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1日，北京，“雪山下的远古世界——青藏高原古生物科考成果展”在中国古动物馆开幕。这个展览展示了我国科学家在青藏高原发现的精品化石，呈现出高原壮丽恢弘的演化历史。

　　而在同一个城市的一隅，北京怀柔新新小镇住处，马丽华正忙着修订一部有关青藏高原科考的书稿。她在藏工作27年，是我国著名的藏地纪实作家，一直见证和记录我国近50年来的青藏高原科考历程。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地球第三极”，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战略资源储备基地，也是亚洲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

　　2017年，我国启动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2018年9月，首期研究成果在拉萨发布，主要涉及青藏高原的最新隆起研究、气候变暖变湿引起“亚洲水塔”加速液化和失衡、青藏高原变绿背景下的潜在风险、青藏高原天气气候效应和大气研究等。2019年11月，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完成对可可西里无人区湖泊的考察任务。

　　第二次青藏科考将持续5年至10年，目前尚在进行时。马丽华密切关注着其新近动态。“青藏的沧海桑田激动了我们一代人，”她穿着灰色外套，精神矍铄，卷发随意用发箍盘在头上，她说：“青藏高原科考人员是一群非凡的人，我要将青藏科考写下去。”

　　马丽华进藏时的1976年，正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第四年，彼时刚从山东临沂师院中文系（临沂大学文学院前身）毕业的马丽华才18岁，她并未想到自己的文学生涯，会与青藏科考产生交集，并绵延至今。

　　1997年，马丽华受西藏自治区科委的委托“为青藏科考队树碑立传”，用了接下来一整年的时间采访了近百位科学家，写出了《青藏苍茫》。20年后的2018年，新作《青藏光芒》出版。对马丽华来说，写了历史人文的西藏再写科学人文的西藏，这是“一种个人的完成，也是对青藏的一种交代和回报”。

　　此时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也从填补空白式的区域考察演化成了一项国际地学界都为之瞩目的事业。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刘东生所言：“青藏研究正在解释全球，而全球的研究同时丰富了青藏研究。”

　　“一部自然演化史，一部科学探索史，进展于青藏高原，堪称史诗级别的宏大叙事。”马丽华说，她作为一名写作者，能数十年跟进、记录和见证青藏科考伟业，是非常荣幸和有缘分的。

　　肇始：填补中国科考空白

　　1973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成立，拉开了对青藏高原进行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的序幕。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

　　孙鸿烈1972年底着手组建科考队时，还只是业务副队长，但握有“实权”，负责遴选队员。“当时选出的第一批青藏科考队员，才40余人，薪火相传，后来出了40多位院士。”这让和他们做过深入访谈的马丽华十分感慨：“这个群体太好了，一直坚持了下来，是地球科学研究界的第一方阵。”

　　新中国成立前，对青藏高原地区的科学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只有极少数的外国探险家、传教士到过高原，收集过一些零星资料。青藏科考的领军者孙鸿烈，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于1973-1992年组织并领导了第一次青藏科考，担任科考队队长。

　　孙鸿烈1932年出生于北京，籍贯河南濮阳，父亲为“中国石油之父”孙健初。1937年抗战爆发，举家迁往南京。父亲又远赴玉门找石油，行前托付地质调查所同事好友照顾家小。当时同住一院的陈恩凤、马溶之、熊毅、李连捷、刘海蓬等，基本都是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专家，后来皆成大家。

　　一心想要向父辈看齐的孙鸿烈，后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师从李连捷教授。1961年，孙鸿烈第一次去西藏，当时研究生学习阶段结束，刚刚调至中科院综考会，任命同时下达：参加西藏综合科学考察队，担当学术秘书。他曾沿青藏公路由北而南，一路考察到喜马拉雅南坡的亚东县。

　　考察归来，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兼综考会主任的竺可桢特意听取他的汇报，一边详做笔记，所关注的恰是海拔高度、温度和降水量，自然条件与分布规律之类基础数据，以及雪线、林线、湖泊、土壤、植被变化趋势。遗憾的是，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本次西藏科考不得不半道中止。此后他在动乱年代里受过冲击，下放过农场，业务工作停顿数年。

