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袁世凯称帝，真是为了推行君主立宪制度吗？

　　有君主，无宪法

　　所谓君主立宪制，维基百科的解释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务上的共和主义理想但不采共和政体。

　　要言之，君主立宪制的重点是“立宪”，而不是“君主”。否则的话，那就与君主制没有什么两样了。

　　世界上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不少，屈指数一下，就有英国、日本、荷兰、西班牙、瑞典、丹麦等20多个国家，分布于欧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这些国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固然相差甚远，其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的具体构架也有所不同，比如，君主（国王）的权力就大小不一。不过，无论他们怎么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点：宪法。

　　试图为袁世凯辩解的朋友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自始至终，袁世凯都不曾通过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来为君主立宪制奠定坚实的法理基础。

　　之所以说是“现代意义”，是因为袁世凯任内的确公布了一部准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约法》。但这部宪法与前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相比，不但极大地增大了总统的权力，且架空了立法院的权力，使之近于虚设。因此，人们讽刺地称之为“袁记约法”。

　　但是，哪怕这部为袁世凯量身定做的约法，袁世凯都没有真正遵守之。约法颁布仅隔数日，袁世凯就公布总统令，以参政院取代立法院职权，所以立法院始终未能成立。参政院后又公布《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连任无限；总统继任人由前总统推荐。这两点就将总统选举变成了几乎等同于皇帝的世袭制。

　　更严重的是，1916年，袁世凯不顾天下人的反对称帝后，干脆就把《中华民国约法》废除了。裸奔到最后，连遮羞布都不要了，这是哪门子的“君主立宪制”？

　　违承诺，背誓言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在通电中，袁世凯把“共和”视为世界上“最良国体”，要“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不独于此，3月10日下午，在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仪式上，袁世凯宣誓效忠民国，“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言者慷慨激昂，振聋发聩；闻者血液沸腾，斗志昂扬。但是，历史事实证明，袁世凯不过是用一纸虚伪的“共和”承诺，来换取革命党人对他的支持，从而攫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一旦大权在手，袁世凯就一步一步背叛了自己的承诺，直至滑向专制的渊薮，成为千夫所指的国家和民族罪人。

　　压言论，清党派

　　众所周知，言论自由是民主宪政社会的重要保障之一，同时，言论自由也被称为宪法的“第一权利”。作为言论自由的重要内容，新闻出版自由同样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构成。

　　晚清的仁人志士，往往将争取新闻出版自由作为维新改革的突破口。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称，“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通民情，必须亟为倡办。”颁布诏令，“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由此迎来了一个短暂的舆论春天。此后，几经周折，清廷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大清报律》、《钦定宪法大纲》等一系列法律，对新闻出版作出极为严格的规定。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扼杀新闻出版自由的举动，使得被给予厚望的清末“新政”沦为一种虚与委蛇的政治表演秀。

　　但是，袁世凯执政期间把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扼杀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913年10月，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之后，马上积极筹划制定了一批控制新闻出版的法律，如《报纸条例》、《出版法》，并在《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检查扣留煽动邮件章程》等间接法令中，掺杂着不少苛刻地限制新闻出版事业的规定。

　　据统计，袁世凯执政期间，全国报刊由五百多家下降至一百多家，其中相当多一部分是因为各种“违禁”被查封直至休刊。更有不少新闻人遭到当局逮捕入狱。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晚清以降“民主共和”革命的洗礼，绝大部分中国民众都识破了袁世凯假立宪、真独裁的本质，因此举全国之力而反对之。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反而有不少知识分子和媒体精英蒙蔽其中而不自知，未免遗憾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