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花朵财经
花朵财经ID|F-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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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兄弟对不起，我尽力了”
这几天，华为HR胡玲发表在华为心声社区上的实名控诉信越来越热。相关问题在知乎上已经有近千万围观。
该帖子在心声社区上也获得了80万+的点击量，相当于每一位华为员工浏览了7次。但目前已经无法查看。
这个“心声第一热帖”是HR胡玲讲述了自己在岗位上近几个月的时间力求改善研发工程师们的工作环境，却发现自己的导师兼上司杨瑞峰以及同事高雁不作为以及反作为。
文章很长，主要干货总结如下：
一、研发员月加班160小时，杨却只关心160小时中有多少划水时间。
二、杨吃着公款招待的200元一对大闸蟹，却认为给食堂提问题的员工需要清退。
三、研发员绩效B+被劝退，高雁40岁+绩效三连B却在公司如鱼得水。
四、与研究员匿名访谈，却被杨逼迫交出名单。
五、杨对领导撒谎说加班时间已经降下来了，实际上是有增无减。
六、HR和研发部门冰火两重天，HR部门莺歌燕舞，小姑娘穿漂亮连衣裙和恨天高，周周都有民主生活会和看电影
此贴一出，获得了外界的大量关注，毕竟，加班是IT圈、金融圈、地产圈……林林总总各种圈的常态。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上班族来说，HR们总是一副死板板的、居高临下的样子，这位华为的HR胡玲能想员工所想，一门心思和员工站在一起，实在是太让人感动了，其被领导穿小鞋的遭遇也太让人同情了。
花朵财经注意到，网上已经有了若干个相关问题的投票，在大部分投票中，至少有2/3的人站在“勇敢的HR小姐姐”这一边，并让认为胡的领导杨瑞峰存在渎职。
有华为离职员工发帖称：“华为的企业文化是“以奋斗者为本”，不是以人为本。我从华为离职时也曾吐槽华为底层员工、尤其是研发员工的地位低下。我从华为离职的原因之一，就是短时间内看不到研发氛围转变的希望。
一时间，平素被民众尊敬甚至崇拜的华为公司陷入了舆论漩涡，有人认为，华为不尊重劳动法，员工权益缺乏保障，还有人认为，华为取得的成就，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压榨工程师的基础上。
花朵财经认为，此事不宜按照二元论的世界观简单地看待，华为的研发员当然值得体恤和尊重，但华为公司及其HR部门也不见得就是大错特错。
只要公司存在，劳资纠纷就是永恒的旋律。关于劳资纠纷，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
01
集体主义VS个人主义
我们都知道日本“失落的十年”“失落的二十年”，这指的是1989—1999，乃至1989—2009。
与“失落的十年/二十年”相伴相生的，还有一个著名的词汇叫做“平成废宅”，平成年号在1989年启用，与此同时日本开始经济衰退。时至今日人们普遍将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归结于广场协议、美国逼迫日元升值等等。
但经济的背后是人，经济是人创造的。1989年乃至此后的二十年，日本的劳动力面临着一种普遍的兴替：日本的战后一代趋于中老年，社会的主要劳动力，即将从“昭和男儿”交棒给“平成一代”。
日本的经济奇迹，是“昭和男儿”创造的，而“昭和男儿”的思想底色，是充满了东方色彩的集体主义。
何为集体主义？一言以蔽之：甘做螺丝钉的精神。
而平成废宅的由来是一篇著名的新闻报道：
当时一名坦克兵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将坦克内部的显示器连接到游戏机上，然后窝在坦克车里打电动打发时间，结果被巡查的长官发现。上司训斥他说：“这样散漫，如果遇到战事怎么办？”这名士兵满不在乎地辩解道：“如果我们都已经参战，那说明我们的空中和海上自卫队已经完蛋了。那样的形势下，我们还是直接投降会比较好吧。”
是不是很像老师深恶痛绝的那些顽皮学生？
这就是接棒“昭和男儿”的“平成废宅”们，随着日本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年轻人群体中，集体主义逐渐被个人主义所取代。
在“昭和男儿”的眼中，年轻人们贪玩、拜金、不婚、懒惰、争当白领、拒绝做蓝领、不好伺候、加班要钱。如果不是日本社会实在没有罢工的传统，八成还会学欧洲三不五时罢罢工。这样的平成一代，当然是废物。
在“平成一代”看来，昭和一代们垂垂老朽、暮气十足，却占据了社会上大部分的资源，不理解年轻人追求自由与个性的心态，还一味指手画脚，颐指气使，十分讨厌。
02
胡玲事件，是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的一次反抗
集体主义VS个人主义，本质上是东西方两种思潮之争。长期以来，中国与战后的日本相似，一直是集体主义占主流，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伟力全世界可见，社会崇尚付出不求回报，任劳任怨为集体做贡献的人被媒体和小朋友的作文一起歌颂。
但近年来的中国，情况开始与平成时代的日本相似，莫说60、70后，就连80后也与90、00后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分野。在雇佣者眼里，尤其是制造业的雇佣者眼里，越是出生年代靠后的，越不是好雇员。
华为HR胡玲五千字长文投诉领导，看似是一个企业偶发的事件，实际上也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争，两种思维的碰撞，是年轻人挑战老人权威的典型事件。
华为的成功，底色就是集体主义，如华为的离职员工所言，华为并非“以人为本”，而是“以奋斗者为本”。
而且华为堪称集体主义思维公司的典范，任正非的军事化管理多年来被企业界奉为圭臬。
华为的中高管理层，有相当一部分是60、70后，而胡玲的信中提到，自己是“14级岗位”，基本上可以肯定胡是90后。
