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黛丽·赫本曾演过一部经典电影《窈窕淑女》（My fair lady），改编自萧伯纳的戏剧《卖花女》。
卖花女伊莉莎.杜利特尔，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乖巧，但出身寒微，家境贫寒。她每天到街头叫卖鲜花，赚点钱补贴家用。
有一天，伊莉莎在卖花的时候大嚷小叫，词汇低俗，发音方式粗声粗气。
语言学家希金斯注意到了这个面容姣好，但举止粗鲁的女孩。教授夸口只要经过他的发音训练，会让伊莉莎的行为举止与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一模一样。伊莉莎主动上门请求教授训练她，希望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教授的朋友皮克林和他打赌，如果让伊莉莎以“贵夫人”的身份出席6个月后将举办的大使游园会，并保证不露馅，那么他愿意承担一切试验费用和伊莉莎的学费。希金斯欣然接受了挑战。
他从最基本的字母发音开始教起，最后到词汇；细致到每个重音、每个句子的语法。
经过希金斯教授的魔鬼训练，再加上伊莉莎的聪慧过人，当她出现在晚会上的时候，光彩照人、举止优雅，大家都以为这个女孩是欧洲某国的公主。
希金斯教授对自己的“”作品得意满满，说出了一系列“直男癌”言论：
而伊莉莎也意识到装在套子里的自己并不快乐。虽然她现在华服傍身，但每天的做作矜持，迎合上流社会规则的优雅举止，克制的淑女风范都让自己极不舒服。
她怀念起做卖花女的时光，可以在街上自由地游荡，不用被人管束用哪些词汇说话、用什么步伐走路、用什么站姿。
伊莉莎也看清了，在教授的眼中，自己从来不是一个有独立意识和尊严的人，只是一幅教授颇为得意的作品。
“我只求你待我亲切一些，我知道我是微不足道的卖花女，你是丰富学识的绅士，但是我不是你脚下的烂泥。我所做的并非是为了物质享受以及名誉，只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相处的很愉快，我就会……关心你，我知道我们地位悬殊但是我只希望我们能平等地相互关心，仅此而已。”伊莉莎在同教授的论辩中这样说。
《窈窕淑女》原剧本的英文名是 Pygmalion（皮格马利翁），这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皮格马利翁是塞浦路斯国王，是一位雕塑艺术家。
全塞浦路斯的女人，他都看不上，因为他觉得她们不够高雅、不够美，所以他决定永不结婚。
皮格马利翁用自己高超的雕塑技艺雕刻了一座美丽的象牙少女像，他把全部的精力、全部的热情、全部的爱恋都赋予了这座雕像。
最终他爱上了这座雕像。
他像对待自己的妻子那样抚爱她，装扮她，为她起名加拉泰亚，并向神乞求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爱神阿芙洛狄忒被他打动，赐予雕像生命，并让他们结为夫妻。
《窈窕淑女》是皮格马利翁故事的变体，在现当代的文学、影视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类似的皮格马利翁故事，比如《我的前半生》，比如各种“丑女大变身”电影。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一位女性，在男性/男权的塑造和规训中，改变自己的身体、举止、行为成为“更好”的人，最终赢得这位男性的欣赏，被这位男性爱上。
女性经常陷入这种“皮格马利翁”陷阱，经常无意中受到广告等媒体的影响与塑造。
2014年，知名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推出“body”系列产品，广告词为“完美身材”(The Perfect “Body”)。
这则广告遭到了女性组织的强烈抗议，认为其构成“身材羞辱”(body shaming)。身材羞辱，是制定一个单一的标准并指责无法达到标准的人群。在有关饮食障碍（厌食症、暴食症）的研究中，社会压力和身材羞辱是主要原因之一，发生在女性之间的互相评价和自我厌恶表达看似漫不经心、无足轻重，实际也会加重女性自身对于身材的不满情绪，并引发其他负面情绪。
*维密模特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更是深有体会
一些女性权益保障组织认为，广告上出现的模特身材定义为“完美”是试图确立一种社会文化对女性身材评定的畸形标准。“维密”广告里的模特是良好基因、高强度训练以及昂贵的补充剂综合作用的结果。
设立适度的标准或许可以激励女性奋发向上，但设立畸高的标准只能让更多的女性对自己失去信心，甚至导致为了追求瘦而放弃健康，而这一系列灾难的源头不过是一家内衣生产商想要推销自己的产品。
*刘雯在2018年维密秀中
经此风波，这一则广告被撤，广告语“the perfect body”变成了“everyone's body“。但“维密”所确立的单一标准却依然以正当的姿态在悄悄运行，每年一度的内衣时装秀仍然在大众媒体上滚动播放，全世界的女孩仍然艳羡维密模特”非人类“的绝好身材。
媒体对男性和女性的呈现是很不同的。这种不同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们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判断标准。女性被要求是苗条的、美丽的，甚至是性感的，这种苗条、美丽和性感并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权力关系，传播学者把这种关系称为“身体政治”。
“身体政治”潜藏在大众媒介里的表现形式很多。
互联网公司在开发App时，经常需要用户上传自己的账号头像，但是有些用户犯懒，就不会上传头像。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在很多App中，用户如果不上传头像，那么，程序员就会把头像默认为男性头像剪影，事实上，2009年以前Facebook就是这么做的。也就是说，Facebook的程序员在潜意识中把男性头像设定为一种“惯例”，或者说一种“常规”。
当代电视广告对女性潜移默化的形象塑造现象也很严重。广告学者丁怡将其概括为“现代花瓶”和“贤妻良母”。
经学者统计，女性主要在服饰美容类、家庭用品类、食品类的广告中担任主角，所占比列分别为67%、60%、47%。女性作为母亲和妻子，常常出现在厨房里，穿着宽松的家居服、带着围裙，左手拿着锅铲，右手拿着酱油瓶，为丈夫和孩子准备好饭菜，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而男性更多出现在机械、电子、科技广告中，以技术和专业改变社会。
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传媒和“意识形态效果”》中指出，现代传媒的首要文化功能，就是建构社会影响，大众通过传媒来建构这类知识和影像来认知社会，来体味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现实生活。广告媒介中，以家务劳动的表现来判定女性的价值，女性作为“社会人”的独立身份在媒介中被象征性地“歼灭”，体现出性别偏见仍然作为深层的社会观念，植根在社会心理深处。
再说到“现代花瓶”型的女性形象。传媒制造的“美女神话”让女性走上身体再造之路，因为在传媒的暗示中（譬如开头提到的《窈窕淑女》），美女可以拥有美好的婚姻、爱情、物质生活，广泛的社交、高级的社会地位、更多的社会尊重。
正如让·波德里亚说：“美丽之所以成为一个如此绝对的命令，只因为它是资本的一种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