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CW

　　From 爸爸真棒

　　“爸爸真棒”是一个K12原创国际化教育平台，

　　致力于理性、深度、有启发的中西融合教育探索。

　　北京的城市发展被戏称为“摊煎饼”，二三四五环逐渐铺开。在西北角的海淀区，有传奇的“黄庄家长”；再往东边一些，更开阔的郊区别墅里，住的是比肩纽约上西区名媛的“顺义妈妈们”。

　　而在看客的眼中，仿佛北京的教育也被拉成这两极：

　　要么学奥数、上公立校、考清北；

　　要么烧钱、培养各色高级爱好、直奔藤校。

　　尤其是“顺义妈妈”更是屡屡刷屏，不是被戏称为“曼哈顿-顺义”，就是被说成“把我气哭了”的“有钱人家小孩”。这些故事都多少有渲染的成分，但即便如此，对于留学的想象与神话却是真实存在的，越来越多的人感叹，中产阶级进不了美国名校，仿佛一个能上名校的北京孩子就是用钱堆出来的。

　　在留学圈之外的人来看，顺义妈妈们手握财富与资源，每年轻松负担几十万的国际学校学费，从小请外国老师给孩子一对一辅导，家里标配别墅草坪游泳池；而在身处留学这个大缸的人们看来，顺义则代表着那群有海外经历、持外国护照，在大学申请中会被当作美国本地人的竞争者们。

　　然而两种想象都实在有些“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卷大葱”的意味——在北京，更多的是普通的家庭，和普通的大学申请者们，比如说我。

　　我在北京上了公立的初中，读了公立高中的国际部，并将于今年九月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我上过黄庄的奥数课，也与顺义国际学校的同龄人们一起经历大学申请。

　　在经历了太多莫须有的焦虑之后，我想写这篇文章告诉你，其实北京不止有海淀和顺义，而我们的活法，也不止奥数和马术。

　　01 “烧钱”与“读名校”

　　并不能划等号

　　关于顺义妈妈的那些文章里，经常出现的词语包括“课外活动”、“背景提升”，意思是参加一些能够体现个人能力的活动和比赛，可以在大学申请时增加竞争力，被好大学录取。

　　在升入高中之前，我和我的同学也曾经这样以为。大家热衷于参加各种竞赛和活动，名头越大的越好。

　　高一的时候，我和朋友们组队参加了一个设计类的比赛。学校的老师给我们培训了基本的设计软件，加上学长学姐的一些经验分享，我们就去参加了北京地区的初赛，居然一下子拿到了北京第一。

　　之后，我们可以直接晋级国际赛。可是国际赛在国外举办，短短五天的赛程就需要三万元的参赛费用。我觉得太贵了，就没有去参加。为了避免团队磨合不顺，我又找了别的同学来代替我在团队里的角色。

　　这个事情听起来可能很难过：因为交不起参赛费，就放弃了一个国际赛事。

　　但事实上，放弃参赛的思考过程，反而是一次对我整个人的综合判断能力更有价值的体验——

　　我的设计能力并不强，只是因为英语好，才被团队留下来做产品演示，这对我没什么挑战性，我也很容易被别人替代；

　　这个比赛虽然来自美国，但是由国内一家培训机构承办，许多实力不够但是在这个机构上过课的学生也可以被安排进强队；

　　赛制冗余，又是地区赛又是复活赛，而该赛事在美国官网上显示的只有两轮比赛，费用也只有几十美元……

　　这个故事，适用于我在国际部亲身经历、道听途说的很多关于“活动”的迷思。不管是理科的竞赛还是文科的刊物，最顶尖的活动，其实都不需要花巨额参赛费用。

　　出国留学市场是个水滴形：越尖端的东西收费反而越少，有些比赛甚至反过来给学生发奖金。而越往下走，大家的支付意愿反而越强烈。

　　比如理科里面含金量很高的 ISEF、丘成桐数学竞赛，都不需要缴纳高额的培训或参赛费用，而从我的观察来看，至少在今年录取哥大的同学中，很多理科申请者都在这样档次的比赛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至于文科生，含金量高的免费项目更加多样：Concord Review 和 John Locke Essay Competition 之类顶尖的人文刊物，也是不需要参赛费用。

　　招生官要看的不只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学生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所展现出的探索知识的欲望。

　　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在去年申请季2023届的学生中，共有 2247名申请者被录取，其中18%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18%有资格领取佩尔奖学金 （Pell Grant，一项美国联邦奖学金，家庭年收入低于五万美元的学生有资格申领）。

　　招生官如果只用奖项大小来判断学生的学术潜力，那根本不可能招募到如此之多的来自中产甚至以下水平家庭的学生。这也是为什么，大学要求申请者“必须提交两封校内教师的推荐信”的原因——即使你无力负担学校以外的教育，只要你在能力范围内展现出了最大的热情，就是一个优秀的申请者。

　　我没有参加高大上的国际竞赛，但我的英语老师为我写了一封非常真诚的推荐信，里面提到了我如何在英语课上提出关于“圣经文本中女性角色”的疑问，以及我在课后如何结合历史和经济因素，重新理解了女性对于社会生产力的意义。