　　1973年，青藏科考队终于重新踏上征程时，仅有40余人。来自中科院多家研究所的队员从全国各地赶往成都集结，然后乘坐人货混装的“解放”牌卡车沿川藏线一路向西。“那时候条件艰苦，经费很少，野外考察时，就放在袋子里让民工扛着，晚上当枕头。”

　　当时流传的一个段子，马丽华至今印象深刻，“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原来是中科院的”。46年前的318国道，路面还没硬化，二郎山、雀儿山隧道尚未开通，道阻且险。车队在西藏八宿县境内离开国道，沿然乌湖南下，翻过德母拉山，察隅在望，“风尘仆仆的队员们欢呼雀跃，随即是全身心的迎向和投入”。

　　西藏东南边境的察隅县，之所以被选作此行考察第一站，是因这一带早在十多年前即列入中科院考察计划却未能成行，加之时值“文革”动乱后期，基础科研刚刚恢复，小心翼翼带有试探性质，以至于在青藏队为时20年的科考全程中，第一年出动的规模最小，且低调到悄无声息。

　　从察隅开始，这一年的考察足迹，扩展到了藏东南波密、林芝、米林、墨脱各县，广义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内外。深秋时节收队时，从事水力资源调查的小分队深入大峡谷沿江考察，直至隆冬。

　　首战告捷，不仅各专业收获满满，地方包括军方的支持和期待也是莫大激励。第二年、第三年，野外队伍增容，考察范围扩大。到第四年的1976年，规模达到最大——划分为阿里、昌都、那曲、藏北四个分队，几乎走遍了整个西藏大地。

　　孙鸿烈格外珍惜这次考察机遇，从谋篇布局到专业统筹，无不竭尽全力，自然环境的恶劣、生活条件的艰苦，全都不在话下。考察队成员专业结构也更加丰富，已经不限于中科院下属各研究所，还有来自多所高校及地方科研机构、生产单位人员，加上室内工作者及各地县协助人员，不下千人之众。

　　老青藏们对于老队长孙鸿烈都是交口称赞，说这位青藏科学研究第一人正是这项事业持之以恒的凝聚力所在。当然，谦逊的孙鸿烈只说，“由于事业的魅力、高原的魅力，是青藏研究内驱力凝聚起一个献身事业的优秀群体。”

　　以1973年为节点，此前被称作新中国青藏科考第一阶段，以中科院青藏科考队建立为标志，到了第二阶段（1973—1992），少了临时性、随机性，从而成建制、规范化，不再是权宜之计，因此一做就是20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自然过渡到第三阶段——以1992年孙鸿烈院士首倡并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攀登计划”青藏项目为标志，作为多学科大综合的青藏研究事业的基础已经筑牢。他主持“八五”、“九五”国家攀登计划项目“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环境变迁与生态系统研究”和“青藏高原环境变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使青藏高原领域的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

　　“路，越走越宽；人，越聚越多。看来不可思议，实则水到渠成：事业成功诸要素已然具备——宏观前瞻的决策力，坚定不移的执行力，骨干队伍稳定，有一位好队长。”马丽华回望青藏高原科考研究一路走来的行色，的确称得上是史诗级别。

　　成果：青藏高原百科全书

　　历时8年的西藏科考活动结束时，迎来了巅峰时刻——1980年5月“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在京召开——作为青藏研究的首届国际会议，来自18个国家近百位科学家和300余位中国科学家与会，就共同话题进行了极其热烈的交流探讨。

　　此时恰逢国际科学界的一场“地学革命”尘埃落定不久，“板块构造”新学说得以公认，从而取代了经典地质理论。本次国际研讨会，刚好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展示平台，令各国学者喜出望外。

　　时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的常承法，以板块构造理论初步解释了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原理，首次提出了“多地体分阶段拼合说”——认为青藏高原的形成是由多块体（陆地）、分别若干历史阶段运移、碰撞而成的。

