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SW）和悉尼科技大学（UTS）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留学生遭遇工资剥削（Wage theft）的程度最高。

　　研究人员发现，自4年前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查揭示外籍学生成为澳洲最受剥削的劳动者以来，问题一直未有转变，而且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经济衰退中，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该报告的作者之一、悉尼科技大学法学副教授伯格（Laurie Berg）在澳洲广播公司《七点半》（7.30）节目中称：“有可能会出现糟糕透顶的局面。在留学生愈发急需收入的情况下，剥削加剧，而且雇主可能会试图节流，工作机会变得更为稀少。”

　　“对于澳洲的高等教育机构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忧心的迹象。它们现已在努力扭转留学生人数持续下滑的局面。”

　　时薪7澳元的餐馆工作

　　艾瑞斯在一家餐馆打工期间，时薪仅有7澳元。（澳洲广播公司图片）

　　悉尼大学人文科学/政治学（arts/politics）学生艾瑞斯·姚（Iris Yao，音译）曾在一家餐馆打工，以助支付学费。

　　她在接受《七点半》节目采访时说：“我的父母为了给我付学费和生活费，非常辛劳地工作。我认为我需要做些什么，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作为餐馆服务员的她，负责“打扫厨房、洗盘子和点餐”。她从事这零零种种的工作，每小时都仅能赚取7澳元的工资。这还不到20岁以上临时工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

　　“他们告诉我，如果我能做得更好，就会付给我更多的钱。但显而易见，我觉得这是谎言。”艾瑞斯说。

　　伯格教授表示，艾瑞斯的遭遇在留学生中并不罕见。“他们（留学生）之所以忍受不足额的工资，因为这是他们所能找得到的工作，而且他们不愿意站出来。”

　　研究人员调查了来自103个国家的6000名学生。其中半数人报告称，他们的薪酬低于最低法定工资水平。逾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其时薪不超过12澳元。

　　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的情况最糟糕。他们中54%的人称，雇员都严重少付其工资。

　　职场性骚扰

　　54%的受访中国留学生称，自己的工资被严重克扣。（澳洲广播公司图片）

　　除了工资被克扣，留学生还易面临更恶劣的问题。来自巴西的保拉（Paula）在墨尔本攻读商业领导力课程。她透露自己在工作场所遭受了性骚扰。

　　她在《七点半》节目中忆述当时的情况：“他（性骚扰者）要求吻我，还索要我的内裤。我回绝了这样的性挑逗，并追讨我的钱（被拖欠的工资）。他企图惩罚我，威胁要把我的职位给新人。”

　　保拉后来辞去了这份工作。但她表示，自己受到如此压力时，不会去投诉。“他说，他是重要任务，有人脉关系，还一直威胁要致电移民部门。”

　　同样来自巴西的塔里塔（Talita）也透露，曾有一名高级职员试图吻她，并提出想出钱与她发生一夜情。“他企图吻我，咬我的嘴唇。我只想要逃跑，他跟着我说‘你表示需要钱，我可以给你钱’。”

　　塔里塔最后失去了这份工作，暂时回到巴西。再次来到墨尔本后，她决意实现自己的大厨梦。

　　难以追回欠薪

　　多名留学生都向《七点半》栏目组表示，他们太过恐惧，而不敢公开自己的遭遇。

　　“这令人震惊。”伯格说：“我认为确实存在有罪不罚的循环，这让留学生保持沉默。这些国际学生离家遥远，常常形单影只，又不熟悉澳洲的法律体系。不幸的是，他们极易受到雇主的剥削。”

　　来澳攻读土木工程专业的中国女孩乔纳森（Jonathan）是为数不多站出来维护自身权益的留学生。

　　他告诉《七点半》栏目：“我被欠付了约6000澳元，因为我没有获得额外加班费（Penalty Rates）。我耗费了两个月时间，但我得到了一个让自己相当满意的调解方案。”

　　然而，另一名靳（Jin，音译）姓中国留学生还在努力追回3年的加班费，“他们欠我1万澳元”。

　　靳姓学生曾在悉尼机场一家免税店工作。她向公平工作委员会（Fair Work Commission）称，自己与该零售商直接雇佣的其他零售人员从事一样的工作，但薪水却较低。但她的前雇主则声称，它们是根据法律规定支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