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自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源起，至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结束，为害中华达33年之久。北洋军阀的许多问题业已得到史学工作者关注与研究，然而，关于其军队武器装备的来源问题，由于资料散失，研究至为不易。为了从这方面揭示北洋军阀的本质和当时的社会面貌，笔者搜集、综合了这一问题的零碎材料，整理成篇，期望有助于对北洋军阀的全面研究。
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中国就走上了大购洋械的道路。笔者分二个阶段来说明这一问题。
一、1895—1916年：袁世凯主掌北洋军阀时期。
1895年12月，袁世凯主持小站练兵时，在原有枪械的基础上，又经德国退伍军人汉纳根之手，新购进曼利夏步枪5，400枝，曼利夏马枪700枝，六响手枪1，000枝，五十七厘米格鲁森快炮40尊，步官挂刀各500柄，用于充实其军队装备。
1905年，小站新军扩展为北洋六镇，基本上使用洋械，只有少数镇(如第五镇)夹杂使用一些汉阳厂产品。当时输入的产品，主要有奥地利造的曼利夏步马枪，德国造毛瑟枪，俄国造来福枪，炮则主要是德国克虏伯厂和格鲁森厂出品的山炮和陆炮，以及法国克鲁苏厂的产品。
1907年，清廷拟定在全国成立三十六镇新军，以六点八毫米步马枪、七十五毫米山炮和七十五毫米野炮为制式武器。此时枪炮的需要量激增，自己生产的枪炮远远不能满足这项要求，只能靠大量地输入外国产品。这时输入的步马枪，仍然以毛瑟、曼利夏、日本三十一年式为主，口径从六点五毫米到八毫米不等；输入的炮，亦是克虏伯厂、格鲁森厂出产的山野炮为主，口径为五十七毫米和七十五毫米。并且，重机关枪开始大量输入，最初为德国的马克沁和法国的哈乞开斯两种，这是首次进口的自动火器装置。 1908年，清廷还为陆军的个别镇购置日本山田式气球，以为侦察之用。1910年，又购买到法国沙麦式飞机一架。
亥革命后，袁世凯主政全国，北洋军有兵13师另17混成旅。虽然此时袁世凯能够集中全国的兵工厂来为其军队服务，然而，落后的兵工企业及粗糙的制造技术，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令袁氏满意。因此，购买洋械依然是军械的主要来源。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前夕，袁世凯“乃遣孙宝琦、李盛铎东渡联日，又利用大借款(即善后大借款—笔者注)购置军械，补充兵饷，以应付异己者。”同年春，袁还向法国购买“高德隆”飞机12架。 1915年，又购到教练机3架。舰艇方面的购置，则突出体现在奥国借款中，该借款是袁氏授意海军总长刘冠雄，避开当时的国会参众两院而擅自与奥国签订的320万英镑借款，购得水雷驱逐舰18艘。此外，袁世凯还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与日本签订《共同防敌协定》及“二十一条”，以便获得日本人的军事支持，来达到其帝制自为的野心。由于资料散失，袁世凯时期的购械总量及费用开支难得其详。
二、1916—1928年：北洋军阀混战时期。
在袁世凯逝后的12年里，有1，300多名大小军阀先后在全国各地战乱不休。此时流入中国的洋械数目非常之巨大。现将北洋军阀各派的购械情况叙述如下：
段祺瑞皖系。袁氏之后段祺瑞主持北京政府，他与日本人构成了稳定的单一购销关系，这是段政府卖国外交的结果。据史料记载，为装备参战军3师5旅，段氏分别于1917年11月和1918年7月两次大规模地与日本签订军械订购合同，前者总金额为日金17，186，461.92元，其购械数目不详。后者总金额为日金23，643，762元，购械计有：三八式步枪85，000枝，子弹67，500，000发；三八式机枪198挺，子弹9，500，000发，附零件6种；山炮162门，榴霰弹81，000发，榴弹16，200发，附零件15种；三八式野炮72门；军车180辆，零件6种。