　　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将海洋形成过程机理运用到陆地、板块的形成，是首次具体在青藏高原隆升方面的应用，因此倍受各国学者重视。被称作“喜马拉雅大师”的地质构造专家、《青藏高原地质》作者甘赛尔教授兴奋地说：常的工作十分扎实，用一种心得思想对高原隆升做出很好的解释，清晰地描述了高原构造演化过程。

　　在此之后，中法、中英、中美等国合作进行地质考察，经过多次论证，国内外地学界构造学家一致确认“多地体分阶段拼合说”成立，并公认其“发展了板块构造学说”。现在人们通称的“常板块”就是指的这个贡献。青藏科考队在西藏考察过程中，则以多学科综合优势，以各自获取的专业证据予以验证。

　　彼时会上会下交流热烈，会议结束依旧互动频繁，本次国际讨论会不意间成为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青藏研究向世界开放，国际合作成为常态。

　　正如刘东生院士在2005年所言：“这项事业已在时间隧道中穿过了斯文·赫定和金敦·沃德的拓荒阶段，新中国登山科考及综合考察的科学大发现阶段，从专题研究到理性认识的深化阶段，现在已进入‘后现代时期的青藏高原研究’阶段。青藏研究正在解释全球，而全球的研究同时丰富了青藏研究。”

　　孙鸿烈院士在《青藏光芒》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从1973年到1980年，青藏科考队先后组织有关研究所、高等院校、生产部门数十个单位，40余个专业，770余人次参加考察研究工作。考察区域从喜马拉雅山脉到藏北无人区，从横断山区到阿里高原，考察队员的足迹几乎遍布青藏高原全境。他们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获得了数以万计的第一手科学资料。

　　首次青藏科考，成果斐然：发现了多条蛇绿岩带、喜马拉雅地热带、三趾马动物群化石、恐龙化石、盐类矿床和油气显示；观测到珠峰旗云、珠峰地面的强力加热作用，冰川风；采集到野生大麦和野生小麦、7个植物新属、300多个植物新种，以及20个昆虫新属、400多个昆虫新种，缺翅目昆虫的发现填补了一个“目”的研究空白。

　　1976年可谓是西藏科学大发现的丰收年。经过5年的野外工作和近4 年的室内总结，最终成果首先体现在——由科学出版社陆续推出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丛书”（西藏部分）36部41分册，丛书的出版远超摸清“家底”初衷，在填补资料空白的基础上，空前奉献了一套西藏自然科学百科全书。

　　就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里，国际地学界发生了两次“革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板块构造理论为代表的“地学革命”中，中国的科学家还是跟从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基于“地球是一个整体”的“地球系统科学”理念酝酿阶段，中国科学界已经是参与者，并且担当了其后“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即“全球变化的研究”）的先头部队。

　　“1973年青藏科考队出征时，最初仅有40多人，每人一个专业。”马丽华追访西藏科考的研究历程发现，目前每一专业都有多个团队在做，每一学科又细分为若干分支，而且各学科定点、半定点观测研究在高原面上铺开，取代了从前的路线式考察，在《青藏光芒》一书中，学科进展就很自然地成其为结构方式。

　　在1980年以后的10多年间，青藏科考队又相继组织开展了横断山区、南迦巴瓦峰地区、喀喇昆仑—昆仑山地区和可可西里地区的综合科学考察，编写出版了《横断山区科学考察丛书》、《喀喇昆仑山与昆仑山科学考察丛书》和《可可西里地区科学考察丛书》等34 部专著、两本论文集，以及一部《青藏高原地图集》。

　　西藏人则将科考队视为自家队伍，以感佩的心情长久纪念——当今《中华通鉴·西藏卷》以及《西藏通史》和《西藏科技志》一类史志，无不将青藏队连同新中国以来历次科考活动施以浓墨，使之永驻史册；西藏自治区政府换过一届又一届，自治区发展咨询机构却一直为老队长孙鸿烈院士保留席位；在青藏科考队员走过的地方，当年的民工还在讲述青藏队的故事，而在民工后代那里，则渐成传说。

