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腔▻▻▻

　　《济公》是港产电影里的著名公案。

　　强强联手却大倒热灶，不仅是周星驰不败神话里的瑕疵，更是杜琪峰蜕变成仙的前奏。

　　该片情绪分裂且不好笑，是当时坊间普遍的结论。

　　不过，如今30年过去了，反而是这部不成功的电影让人越发的难忘，它先锋、敏锐的那些成分，在今天不但毫不过时，反而有着穿越时空、直指当下的可贵价值。

　　我们必须要重新评估这部影片。

　　——主编 徐元

　　港片的沧海遗珠，为什么是它？

　　文/青柠

　　作者介绍：情绪极不稳定的影迷。

　　1992年，《审死官》打破香港票房纪录，第二年，幕后公司、台前主创如法炮制，《济公》问世。

　　不过，同样是杜琪峰导演，周星驰主演，还请来了彼时29岁光彩照人的张曼玉，但《济公》的票房表现，却是出乎意料的惨淡。

　　为什么《审死官》大火，而《济公》不灵了？

　　九十年代初的港片市场，人才济济、台资青睐、审查宽松、市场广阔，再加上电影人极度敬业，港产片出货快，质量高，市场一片烈火烹油。《审死官》是应运而生，乘风而上。该片取材自粤剧，本来就有观众基础，加上它始终由杜琪峰把握着整体效果，观感协调，内核统一，剧情连贯，情感直接。

　　影片瞄准一个点狠打，就是如何帮穷苦人申冤，最突出的内核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正义战胜邪恶，良心盖过贪欲，这也是观众最能接受的价值观，既能爽，又能笑，自然全情投入。

　　当年的港片惯用极度夸张与迅速的情节剥夺观众的思考时间，而《审死官》是这种风格下，难得的全片充满深刻讽刺的作品。

　　而《济公》其实也是港片黄金年代非常标准化的商品——杜琪峰执导筒可以保障水平，周星驰主演可以保证笑料，还有梅艳芳、张曼玉加持，剧情又噱头十足。但是，该片的内核统一性出了问题。

　　总的来说，星爷与杜sir的终极理念与表现手法不合拍，让它仿佛一个身体长出了两颗心脏。电影出现了多个任务，多个内核。特别是后半段，主线任务从改变命运变成了对抗黑罗刹，打破了剧情上的一气呵成，观众自然不爽，于是卖座必然不佳。

　　不过，也正是因为它过于分裂的特质，让《济公》成为多年后我们对比周星驰与杜琪峰这两位港片巨人的绝佳案例。

　　1993年香港票房第一名是《侏罗纪公园》，这也是十年来港产片第一次让出冠军宝座，好莱坞的特效怪兽已经踏入香港，而彼时《济公》的特效既粗糙又敷衍。

　　首先《济公》在风格、细节和人物形象上都是周星驰占了主导地位。

　　比如周星驰喜欢以快打快，杜琪峰却偏爱以静制动。《济公》中人物的动作，镜头的切换，都在不停翻新，整个画面降格镜头一般快捷热闹。而我们知道杜琪峰后来的电影节奏都如同桌球一般，经过漫长的定位与瞄准，再发出精准一击。这种风格在《济公》里难以找到发挥空间。

　　比如电影细节中充满了周星驰顽童式的调戏，像是用口水扑灭袁霸天的火把又随即被揍，带领观众一下子飞升又跌落。杜琪峰的细节则不会有那么多磕绊与起伏，他的细节是用来填充人物的溢出故事之外的情绪，就像《枪火》中那个被几人踢来踢去的纸团，在紧张处建起反差的情绪。

　　再如人物的状态。恶人、妓女、乞丐与济颠，每个角色都充满着不堪与执念，有着与周星驰相同的飞舞的表情。而杜琪峰的人物永远面无表情或对表情极吝啬，他们习惯于不露声色地凶狠，气定神闲地算计，在一个微小的肌肉抽动中就决定了杀伐。想象一下周星驰带着深邃眼神伺机而动的样子，就能体会其中的矛盾。

　　直到这里，《济公》都可以说是周星驰的作品。

　　《济公》中小玉在街头游荡被济颠带走，从失落到狂喜再到绝望自残，小玉在几分钟内完成情绪多重翻转。

　　但最大的问题出在故事内核上，“杜琪峰成分”也冒出了头。

　　《济公》能看到周星驰电影一贯的内核，就是在绝望里挖掘希望，是先将自己最脏、最丑、最蠢、最赤裸的一面给你看，给你笑，等到被彻底毁灭了，再给你一招反击。等到小玉划破脸，朱大常为小玉而死，袁霸天挖出了石头心，济颠被黑罗刹粉碎，他们才能参透执念，完成升华。这种升华，多年后化为《功夫》里那个被打上天后才顿悟的如来神掌。

　　肉体给你，神魂不灭，这是他能赢得这个世界的法宝。

　　这是一种励志。但《济公》并非完全励志，它的底色仍然是关于宿命的悲观。

　　电影开篇就是要逆天改命，杜琪峰是怎么做的？

　　一把扇子，这把扇子不能改生死，不能改人心，当降龙罗汉从观音大士手中接过这把扇子，他注定要经历的就是一场又一场胜利的虚像，一次又一次对人心本性的揭露。

　　每当他使用一次，他就发现人的劣根藏在更深一层的地方。在比尊严、爱情，甚至生命更深的地方，它叫做无尽的欲望深渊。只有当这个欲望也被销毁，人才能真的得到一点点片刻的、也是最后的觉悟，但此时已经无法回头了。周星驰的绝地重生，在杜琪峰这里就是反过来，重生时已经是绝地。