一战结束前后，欧洲势力重返中国，打破段氏与日本的单一购销关系。1917年春，段祺瑞购到意大利、法国旧飞机10数架，之后，他又购得英国佩奇公司的大型0/400型客机6架，每架10，550英镑。此外，他还和英国维克斯公司签订合同，取得贷款1，803，200英镑，欲购维米商用飞机和阿弗罗飞机各24架及附各种零件，只不过这项交易因直皖战争中皖系的失败而告终。在当时，所有各类飞机都被挪作军事用途的。
直系军阀的购械。早在冯国璋时期，冯氏就苦心经营其军队。并且，直系军阀长期占据富庶的长江中下游，拥有较丰厚的资金来购械。1918年2月，冯国璋从日本购得大批军械，欲装备王怀庆的北京卫戍部队。但这批军火在秦皇岛起岸时被张作霖全部截留，半数赠皖系，半数收归己用。冯逝后，曹锟、吴佩孚继续领导直系，由于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西方国家剩余了大量的军火，因而直系与西方国家的军火贸易比较活跃。
1921年11月，曹锟与意大利政府谈判，取得4，011吨军火，这些军火是在1919年12月，由天津马兹里公司从神户运到北京的，其中分别运到沈阳10吨，山海关2，434吨，北京60吨，天津1，057吨。意大利经手这批军火的是其驻华使馆武官瓦尔达上校。据有关资料统计，这批军械中存放北京者内有迫击炮20，000门，炮弹1，000，000发；存放天津者，内有步枪30，000枝，子弹3，000，000发，价值7，000，000法郎，又有山炮6门，价值460，000法郎，炮弹24000发，价值2，900，000法郎，菲亚特机关炮50门，价值700，000法郎，炮弹3，000，000法郎；存放山海关之军械，内有步枪19，000枝，子弹17，000，000发，野炮21门，炮弹2，500箱，手榴弹1，400枚，无线电通讯2架，共计2，000，000元。这批军械直到1924年曹锟才接收完毕。
1923年，曹锟还向意大利商人安吉洛购买价值5，500，000元的军械。此外，曹锟还另找关系购买军械来增加自己的实力。据悉，1923年6月，曹锟曾派出两名代表与天津的伍伦.沃西公司的经理、英国的化学专家等人接触，希望他们能帮助制造毒气，供飞机上配备毒气弹之用。曹锟也努力加强直军的空中力量。1922年，他通过在上海的代表向法国购得水上飞机10架。1924年，曹锟在倒台之前，还继续向其他国家购买军械，如德国船只里克默斯号为驻汉口的布瓦苏公司装运飞机和240箱迫击炮到天津，价值18，000英镑；1924年费尔兹号运载飞机2架到天津。布拉格的一家捷克军火公司诺天特尼也报导说，1924年6月7日施莱斯丁号货船从安特卫普运出25箱手枪，子弹250，000发，同一个月内，又有沃格勒号货船从汉堡运出迫击炮6箱，1924年6月18日，奥利夫号货船从汉堡运出迫击炮300门，这些军械均运给天津的直系部队。得到曹锟政府批准的诺沃特尼公司经纪人赖荷达在天津丰大业路87号的办公室里经办这些军火买卖的业务。不巧，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各船所运军械都转到冯玉祥、张作霖手里了。
与此同时，吴佩孚也与众多国家联系，争取物美价廉的军械。1922年2月，吴佩孚买到奈尔斯、贝门特、多德等美国公司生产的军械装备。他在巩县兵工厂的所有各种设备，由美商卡堡格公司、卡洛威兹公司设法运到上海。8月，吴佩孚通过一个意大利捐客加兰达购到价值5，600，000元的军械；在这同一时期里，一个美国人史蒂文将一艘装有步枪、机关枪等军火的走私船停泊在海参崴，以后从海参崴卸货，经中东路运到哈尔滨、长春，最后设法运交给洛阳的吴佩孚。另外，吴佩孚还从西伯利亚逃来上海的白俄人手中购到各种火炮以及步枪200余枝。1924年春，吴佩孚又与意大利人打交道，用3，000，000元购得步枪40，000枝，子弹50，000，000发，七十毫米口径大炮36尊及炮弹50，000发，机关枪6架，但据说该项军火中枪支子弹有多朽坏而不堪用者，因而数目虽多“而实力无几矣”。