　　孙鸿烈尤其欣慰的是，自青藏科考队成立以来，造就和团结了一大批具有科学献身精神的人才，他们当中既有以40余位两院院士为代表的老科学家，又有一大批活跃在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第一线的中青年科学家。

　　“在青藏研究事业中，无论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科学研究与实践，都有突出表现。”在马丽华看来，这由此也推动了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成为国际地学关注的聚焦点和竞技场，被公认为开展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最理想的实验室。

　　交集：青藏研究薪继火传

　　马丽华和青藏高原科考的交集，恰好就在她进藏的1976年。当时正值青藏科考队在西藏的综合科考进入第四年——也是集中进行野外作业的最后一年，总计出动科考人员、地方参与人员加上室内工作人员不下千人之众，为历年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成果最丰的一年。

　　中文系科班毕业的马丽华，称自己那时“并没有特别的文学理想”，但在西藏工作生活2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跟文学打交道最多。更未曾想到，有一天竟走得更远——与自然科学产生了交集。

　　此时，在青藏科考队正致力于摸清家底、填补空白、定性描述为主的科考活动，触发了科学大发现的连年“井喷”。经由媒体报道和科普作品传递到公众层面所引发的反应之强烈，远远超出了科考队员们的意料。

　　作为受众一员，马丽华也在场，“那些年不亚于一场科学启蒙运动，一系列新知识、新理念也如井喷般冲击着原有的思想视野”。1981年调到《西藏文学》当编辑的马丽华参与、见证了一个新时期文学的萌发、繁荣，也亲见科研成果怎样迅速转化为文学资源。“那时收到很多稿件，都是以科考的成果为资源、素材写的诗歌。至今记得这样的句子：‘西藏当时就是大海，青藏高原从海底隆起’。”

　　青藏高原从沧海到高原的过程，是一部非常宏伟的自然演化史的篇章，给了文学青年创作的灵感。具体到马丽华个人，当时写了《西藏正处于发现的时代》，也写过诗歌——“从当穹湖到当惹湖，远远近近四十公里，历史走了上百万年，我只用了六十分钟”。

　　西藏自治区120多万平方公里大高原，至此被普遍“扫描”过，接下来的4年，则进入室内研究和撰写阶段——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西藏建立自然科学档案可谓浩大工程，交出的这份成绩单相当可观：“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西藏部分）1套36部41册2300余万字，由科学出版社陆续推出。

　　与此同时，最早的一批科普读物于1980年前后相继问世，诸如《揭开世界屋脊的奥秘》、《考察在西藏高原上》等等包含专业知识和科学发现的一批考察手记，吸引了比学术专著更多的读者。

　　青藏科考队使命完成在1992年，以在新疆喀什召开的“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国际学术讨论会”为标志，为第一次青藏科考画上了圆满句号。“番号”可以取消，事业还在继续。当青藏科考队老队员们在喀什依依惜别，许多人又重聚在青藏研究旗帜下，紧随在老队长身后——马上展开的国家重大基础科研“八五”攀登计划青藏项目（1992—1997），正由老队长孙鸿烈院士担任首席科学家。

　　“八五”之后是“九五”，此后攀登计划合并至国家重新部署的重点基础研究“973”计划第一期青藏项目（1999—2003）中。首席科学家由当年青藏科考队常务副队长郑度院士担任。

　　又一个五年之后，新一轮“973”计划青藏项目（2003—2007）上马——首席科学家是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青藏科考队、此时已在冰芯研究中做出卓越贡献的姚檀栋院士。

　　“青藏研究从此不间断并且步步登高，从事青藏研究的超级团队一路走来尤其一脉相承，说青藏队旗帜不倒，青藏精神薪继火传，就是这么来的。”马丽华说。

　　刘东生院士曾对青藏科考研究的工作范式和“青藏效应”做过归纳：是团队攻坚、探索自然的凝聚效应，是学科交叉、相互渗透的放大效应，是科星涌现、人才辈出的催化效应，是普及科学、促进发展的社会效应。郑度院士也为此曾撰写专论，将之概括为“青藏精神”。

