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只要被谈及，侯孝贤的名字基本上绕不过去。

　　今年侯孝贤导演获得第五十七界金马奖“终身成就奖”，颁奖礼上是枝裕和担任为侯孝贤献奖的嘉宾，自愿隔离了十四天。

　　他和世界上每一个侯孝贤的影迷一样，钟爱电影中平静的叙事和每一个至于时代浪潮中的平凡人。

　　这位在二十多岁时和侯孝贤电影相遇的导演，谈起两人的关系，愿意用“如父如子”来形容，甚至直言自己是侯孝贤的“孩子们”其中一员。

　　但他可能不知道，出生于广东的侯孝贤当初去到台湾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侯孝贤的父亲发现，台湾的住处有自来水饮用。

　　1947年，侯孝贤父亲作为广东省梅县教育局长，被老同学邀请去台湾做主任秘书，只身先去台中赴任，后去信家里，让四个月大的侯孝贤跟着一家人来到台湾。

　　每月只靠620块的工资维持生活，可以说是捉襟见肘，全家上下甚至没有一件木制家具，靠捡竹家具过活，年长的奶奶对家乡的思念，让他们一家人都决定后面要继续回大陆生活。

　　只是几年之后，滞台已成定局，全家搬至高雄，这里常年举办戏曲比赛的热闹稍稍驱散了一家人的孤独，只是童年的侯孝贤除了体会到了传统文化之外，却没有体会到多少乐趣。

　　几年之后，戏院逐渐没落，很多地方改成了放电影，这才让侯孝贤和电影结缘，之后的故事就像诸多从贫苦时期走过的导演一样，他为了看定影，可以翻墙，剪铁丝网，做假票。

　　也难怪，侯孝贤会在之后的采访中说自己如过没做导演，一定会成为一个流氓。

　　随着逐渐成长，侯孝贤在服兵役期间，因为电影《十字路口》，他决定用十年的时间进入电影行业。

　　虽然，他足够有聪明和认学，还在退伍后通过联考进入了台湾的艺术专科学校，但他始终没有机会进入电影行业，期间他白天上课，晚上去工厂上班，坚持了一年这样的生活。

　　后面为了专注学业放弃了夜班的工作，但仍未能涉足电影行业，又卖了八个月的计算器。

　　直到一通电话。

　　侯孝贤被老师推荐到了《心有千千结》剧组担任场记，结识了自己的伯乐李行导演。

　　之后的他就持续转运，从场记一路做到副导演，甚至以编剧和副导演的身份参与了12部电影的拍摄。

　　1979年，他凭《早安台北》提名金马最佳改编剧本，至此脱离了新人的行业，开始在行业内寻找自己做导演的机会。

　　那时候，侯孝贤的电影风格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他的作品老少皆宜，充满了商业元素，处女作就在台湾的春节档上映，成为1980年春节档的票房冠军。

　　但在那之后，他几乎从主流的电影圈消失了。

　　原因在于他对电影越深入，知道的专业知识就越多，他的影像似乎失去了自由，被大量理论和专业知识干扰。

　　好在朋友朱天文发现了这一点，送了一本《沈从文自传》给他，这本书让他发现了看待世界的角度，他第一次感觉到视野还有这么多、这么广，想必这也是他电影中常提及沈从文的原因。

　　之后，侯孝贤用一部《悲情城市》回到大众视野。

　　再之后，侯孝贤的作品风格逐步完善，他故事中的人物几乎对自身发生的事情略带迟钝，好像个人的经历并不属于自己，而大量固定机位的远景构图，空间的重复使用，让观众拥有自由焦点的同时，又扩大着画外空间的信息。

　　这些至今还在被更多的人研究和分享的作品，让侯孝贤放弃让电影卖座之后的成就，也是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人写几篇文章说道的点。

　　但这期间，侯孝贤还在辅导着他的“孩子们”。

　　虽然，侯孝贤很多作品中都是秉着需要一个农民，就找一个农民，需要一个邮差就找一个邮差来演的方式。但他还是帮助了不少演员和导演。

　　贾樟柯导演就曾详细的写过自己和侯孝贤的“缘分”。

　　在贾樟柯的记忆中，他因为学着写了几篇小说，就被前辈赏识，进入了山西省作协的读书改稿班，那时候呆在这种班里最大的好处就是常能收获第一手艺术圈的八卦。

　　某天，来自北京的编辑没给他们上课，理由是要去距离太原一百二十里外的太谷县看张艺谋拍《大红灯笼高高挂》，说侯孝贤导演也在。

　　那时候的贾樟柯对《悲情城市》的印象极深，恨不得冲过去要一盘《悲情城市》的录像带，但一百二十公里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和在另外一个星球差不多，索性就放弃了。

　　当时的他连侯孝贤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直到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在一本旧学报上，他才通过之前侯孝贤来学院讲学的文章，看到了加侯导的几张照片。

　　他当时对侯孝贤的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目光如炬，身体里彷佛蕴藏了巨大的能量。既有野蛮生长的活力，又有学养护身的雅致，是那种一代宗师的面相。

　　这种印象一直持续到贾樟柯因《小武》收到法国南特电影节邀请，在南特湿冷的天气中进入酒店的那一刻。

　　那年，法国南特电影节二十周年，侯孝贤因为之前的《风柜来的人》和《恋恋风尘》都在这里得过最佳影片，这次是带着“祝寿”的前来。

　　而贾樟柯进入酒店大堂，恰巧看到一个中国人被记者包围，他眼睛的焦点都没对实，心就已知那是侯导！

　　他就站在那里，等记者散去，等人越来越少，他才上前搭话，据贾樟柯自己的描述，发生了下面的情景。

　　那时我已经不是学生，但慌不择言，愚笨地说道：侯老师，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来的。

　　侯孝贤显然不熟悉北京文艺圈的称呼习惯，瞪眼问道：我教过你？

　　我连忙说：喜欢您的电影。

　　彷佛面对一个突然的闯入者，他被我搞得莫名其妙，只能挑战性地望着我：北京电影学院的？呦！现在学生都可以出来看影展了？

　　我连忙说：我拍了一部电影叫《小武》。

　　侯导的眉头又皱起来但语气明显平和起来，他问道：《小武》是什么东东？

　　我答：小武是男主角的名字，电影是在我老家拍的。

　　侯导点了根烟，语气已经变得友善：老家在哪？我答：山西。

　　侯导顿时笑逐颜开：哦，半个老乡，我丈母娘是山西人。

　　对于生人脾气有点冲，不会轻易表现出来廉价的亲和，但话要说投机了，又能瞬间成为哥们，这是贾樟柯导演的真实感受，也是多数人心中侯孝贤导演该有的样子。

　　虽然文章末尾，贾导对当时侯孝贤还穿了一双年轻人钟爱的匡威球鞋记忆深刻，但这可能就是侯导的可爱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