中年以上的管理者，与年轻的劳动者，无论哪个企业、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都一定会存在或大或小的矛盾，而在信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不同两代人中，这种矛盾更是会被无限放大。
在胡玲看来，员工自觉加班的时候用一下健身房完全无可厚非。在杨瑞峰看来，这种行为就属于划水。
不管是哪一方，都不存在绝对的正确与错误。
有人说了，杨瑞峰的态度，简直是没人性啊，员工加班160个小时，使用一下健身房怎么了？你加班本来就没有加班费。
但是，在华为也好，在很多别的公司也好，不管加班有没有加班费，考勤都是决定一个员工前途的重要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杨瑞峰命令下属，识别加班时候划水的人，有问题吗？
有问题的，从来都不是某个原则，而是判别的标准而已。
可能还有人觉得，HR也是劳动者，不能把华为研发和HR之争归为劳资矛盾，进而归结到集体主义VS个人主义。实际上，HR是一种特殊的劳动者，一个公司雇佣HR，本就希望HR以资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最后本次事件如何收尾，就算是杨瑞峰在压力之下被辞退，但他依然会得到高级管理层内心深处的同情。
这不是华为有问题，而是任何公司概莫能外。
不管是胡玲在信中提出的问题，还是更多相关的其他问题，其实都没有标准的答案。
只有社会的发展，有朝一日会带来终极的答案。但那远远不是现在。
03
华为是一家好公司吗？
本次事件，使相当一部分公众开始关心华为的员工待遇、加班文化等。（虽然作为明星公司，华为的加班文化本来就一直处于争议之中。）
现在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本着集体主义成长、茁壮的华为公司，它还是一家好公司吗？
答案很明显：华为当然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好公司。
这和华为本着什么样的管理思维发展无关，只需要看华为创造的价值、业内的地位、对社会的贡献和世界性的影响力。以上述标准，华为皆是顶尖，则华为当然是毋庸置疑的金字塔尖上的公司。
那么，胡玲等“加班160小时”的控诉，是有益的吗？
花朵财经认为，对于华为来说，一定程度上的劳资纠纷，一些“控诉”，同样是有益的。纠纷和控诉，有利于华为的管理层思考自己与年轻员工的代际差异，把握住未来的人才趋势。
说到这里，我们再说说日本。
本来前几年关于日本还有“失落的三十年”的提法，但近来渐渐无人提了。
因为人们发现，虽然日本确实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停滞，制造业近乎全军覆没，但日本在核心科技、高端产业链上仍位于世界第一梯队，且地位比30年前更稳固和靠前。前阵子日本断供韩国两种高端元器件，立即掐住了韩国国民经济的脖子，即可见一斑。
回顾我们自己，60、70后何尝不心忧80、90后？80、90后何尝不心忧00后？
但事实总是证明，“一代不如一代”的担忧，是多余的。
后人在“工蜂”的属性上不如前人，但却拥有更快乐的人生、更富有创造力的思维、更国际化的视野、更不唯唯诺诺的“胆大妄为”的精神。
其实，华为对所有员工乃至对公众开放的“心声社区”，何尝不是对“胆大妄为”的一种鼓励呢？
华为这家公司强悍的地方在于，它的底色是集体主义，但对于个人主义也不是完全的排斥。华为排斥的是“划水”，但不排斥“特立独行”。
任正非举过一个俄罗斯科学家的例子：这小伙子不会谈恋爱，只会做数学，来到华为十几年天天在玩电脑，别人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有一次，华为一个管理五万研发人员的人到莫斯科去看他，打个招呼，一句话就完了。而任正非给他发放院士牌牌的时候，跟他讲话，特也是三个“嗯，嗯，嗯”完了。但是，有一天这位俄罗斯小伙子突然跑过来告诉任正非，他把2G到3G的算法突破了，华为马上在上海进行实验，而华为也因此在这个领域一下就领先全世界。
此事可以充分地说明，对于真正的人才，华为不搞绝对的KPI，不强迫别人做跟随羊群的一只羊。
另外，在此不得不提，相比那些信奉“不要问公司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公司做了什么”的企业，华为有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华为很慷慨，这一点花朵财经就不再引述相关薪资数据了，职场人尽皆知，在华为上班意味着同等岗位更高薪水。
这一点，已经优越于过去的“集体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求回报的奉献”是集体主义的思想精髓之一。但是在任正非、在华为这里，强调奉献，也强调“钱要给够”。
这可以说是“集体主义PLUS”，或者说“华为特色的集体主义”。
04
华为、以及中国制造的未来
花朵财经为什么在本文中大谈“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因为这关系到华为的未来，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
有一个说法，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要将“中国制造”变成“中国智造”。
换句话说，如何将现有产业尽量从劳动密集转向智力密集？如何将产业链从底层转化为顶层？
不管通过何种途径，最终达成这个目标的，将是00后、10后、20后……是下一代们。
再问一个问题——
日本的国民经济从制造业转向高科技导向，付出了20多年的代价，包括经济停滞、社会迷茫、通货紧缩……
中国该如何尽量避免这种代价？如何将阵痛降到最低的程度？
“华为模式”可能是一种有效的答案：在尊重人的价值的前提下，继续发扬集体主义；在集体主义主导的前提下，允许一定的个人主义；在强调军事化管理、企业如战车般隆隆向前的前提下，允许一些需要创新的岗位上，存在将游戏机接到战车的主机玩游戏的“顽皮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