　　杜琪峰后来监制的《一个字头的诞生》就将这种决绝的宿命感发挥到极致，哪怕生命重启一次，每当主角欲望破灭幡然醒悟之时他已经瘫痪或者死到临头。

　　《济公》就是这样一部悖论之作。

　　小玉、朱大常与袁霸天三人难以突破自己的宿命，因为他们还没走到最绝望的时刻。

　　30年过去了，为何如今在我们能在这部悖论之作上看到港片宝贵的光泽？

　　因为它印刻着两位导演穿越时代的洞察力，以至于处处是与当下现实的勾连。

　　就像玉帝与降龙的对话：

　　降龙：“谁定的例，谁说一定是对的，常言道天外有天，玉帝你定的例要是让九重天的菩萨知道了只怕会是白痴说笑话。”

　　玉帝：“就算天条有什么不对，总有一条可以定你们的罪，押他们去凡间，一个做猪一个做狗。”

　　放在如今，这就不仅仅是对权威的调侃与解构。我们能读出无心插柳一般的讶异，感慨这杯三十年前的酒竟能浇如今的心中块垒，感慨电影与现实中那渐行渐远的反抗精神与自由意志。

　　再换一个角度看，这部电影也可以在说，要躺平而不可得的现实。

　　降龙罗汉要三人改变，就像这个社会要年轻人改变。特别是小玉与朱大常，他们并不伤害别人，却还是需要被“净化”。这些年我们的心理空间变得越来越逼仄，而在这种逼仄下，我们还不停被社会催促进入“正轨”——疲惫和慵懒都是需要被纠正的罪过。

　　总之佛光之下，不许你麻木，不许你摆烂，更不许你凶神恶煞，你所能做的，只是去微笑、去积极、去正能量，去做个社会上的好人，或者说做一头猪。

　　这个社会已经很难容下个人生活的多样性，我们都是思想统一的，局促而忙碌的好人。

　　三人被“改造”之后，玉帝虽然输了，天庭的价值观却是永恒的赢家。

　　降龙代表谁来改变他们？天庭。降龙只是向天庭做一种非常高级的表演，他也得到了权力阶层更多的认可。

　　而这个权力层级是天庭最重要的命脉，正如一个天官向观音告发降龙时，他最大的罪名其实是“以下犯上”。

　　所以降龙尊者推崇的理念，也像天庭的政策2.0版本。“人间有情”仍然是系统铁幕下被恩赐的温和。

　　这就是杜琪峰反复说着的，“天外有天”的另一种阐述。

　　周星驰与杜琪峰电影里那些关于人性与社会体察，对于权力的警惕与怀疑，对于小人物心态的悲悯与通透，都早已在《济公》里成形。

　　神仙要一个凡间女人生不出儿子，如同凡间的道士要将小玉烧死阻止瘟疫一样荒诞，他们根本说不出什么道理。

　　再说回两人，《济公》可以说是一部带着杜琪峰骨架与周星驰血肉的作品，也是两人事业生命的转折点。

　　1992年被称为周星驰年，他有七部影片上映，1993年票房最好的港片仍然来自他。《济公》之后，如日中天的星爷开始做导演，逐渐建立起自己全盘掌舵的喜剧宇宙。

　　而翻开杜琪峰的作品时间表，93之前，他是众多香港手快活好的导演的一员。而《济公》的拍摄，让他仿佛回到了电视台时期，在周星驰的镜头后面，他只能做一个服务者而不是表达者，这种感觉使他怀疑自己。于是，他停工一年，重新审视自己还要不要做电影。

　　1996年，银河映像诞生。彼时电影市场与香港社会都面临巨大转折，杜琪峰、韦家辉等一批电影人在这里尽情发挥他们的作者性，可以说银河开辟了港片一个新的流派，而杜琪峰其人，则变成了香港影坛乃至世界影坛的“一个字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济公》和周星驰为银河映像的诞生添了一把柴禾。

　　在港片走向衰落的年代，银河映像为香港电影开辟了新土壤。

　　最终，我们看到成熟的周星驰与杜琪峰构成了香港电影的两极。

　　一个是屏息凝神的逃命者，一个是摸爬滚打的闯入者；一个是以道义为生命的游侠情，一个是以出人头地为追求的市井气。

　　他们的存在，完整了香港电影刻画港人心态的图谱，对这个社会，香港人一边迷茫一边躁动，一边恐惧一边接受。

　　但无论主题是宿命也好，励志也好，杜琪峰与周星驰至始至终都没有站在天命那一边，他们永远与普罗大众站在一起，他们总是带着自己的人物挣扎在命运的独木桥上。

　　细想下来，杜琪峰与周星驰的人物都不曾真的在名利场登堂入室，或者只能以一种非常别扭的方式成为观赏物而走向舞台中间。他们明白高高在上的神仙永远是神仙，凡人也永远是凡人。而作为凡人，他们要反复为自己吟唱。

　　银河映像许多作品在命运荒诞之外，总能看到一份朴素的情谊与因果报应。

　　吟唱银河映像那些游离于主流外的悬命枭雄，他们永远也无法逃脱宿命的翻云覆雨手。吟唱周星驰那一个个永远被挡在富贵门外的小人物，做着一次次抬头又一次次被摁低的重复动作。

　　如今港产片早已浪头不在，回望《济公》这样的电影，我们能看到一种形散魂在的力量。杜琪峰的宿命感与周星驰的草根志气开始化作底层视角、女性议题、性少数议题、政治议题、青年困境......这些新时代新题材的港片，纷纷在最近几年里泛起了粼粼波光。

　　从被好莱坞冲击，到创作者纷纷飘散，无论时代怎样倾覆，对于香港的电影作者，那股与苍生为伍的生命力从未消散。

　　编辑/徐元

　　排版/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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