张作霖奉系的购械。1922—1924年间是张作霖外交政策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主要靠日本的军械和顾问，之后，他转而面向各个方面。现将其在第一次直奉战后重整军备时的购械情况叙述如下：与日本人的交易。直奉战役失败后，张作霖损失了大批的辎重，军械颇为不资，因此张氏特派张宗昌等10人组成奉天代表团，赴海参崴购买军械。据日本《朝日新闻》报导，代表团与日本签订两份契约，第一份购买美国刘明顿公司1918年制造的俄式五连发步枪31，000支，每支附子弹1，000发，并附刺刀(全部为新制品)；第二份契约订购日本三十八年式步枪5，000支，并附背禳、子弹盒、刺刀、皮带等一切，机关枪11架，炮弹10，000发。其中前约已交接完毕，后约则“因故而卒至破裂”。此外，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张氏又得到日本某兵工厂所产步枪3，000支与附属子弹，及由日军旅顺军械库运来之枪弹1，000，000粒。另据当时奉军要人魏益三回忆，在战事正紧期间，奉军还得到日本供给的步机枪子弹40，000，000发，炮弹100，000发。
与白俄残军的交易。1922年10月，苏俄红军攻占海参崴，占据海参崴的白俄“捷克兵团”溃逃，他们与张作霖商定，以手中的武器作交换，来取得在东三省避居和取得给养谋生。这批军械中第一次交货的计有步枪30，000支，每支13元，共计22车皮；第二次交付的内有炮弹626箱，炸弹209箱，共5，016枚，电线等物品200箱，还有一架飞机。此外，张作霖还得到系留在海参崴的旧俄军舰数只，以及制造军械之机械数套。
与意大利的交易。1919年，张作霖与意大利人的早期交往中就很有收获——存留在天津、山海关的军械于1921年1月沿着辽宁湾运到葫芦岛。1922年，他又从意大利菲亚特公司买到价值40，000元的飞机零件和80，000元的其他军械。1923年1月，他又订购意大利产的步枪、机关枪、山炮、野炮等，价值5，000，000元，由意大利皇家军代理人巴奇经手。但后来意国并未发货，张作霖有苦难言。不过，1923年9月，他又购到意大利大小武器及柯蒂斯飞机2架。
与英国人交易。1920年直皖战争后，皖系政权倒台，其与外国签订的合同，由直奉两家共同承担，其中就有与维克斯公司签订的飞机合同，直奉负责付款而产品亦供他们分享。同时，张作霖还提出需要英国的教官和其他的飞机设备，但英国以违反“禁运军火协定”为借口而加以拒绝。1923年，张作霖继续努力，争取英国的支持，建设他的军事设备。他与英方代表波特谈判时，曾要求英国帮助他修建葫芦岛海港，并且以北票煤矿为交换，来获取英方供应的军械。1925年，张作霖和各色军火商订了很多合同，他一再向英方表示希望能得到支持，又希望英方不要干涉他和其他国家的交易。1927年，张作霖的安国军面对北伐军的凌厉攻势，他向各方面试探，以期获得更多的军械。他经常出入英国使馆，因为他们具有共同反对共产主义的意愿。此时，西方国家视张作霖为“中国唯一的势力，可以维持稳定，保护外国人的生命。”
与法国的交易。张作霖主要从法国人手里得到空军设备。他直接派代表去巴黎，法国方面公然视之为政府的使者。奉方在巴黎的重要代表是魏宗晋(译音)，从事购买防空设备，装甲坦克，飞机以及海军用具的谈判。其中一份数额巨大的合同，含购买考得隆.布鲁盖等各式各样的飞机105架，均装有炮位，戴姆勒水上飞机35架，以及西特伦履带坦克等，由一家名叫布瓦苏的公司经办。