　　就这样，数个领域的科学家来到青藏高原进行科学研究，当时身为编辑的马丽华一边收着别人投稿，一边进行着自己的文学创作——两条线看起来好像是平行的，是何时发生了交集呢？

　　那是1997年——马丽华正好在这承前启后、新老交替的当口正面接触这项事业的。当时西藏自治区科委（现西藏自治区科技厅）交给她一项任务，要给青藏科考队树碑立传。她用了1998年全年的时间，采访了近百位科学家，写出《青藏苍茫》。

　　以此为参照，马丽华一眼看到的——是这个被后来归纳为“从专题研究到理性认识的深化阶段”工作形式的变化——改跑面为定点，变定性为定量。

　　青藏研究何以能从一个地区性的、时断时续的、填补科学空白式的科考活动起步，做到今天令国际地学界瞩目，并且有望对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起到带动作用，从而达到世界引领地位的程度？

　　“这既有内生驱动力，外加多方‘神助攻’，于是当年那支小小科考队‘走’成当今的千军万马。”在马丽华看来，内生驱动力，既指青藏高原所具备的地球科学研究资源的先天优势，自带光环，又指研究者们坚持不懈，自带能量。多方“神助攻”，则来自国内和国际诸多方面的实质性推助。

　　记录：从《青藏苍茫》到《青藏光芒》

　　马丽华于是成为一个记录者。谈及几十年来的青藏科考历程与新近动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板块构造理论为代表的“地学革命”中，中国科学家还是跟从者，仅是将板块理论运用到青藏研究中。

　　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基于“地球是一个整体”的“地球系统科学”理念酝酿阶段，中国科学家已是参与者，参与到旨在研究全球变化的“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青藏科考又有新发展和成果更新，新一辈科学家承前继后，使她感到有必要再次提笔，重新记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地球科学界在思想方法上产生了一个重大飞跃，其意义之重要不亚于当年的“地学革命”——那便是基于“地球是一个整体”的认知，“地球系统科学”概念问世。

　　付诸于行动，国际地学组织陆续推出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即“全球变化的研究”一系列课题，实为向世界各国布置的作业。

　　与当年“地学革命”时期表现不同，在这场思想革命进程中，中国科学界不再是紧随其后的遥相呼应，而是参与其中——以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院士为代表的专家们，从酝酿阶段就开始参与讨论，最早成立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由这位青藏高原气象学奠基人担任主席。

　　青藏研究本就囊括了地球系统各学科，对于这项超级国际科学计划，中国科学界积极践行，青藏研究项目率先垂范。“过去全球变化”是“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环境变迁首先被提上日程。

　　作为获取古环境信息的最佳介质，与天然剖面同时进行的还有湖泊岩芯和冰芯——这两个学科各自从传统的湖泊学与传统的冰川学脱颖而出，体现了新时期青藏研究的高端新手段。

　　“我每年都要参加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召开的年会，各个领域的科学家都要在会上讲这一年的科研成果。”对马丽华来说，写完《青藏苍茫》并非终结，20年来，她一直接受着青藏高原科学研究的熏陶，接受着这份科考“光芒”的照耀。

　　2003年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成立，实行北京、拉萨、昆明“一所三部”的运行方式，青藏高原科考事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马丽华也接触了许多青藏高原科考的新的科研成果、论文著作，她萌生了想法：要再出发、再采访。

　　“第一次青藏科考成绩斐然，但科学家们并未停滞不前，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成果。”马丽华看到，青藏科考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我要再进行一次采访，再写一本书，把他们青藏科考队的事业，他们的延续展现出来。”