　　虽然无法得知这封信在申请中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但是每次看到这封信，我都能感觉到我在高中三年对于学习的热情，是真的可以被人感知到的，我相信大学招生官也能看到。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付费的活动都没意义”：我得出的结论反而是，不管什么活动，只要做了就有意义。

　　如果你足够有钱、有时间，大可以把能做的活动都做一遍，申请的时候再选择十项填入表格就好。然而我们通常没那么富裕，那我们只能仔细掂量每件事的性价比。

　　02 “花钱”与“获取知识”

　　并不一定是一回事

　　我对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看法，其实有点悲观：我要花一年八万美金的学费去上学，但是我买的不是知识，而是生活方式——一种自由自在、只用读书的生活习惯，一个多元而尊重我个人想法的文化环境，一群值得终生去向他们学习的教授。

　　一个事实是，在这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知识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

　　我在大学希望得到的不只是知识本身，更是如何去获取知识、如何在某个学科建立完善的思维框架、如何跨学科构建知识系统，以及知识如何影响乃至塑造我的人格。

　　另一个事实是，“洋文凭”也越来越被大多数人拥有。

　　中国经济水平和高等教育都在飞速发展，我不会指望自己拿个常春藤学历“镀金”、只是为了方便回国找工作。我认为所有的留学生都应该意识到，一纸洋文凭在国内带来的就业加成，一定会慢慢褪去，不管是求职还是走学术路线，在国外读了本科并不一定更吃香。

　　我们在国外追求高等教育，为的不是回国方便，而是为了见到更多人的活法，从而思考自己该怎么活。在这里，生活和学习是相辅相成的概念：生活方式决定了你的学习习惯，而学习到的东西又将反过来影响你的生活水平。

　　从另一个乐观的角度来说，大学并不是唯一获取文化的途径。我申请的专业是哲学，一本哲学类书籍的价格不过三五十元，而人大、北大等高校又长期有对外开放的免费的哲学研讨会。

　　只要想好要什么，身处大城市的我，其实有很多资源能带我更接近我所追求的事物。学术之外，我还在校内外做了很多活动。我给学校的新媒体写文章、为校刊做报道，也在女工帮扶组织做了义工。

　　在刚过去的申请季里，我也时常感到焦虑，担心自己做的这些活动太平凡。可是当我重新阅读我发表的文章、人们给我的文章留下的评论，或是和自己曾共事的志愿者们对话的时候，我都真切地意识到，这些活动确实影响了我，督促我做一个正直而敏锐的人，也鼓舞着我继续将自己所学的事物转化为对世界的贡献。

　　03 金钱无法替代的

　　是和家庭一起真诚探索

　　当然，学科那么多，我们总需要试错的余地。这也是我觉得家长可以参与的地方：家长不是要花钱给孩子买资源，而是真正地和孩子一起投入到这个探索的过程之中。

　　在我高二的时候，参与到学校的校刊和自媒体报导，做了一些采访。有一天和爸爸聊天的时候，我提起最近在做的采访，随口说道自己也许可以做个记者。

　　第二天，他就在网上买了近五年获得普利策奖的所有非虚构作品——不是给我看，而是他自己看，因为他“想知道自己的女儿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样的”。

　　后来，他真的和我讨论了很多关于记者的职责、新闻报道伦理等相关话题，不管是《邻人之妻》里涉及的社会禁忌话题，还是《乡下人的悲歌》里关于报道者是否应当介入受访者的生活的争论。

　　《邻人之妻》和《乡下人的悲歌》书籍封面

　　在我录取哥伦比亚大学之后，学校安排了新生与招生官的一对一视频。当我和负责审阅我的申请材料的招生官对话时，我紧张地问她，为什么会选择录取我，毕竟我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活动，也没有马术板球之类的爱好。

　　她的回答是“作为招生官，我们每天看那么多份的材料。那些材料要么鼓吹自己有多厉害，要么渲染自己身世悲惨——但是其实我只想看到一份能让我发出会心微笑、感到幸福的材料。”

　　幸福，这也是我从我的家庭里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幸福不是请大学教授来给我做私人辅导，而是在我需要对话的时候能和爸爸坐下来谈心；幸福不是去国贸冰场上两千块一节的冰球课，而是花一个夏天让妈妈教我骑自行车。

　　我在申请材料里也提到了父母如何支持我阅读，如何在他们自己面临的时代的困境中保持善良，如何在我探索女性主义、哲学等话题时提醒我不要陷入顾影自怜的境地。

　　我的家庭并不是没有焦虑过：小升初的时候，我妈妈也曾经幻想让我上人大附，把我送到海淀黄庄补习奥数。我至今仍记得那家开在医院附近的培训大厦，墙上写满了数学公式。学生坐在前面，家长搬了小圆凳坐在后面，笔记记得比学生还认真。

　　诚然，高考和出国是两条不一样的路。但直到今天，我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弥漫在教室空气里的困惑感——不是因为做不出题而困惑，而是一种更久远、更晦涩的困惑——我们的教育该何去何从？

　　我不敢说自己知道了多少关于教育的真相，但是我知道，对自己内心的真诚探寻、对外界诱惑的冷静思考，以及家庭成员彼此的扶持与倾听，至少能让我们离真相更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