与德国的交易。张从德国人手中所得的军械，一部分送到沈阳兵工厂，一部分发给奉军部队。据英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报告说，1924年11月7日，有德国船只“苏菲.里克默斯”号满载军火驶往大连港。1924—1925年间，张作霖通过哈尔滨的德国商人路德维格.宾购得步枪81，000支，其中46，000支系日本制造，其余则为俄国制造，还有子弹40，000，000发。上述各项军火，在汉堡装船，经开普顿运到营口。除购买德国军械外，张作霖还聘用德国的军事顾问，在他的兵工厂和毒气制造厂里工作。
此外，张作霖还与捷克、挪威、丹麦、美国、瑞士、荷兰等国的军火商往来，以求购得更多的军械。现将其购得的军械数(有据可查者)罗列如下：
1925年10月14日，购得捷克步枪81，000支，子弹40，000，000发；1928年初，又购得步枪40，000支，子弹20，000，000发；
1925年，通过挪威的格兰公司购得军火(以货物重量计算)计有：步枪129，000公斤，白郎宁手枪39，000公斤，黑色火药2，990公斤，TNT火药207，000公斤。1927年张作霖又通过该公司购买生产TNT炸药的器械一套。同年11月19日，又有挪威军火14，189箱运抵营口，内有步枪12，987箱，混合火药282箱，迫击炮17箱，推进机24箱等，共计重量为1，176吨。1928年，经挪威奥斯陆驻营口的经纪人阿穆森负责，将14箱飞机零件，60箱军械，8箱体育用枪，一起运给张作霖；同年3月，张学良、杨宇霆的奉军第三军、第四军又得到挪威军火2482箱，内有步枪、手枪、子弹等，价值1，000，000元；
1921年，张作霖从丹麦的哥本哈根购得制造野炮、炸弹的机械300套，价值3，000，000元。1923年，张氏又从丹麦订购价值250，000元的军需品。三年后，奉军还得到弹壳300，000吨及炸弹等军火供应；
1922年，张氏从驻天津的美商手中购得装甲车100辆，每辆价值20，000元。1924年7月，张氏又从瑞士购得奥式朗纳四座飞艇2架，戴姆勒巡逻机2架；此外，从荷兰鹿特丹、安特卫普购得步枪50000支以及足够数量的子弹。
张宗昌直鲁联军的购械。张宗昌除了从张作霖那里取得军械外，还自行和西方国家的军火商交易以增强军力，尤其在受到北伐军的进攻期间。据统计，从1925—1928年间，张宗昌任督军的山东省的经费预算中89%用于军费。张宗昌的军械主要购自德国，留驻青岛、济南的许多德国商行都为其服务。1926年11月28日，张宗昌和卡洛威茨公司签订了一份3，000，000元的合同，订购1，800，000元的子弹、每百发计价13元，以及各种弹壳。1927年1月24日，又有德国货船希曼号装有大批军货到青岛，计有九点八毫米步枪4，371支，附有刺刀3，240具，八毫米步枪6，600支，还有20，000门机关炮，12门迫击炮，200支毛瑟枪，还有一架运往上海的水上飞机。1927年夏，德国船只阿姆兰号由里加驶往青岛，由中德贸易公司的洛兹将货物交给张宗昌。
除与德国人打交道外，张宗昌也从挪威、捷克人手中获得军械。1927年8月—1928年8月期间，张宗昌购置的大批军械由挪威船只艾金号、斯卡尔号、贝斯蒂克号装运到青岛。1927年7月6日，从奥斯陆启程的艾金号装载军械2，107箱，运往青岛，内有9架德国尤特德公司制造的飞机零件，此外还有皮带20，800副，新式步枪8，875支，老式步枪2，500支，刺刀11，370具，前膛枪9，000支，零件250种，猎枪6支，子弹1,200发，飞机座舱步枪12支，体育用枪及雷管10箱。1928年3月，该船第二次到达青岛，装有军械2，482箱，其中2，140箱系交运给张宗昌，计有八八型“七九”步枪130箱，九八型“七九”步枪1，941箱，其他各物，则有刺刀、机关炮、炮弹、手枪、钢盔等杂物。8月，张宗昌又购到大批军火，由贝斯蒂尔号货船运到青岛，内有军械3，526箱在青岛卸货，82箱在营口卸货。这批由美中进出口公司经办的军火，计有步枪500支，刺刀5，000具，肩带5，000副，子弹500合，白郎宁手枪40支，子弹43，000发，共计39，405金元，由天津比利时银行的施罗德签署贷款。另外，斯卡尔号船只也运到步枪7，000支，机关炮10门，子弹及炮弹2，100，000发给张宗昌。
