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少年爱读书，长于写文章，且议论脱俗。宋熙宁三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从参知政事到宰相，王安石先后实行变法革新，积极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推行新法期间，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派展开斗争。

　　当时，司马光一再写信给王安石，要求停止变法，说调整国家的行政结构，是侵夺原设官吏的职权；派人到各地推行新法，是生事扰民；整理国家财政收入，是与民争利；不接受劝告，是拒谏。指斥王安石 “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之心”，使天下“纷纷扰扰”。

　　对此，王安石也不示弱，回复说：“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骓壬人（即佞人），不为拒谏。”

　　由于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变法以失败告终。宋神宗死后，司马光等人重新上台，王安石的变法措施遭全盘取消。晚年，王安石居住在江宁（今南京）。在其过世后，南宋道学家邵伯温还伪托苏洵之名写了一篇《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式谩骂：“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其实，王安石既不贪污也不枉法，穿的衣服都是破的，虱子在领口上爬，爬到衣领上，把皇帝都逗乐了。他吃饭也不讲究，一日三餐，只吃最靠近面前的一盘菜。某种意义上，他称得上是“贤能”。

　　真正的问题在于，宋代形成了比较大的朋党气候。同一政治意见的人相互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关系，结果废公趋私，变成一个大的自利集团。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本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大原则。但很多时候，贤能与非贤能，好人与非好人是很难分辨的。在朋党的挟持下，好人与坏人往往还会结成一党，好人成了招牌，坏人蠢蠢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