　　2012年，马丽华开始正式采访。“从之前《青藏苍茫》到现在写《青藏光芒》，工作方式变了，因为时代变了。”22年前的1997年，为采访科学家，马丽华辗转北京、兰州、南京、西藏等地，与科学家们面对面交流。这一次，更多的是伏案研究，“在家，打电话、发微信、邮件，跟他们联络。我提了很多书面问题，请他们解答或将相关资料提供给我，案头工作做得非常多。”

　　为《青藏光芒》作序的姚檀栋院士回忆说，当年马丽华为写作《青藏苍茫》去兰州采访，直接找到了家里， “当时我一边吃饭，一边回答她的问题。”

　　马丽华说这两次采访的区别还在于，第一次采访时，青藏高原研究以野外工作为主，“讲起来都是一个个非常生动的故事。”第二次采访就变了，当时青藏高原研究引入了很多新的研究方法，远超原定计划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学科进展神速，从现象深入肌里乃至机理的研究，对于跨界写作的文科人士来说既高难又艰深。

　　“都是没有接触过的新知识，只有硬着头皮，从头学起。”马丽华遇到的一个难题和新领域，就是大气物理学。“我找到吴国雄院士，大气物理学的一个权威，不好意思跟人家请教，就问哪位学生性格比较好，最好是个女性。”其实安排来一对一教学的老师也是一位博士生导师。“讲了一上午，比指导自己的博士生还要困难，但还好算是入门了。”

　　除了大气物理学，还有湖泊学。“小老师给老学生上课，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除了宅在家里阅读大量论文资料，沉心案头工作，外出采访也必不可少的。姚檀栋院士在《青藏光芒》序中提到，“她还数度出行外地采访，至少三个夏天里‘驻扎’在拉萨的青藏所，遍访所有她能遇到的来自各地的研究人员，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也不管是哪一学科专业的，随时随地攀谈起来。”

　　2012年刚开始采访的马丽华，就跟着青藏科考队去了阿里。2015年，又跟着孙鸿烈、姚檀栋、秦大河三位院士去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第一次青藏科考的第一年，瞄准的就是藏东南。孙鸿烈先生算是时隔42年重返大峡谷，非常有纪念意义。”

　　在《青藏光芒》一书的尾声，马丽华专用《重返大峡谷》一篇来回溯当时的场景：有那么一个瞬间，忽然意识到狭小空间，竟是青藏事业半个世纪的高浓度缩影，极富象征意味——两位代表人物，一为青藏队老队长，一为现任青藏研究首席科学家，好一似事业承继的时空连续，薪火相传的前后接力，而当下的我，忝为这一历程的记录者——空间狭小而张力无限，这想法盘桓不去，每念及此，心情难免激动好一阵子。

　　获益：科学之光的见证

　　 “我把《青藏光芒》这本书定位为致敬青藏高原，致敬青藏高原探索者的一本书。”马丽华说，青藏高原作为研究对象，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前赴后继，研究它，同时这些探索者也值得歌颂。“跟进一项事业，最终跟进的还是人，一代又一代拥有真才实学兼具奉献精神的高尚纯粹之人。”

　　她有幸目睹这个继往开来时代青藏科学研究蓬勃兴起的场景。“幸之又幸的是，当时作为青藏科学研究灵魂人物的刘东生和施雅风两位院士都还健在，得以当面聆听教诲。老先生们实在太棒了，文采斐然，口才出众。”

　　这两位开辟了中国的黄土研究和冰川研究的大师级人物，早在1964年，就联袂主持了希夏邦马峰登山科考，为高原地区的科考行动提供了野外工作样板，毕其终生作为指导者，推动了青藏科考研究事业一路向前。

　　1990年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成立，刘东生担任理事长。2003年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成立，他又担任了该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这两大机构平台的创建成为青藏研究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这对于青藏科考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马丽华看来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此外，科学知识普及的程度当属空前——现已成常识、当年却属新知的一系列名词迅速传播开来：体现沧桑巨变的有“板块碰撞”“脱海成陆”“高原隆升”，体现环境变迁的有曾经的“恐龙时代”和“三趾马时代”。

