情的和谐调试，所以，它提出要灭人欲，尽天理。宋明理学家借用了这个话，借用这个话的核心也是公私之分，人欲是私，天理是公。我们以前常常把理学家的这句话说成是禁欲主义，扼杀人的欲望。其实，理学家讲得很清楚，如果是合乎大家的利的，则不是人欲，而是天理。所以，天理人欲之辨，或者叫义利之辨，其实就是公私之辨，为公还是为私。
第三，“慎言行”，言行要谨慎。把这一条和前面两条联系起来分析，他说“人心所存者，不敬则肆。”人心所存不是克念作圣，就是罔念作狂，不是敬就是肆。“其所由者，非义即利”，要是为了义就敬，要是为了利就肆。这是在心里面，表现出来呢？“不出言行二端”，离不开你的言语和行为。所以，你一定要通过他的言行看出他心中所存的是“义”还是“利”，是“敬”还是“肆”。一个人的言行非常重要，通过他的言行可以看出一个人在想什么。马一浮把这个提的很高。他说“言行者，君子之枢机”。言语是一个人的开关，开关一发的话，则“荣辱之主也”。我们现在学者也讲进行荣辱观的教育，什么叫荣，什么叫辱。为了“敬”，为了“义”就是荣；去“肆”，为了“利”，就是辱。马一浮引用了《论语》里面一句话：“言忠信，行笃敬”。这句话可以说是“入德之门”，亦为“成德之要”，可以“终身由之而不尽”。所以，“言忠信，行笃敬”是我们修养里的最基础的。
我又想到了朱熹，朱熹讲“所以立身行己应事接物莫大乎诚敬”，立身行己是对自己而讲，应事接物是对外来讲。他说：“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不自欺，也不去骗别人。“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一个是对自己，一个是对别人，都是从两个方面来讲。他说敬只是个“收敛畏惧”，不放纵。诚只是个“朴质切实，不轻狂”，开始的时候，要时时地警惕，要控制自己的言行。可是坚持的时间多了以后，习惯成自然，言行都不会放纵。再简单一点的话，他说“诚”只是一个“实”，“敬”只是一个“畏”。所以，他说“学者之心，大半当以诚敬为主”，诚只是去了许多伪，敬只是去了许多怠慢。我想德目可以有很多，但是一个人一生奉行“诚敬”这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作为自己一言一行的指导，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圣人。很多的德目最核心的就是这两个。《中庸》里面，除了谈“中庸”以外，很重要的是谈“诚”。至诚之不息，至诚是可以感动天地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出来，你要真是真心诚意的，那么会感动所有的人。
我想我们不用学那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四书里面，如果我们能以“诚敬”这两个字来作为我们修身的根本的话，那么你这个四书就没有白学。我们学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成为具有完善人格的人。我们现在常常在争这个，争那个。上世纪初，学术界、社会上经常地来争论这个是宗教，那个不是宗教，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宗教或者缺乏宗教，在名词概念上争论不休。其实我觉得，什么教不都是教嘛。我们中国的儒释道三教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争论来争论去。我说此教彼教皆为教，都起着教化民众的功能，所以何必要称此为宗教，说彼为非宗教。我们只要说明我们这个教是怎么个特点。儒家是崇尚人有自我完善的能力，因此充分地相信人自我的能力，自我的主观能动性。或者是讲“复性”，讲孟子的性善论，就是强调我们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人到了这个世界上面，一点一点地把它砍掉了，我们要把它找回来。所以，孟子讲“为学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把这个放掉的心找回来，有了这四个心就可以成为仁义礼智这四个德目的人。那么它也是相应可以找回来的，恢复过来，“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
人从本能角度来讲和动物的差别是不大的，都是饥而欲食，寒而欲衣，劳而欲息，趋利而避害，动物都是如此。因此，人要跟动物区别开来，要“化性”，要改造自己的性，要“起伪”，建立起人为的道德的教育，道德的原则。所以，荀子说要“化性起伪”，要通过改造。他们都相信人可以通过“复性”或者“化性”，来完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自我。也就是通过自律来达到自我超越成圣成贤，德配天地。
道家是崇尚维护人的自然本性最为完美。“保征”，保什么征，保性命之征。人的天性是怎么样的，我们要把它保护好，保护好了就是完美的。保护好了，我们就该活多少年就活多少年，自然地生，自然地死，快快乐乐地生活，安安祥祥地死。这是人可以做到的。它也是相信人是可以自我完善、完美的，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除一切违反自然本性的东西，就可以成为一个保性命之征的“仙人”。我们现在追求的吃喝玩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都是过分的要求。所以，它就损害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保不了性命之征。只要把这些东西去掉了，我们人是可以保性命之征的，我们是可以尽其天年的。
佛教崇尚人人都有觉悟生命的佛性，所以人应当自作明灯，应当自己照亮自己。所以，它要求用般若的智慧来破相显性，觉悟人生，超越生死，超越轮回。
中国的三教都是相信人是可以自我完善的，人是可以保持自己的天然本性的，人是可以自我觉悟的。而基督教认为人有原罪，自身不可能完善，因此只有笃信和依赖上帝的救赎，使灵魂到达彼岸。它们是不同类型的，但是都是用来教化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说宗教就是有神的，没神的就不是宗教呢？我们过去在这些名词概念里面兜圈子，越兜越糊涂。所以，我曾经讲大道至简，真理平凡，深文周纳，反成知障。深文周纳，就是文章写得很深奥，很周全，反而会成为我们的知障。我们现在的学术，我认为最大的毛病就是把简单变成复杂，把明白变成糊涂。我们怎么样由博返约，把至简的道理用明白的话，大家一听就懂，一懂就能够做，就能够去实践，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一定要由博返约，精义方现，超言越象，深义乃得，超越语言和图像，深刻的道理才能够得到。要不然我们就会囿于名相，让这些名词概念搞得晕头转向。
我觉得我们学这些中国历史上根源性的典籍，最根本的不是去学一点知识，而是去学人生的智慧，要对我们的生命的实践有所受益，最根本的是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整体素质修养，来明白人生的意义，来超越我们现象中的自我。如果套用一句现在一位高深禅学大师的话来讲就是“成佛”。其实我讲的成圣成仙是一样的道理。他有那么四句话：“仰止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我们景仰的就是佛陀，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在于你自己人格的养成，人格圆满了你也就是佛了，这就叫做真实的现实。只要我们能够把我们学到的这些道理落实到我们的言行中间去，改变我们现象中的自我，我想我们一定能够改变自己，圆满自己，获得一个快乐的人生。
本文为作者2012年在燕京读书会与海淀区图书馆合作举办的讲座上的演讲。文字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