捷克人在1927年初也卖给张宗昌50，000支步枪。另外，张宗昌还购置了大批的机械供其在济南的兵工厂使用。此处不详论。
孙传芳五省联军的购械。孙传芳的联军地处长江流域五省，其地位动摇不定，难以与西方的军火商建立比较稳定的关系。再加上此处历来为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重要地区，英国对孙的行为亦常加限制。因此，孙传芳能购到的外械为数十分有限。即便如此，孙传芳还是力求谋得某些西方对他的支持，与军火商保持直接间接的联系。例如，1924年10月，一艘诺德曼号意大利船从热那亚驶出，将一船德、捷制造的军火运到浙江，共计293箱，其中自动炮2箱，迫击炮12箱等，孙购买了其中一部分。1926—1927年间，北伐军扫荡江浙一带，孙传芳乃与张作霖、张宗昌联盟，他之所以加入安国军集团，原因之一就是想从中获得更多的军械以自保。张宗昌从他获得的军械中卖一部分给孙传芳，例如，1928年3月，艾金号货船运260箱军械到青岛，张宗昌指定将此运给孙传芳，计有步枪1，000支，皮带1，000副，子弹3，000，000发，机关炮150架，手枪106支，子弹50，000发。8月从贝斯蒂克号船上运到青岛的军械，也有指定给孙传芳的。但总的来说，孙传芳的购械数目还是较少的。
冯玉祥国民军的购械。冯玉祥国民军偏居西北，势力仅限于绥远、察哈尔一带。由于地理位置所限，他不得不经西北陆路运进苏联提供的武器，交换条件是冯玉祥容许在国民军内进行国民党的宣传。1925年4月到8月，冯玉祥购得苏联武器计有：步枪7，900支，子弹15，000，000发，卡宾枪15，000支，子弹72，000，000发，自动机关枪27架，子弹630，000发，机关炮189架，炮弹6，450，000发，野炮66门，左轮手枪1，800支，子弹5，000，000发，手榴弹30，000枚，炸药100普特(1普特等于540磅)，挖掘机1，000架，野餐用具50套，两轮车150架，军刀16，000把。另外，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搜查苏联驻北京使馆，搜出冯玉祥的两张军火收据，一张是购买步枪27，970支，子弹27，350，545发，马克沁机关炮90门，圣爱丁机关炮50门，维克斯机关炮3门，刘易斯机关炮4门，三英寸口径炮42门，拖车42架，炮车84架，炮座126座，瞄准仪63具，手榴弹11，000枚，化学弹640枚，战壕军车18辆，掷弹机1，000架，军刀1，000把，长矛500支，飞机3架以及其他零件，总计货价4，363，656.1卢布，直接由莫斯科运往张家口。另一张收据，包括步枪3，530支，子弹23，649，455发，马克沁炮80门，三英寸野炮18门，榴弹炮8门，炮弹38箱计17，654发，化学炮弹9，360发，战地摩托车18辆，火药柱1，800支，防毒面具30，000具，燃烧器10架，纳门特手枪500支，军刀4，000把，手枪子弹5，000发，总计货价4，501，999卢布。
冯玉祥不仅从苏联获得军械，他也同样设法从其他国家获取。例如，1926年2月，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二军向英国安利洋行购买到军械，计有步枪10，000支，每支85元，子弹2，000，000发，每百发12.5元，机关炮24门，每门7，500元，炮弹5，000，000发。
综上所述，北洋军阀购买洋械十分活跃，可以说，洋械是其最主要的装备来源。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我国武器工业十分落后的状况。同时，大规模的购械，使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政治，社会财富进一步流失国外，加剧了近代中国的贫困化，反映出北洋军阀的存在给国家发展带来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