　　“对于山川江湖的描述不再仅凭传说，而是有了学术话语的参照。”马丽华特意指出新名词中的大概念——有了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生态保护意识等等，具象的有冰川、冻土、地热之类，其中地热现象与地热开发几乎同步深入人心。

　　当时的拉萨正苦于电力匮乏，每当隆冬枯水季水电停摆，就连照明电都难以保障。当从青藏科考队得知西藏地热储量可观且可用来发电时，西藏自治区政府一刻也没有耽搁，当即拍板筹建羊八井地热电站。

　　1977年，西藏首台地热发电试验机组开始向拉萨市区供电，虽说试运行阶段功率有限，但从中已见未来开发的巨大潜力，同时也在世界新能源开发史上留下一笔——开创了国际上利用中低温地热发电的先例。

　　“作为个人，心怀朴素的感谢之忱，代表青藏，是为答谢回报。”马丽华难忘1998年，远赴北京、南京、兰州多地，拜访了长期参与青藏高原一线科考的数十位老队员。“每见鬓发斑白精神矍铄的老先生们笑谈过往，犹如情景再现，艰辛而峥嵘的岁月迎面而来——这个英雄群体所秉有的情操令我感动感慨、高山仰止。”

　　回望青藏科考历程，马丽华感慨一路走来的行程是循序渐进的，更是加速度前行的、大幅度跨越的，时见“弯道超车”。“每一转折关头的急转直上，无不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得益于举国之力和科学家群体的努力。”

　　“我在2012年至2017年间，对青藏研究团队进行新一轮采访写作。这一次属于自发进行，来自内心的召唤。”马丽华的写作冲动也与青藏研究的增容扩展有关——包括黄河、长江演化史的研究，黄土作为重建古气候环境变化介质的研究，还包括环境考古这些新内容，连同早已卓有建树的冰芯、湖芯研究等等，皆为青藏项目各专题的组成部分。

　　相对于地球南北两极的“高极”，“第三极”周边皆为人类活动密集区，在全球变化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意义，如今已经形成了与南极、北极研究相接驳的“三极”联动新局面，这意味着青藏研究整体迈进国际地学前沿。

　　为保证这项国际计划的实施所建立的各项创新机制中，有一项“第三极”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的长效机制，令马丽华印象深刻：面向周边国家招收留学生。自2009年姚檀栋院士招收第一名尼泊尔籍博士生开始，逐年扩招，迄已有来自近20个国家的留学生百余名。

　　2017年8月，时隔四十余年，我国启动了第二次青藏科考。第二次青藏科考首席科学家姚檀栋院士，这样比较两次青藏科考：“第一次是发现，这一次是看变化。”

　　变化在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首期成果中清晰可见：青藏高原生态系统趋好的同时，潜在风险增加；亚洲水塔失衡，冰崩等新灾、巨灾频发；喜马拉雅山与冈底斯山隆升历史存在明显差异，导致新的生物演化模式……

　　第二次青藏科考将持续5年到10年，目前尚处进行时。青藏高原这座“地球第三极”，“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需要人类更深的探索、更好的守护。

　　我国青藏科考事业继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一个个具象人物，一组组群体形象浮现脑海，黑白影像是早年的科考队员，彩色影像是当今活跃在高原的年轻面孔。历经岁月变迁、平川高原，不变的，是青藏高原研究事业所展现的科学之光和艺术之光；不改的，是青藏高原的阳光依旧照耀着苍茫大地，那光芒也正在感召着更多人，继往开来。

　　马丽华感慨：“作为一名科普受益者的文学青年，从《青藏苍茫》到《青藏光芒》，居然能够数十年跟进、记录这项伟业，我非常荣幸和有缘分能够见证。”

　　马丽华仍然在跟进记录，她说：“我自己个人能力毕竟有限，岁数也大了，我希望更多的人跟上来。让更多人感兴趣，让更多人去传播，一起把青藏高原拥有的景观之美、人文之美、科学之美之壮丽传递出去。”

　　(看看新闻Knews记者：邓全伦 特约记者：陈无诤 编辑：范燕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