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萨苏，本名弓云，著名军史专家、日本问题专家。曾兼任《环球时报》驻日本记者，现回到国内工作。他曾出版过《国破山河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退后一步是家园》、《京味九侃》、《中国厨子》、《嫁给太监》、《梦里关山走遍》、《与"鬼"为邻》等书。
应该说，密苏里号上的签字仪式，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它让我们见证正义的人们如何共同用牺牲维护着世界的公理，也见证着中国人如何在漫长的战争中用鲜血守护民族尊严而最终赢得胜利。这一刻将作为埋葬法西斯和展开人类新纪元的标志永载史册。
当七十年后我们重新面对这一刻时，一个问题成为值得探寻的话题– 在1945年9月2日的密苏里号上，到底有几名中国人见证了日本帝国的落日。
这个问题曾众说纷纭。根据对当时史料的考证，今天可以确认登上密苏里号参加受降仪式的中国人，共有九名。其中，受降代表六名，新闻记者三名，另有一人未能得到完全确认，但也很可能参加了仪式。
在美方保留的中国参加密苏里号受降仪式代表名单中一共记录六人，包括：
Gen. Hsu Yung-Chang，即中国首席受降代表徐永昌上将，正是他在密苏里号上代表中国签署了对日受降书。徐永昌上将能够担任受降代表既出人意料又顺理成章。说出乎意料是因为他并非蒋介石嫡系将领，而是出身晋军，起于行伍的一名老式军人。但他很早就退出了派系之争，在抗日战争中专任军令部长之职，为这场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无论从地位还是从功绩而言，政治色彩相对淡薄的徐永昌上将都是担任受降代表的极佳人选。
中国受降代表徐永昌步入会场
徐永昌上将在受降仪式上也体现出了出色的政治头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评价这一时刻：“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中国代表徐永昌签字
受降归来之后，徐永昌即告病引退，任陆军大学校长，似有躲开内战漩涡之意，但最终身不由己，仍不得不为蒋介石参赞军机并随其退往台湾。1959年，徐永昌病逝于台北寓所，终年七十二岁。
Vice Adm. Yang Hsuan Chang，即中国海军在密苏里号上的唯一代表杨宣诚中将。杨宣诚，海军出身的外交家和情报专家，原名杨宣德，因顶替胞兄杨宣诚考中留日海军官费生而与兄长互换姓名，1911年毕业于日本海军水雷学校，此时已经是一名同盟会员。他实际在海军舰队工作时间不久，但参加了海军舰队1919年出兵海参崴的行动，积累了外交经验。抗战中，担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主持对日作战军事情报工作。他曾作为海军代表签署了《开罗宣言》，并建言在其中加入日方必须归还彭湖诸岛的内容。由于他在情报工作方面极有建树，在盟军中颇有威望，或许是他得以参加这一仪式的原因。
受降人员名单中的中方人员
中国海军是抗战中与敌对比最为悬殊的兵种，几乎全部舰只都在战斗中沉没，但仍然坚持到战争胜利，有着难能可贵的坚韧精神。杨宣诚中将参加这一仪式，客观上也成为对中国海军抗战贡献的承认。
杨宣诚中将战后归影田园，特别是1949年后蛰居家中，不问窗外事。1962年病逝于台北，享年七十三岁。
Lt. Gen. Chu Shih Ming，即朱世明中将，是国民政府中少有通晓数国语言的儒将。他1910年就读清华大学，后留美先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弗吉尼亚军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曾长期在美苏等国担任驻外武官，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他深厚的知美背景或是被选拔出任受降代表的重要因素。
朱世明此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曾在日本部署中国驻日军先遣工作，但因国际国内局势变化，中国在日驻军的计划最终取消。不过，朱世明和他的代表团在对日战后索赔等方面，还是取得了若干成绩。
由于被传闻与日本女影星李香兰有染，朱世明后遭到解职。而今从种种迹象看来，这可能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问题在于朱世明与中共方面有所联系。1965年，滞留在日本的朱世明中将逝于横滨，终年七十三岁。
Maj. gen. Wang Chih，即王之少将。和朱世明中将一样，王之少将也是出自于清华并有留美经历的中国将领。他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诺维奇军事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后进入宋子文组织的税警总团，参加过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七七事变后，曾送工兵器材和人员到延安，支援八路军抗战。此后长期担任与美军联络的联络员，并追随麦克阿瑟上将转战太平洋战场。1945年被任命为驻日盟军总部首席联络官。
王之在诺维奇军事学院
与其它参加受降人员同团出发不同，王之属于先期到达日本的人员，推测他是由于需要承担盟军和我国代表团之间的协调任务而被派赴密苏里号的。当徐永昌将军签字之时，在他身边站立侍从的便是王之少将。
王之少将此后参加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1949年倒台后不久离开军队，进入东吴大学任教，退休后定居美国。
Col. Li Sho Chang和Col. Wang Pei Cheng，即李树正上校和王丕承（成）上校，前者出身于远征军，与驻华美军合作较多，曾参加过柳州桂林诸战役。后者是国府著名的军事外交人员，曾在美苏德法各国从事相应工作，并受到过斯大林的接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与盟军有较大交集且都是盟军代表中少见的青年军官。
除了六名军人外，还有三名中国记者登上了密苏里号，他们分别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黎秀石和中央通讯社记者曾恩波。
外加平台上的记者们，前排左侧第四人（穿美式军服探头者）推测为中国记者朱启平
在密苏里号上的中国代表，由于记者仓促上阵，所以人物的名字，军衔错误频出
中国记者在密苏里号上
另外，据说徐永昌将军的幕僚陈延晖先生也登舰参加了这一仪式，因未见于代表名单，尚不能完全确认。
这些中国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便是无论军人记者都曾经亲身经历了这场苦难的战争。于是，我们便可以理解朱启平先生当时发回的报道《落日》中如此总结这一时刻 --“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
是的，密苏里是一个见证，见证一段伤痛历史的远去，见证我们的国家在战争的废墟上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