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歧视一般是由于人们因经济、文化、生活习惯等不同而导致对陌生人存在的一种偏见，也可能是因为一些舆论引导、谣言等对某一地区产生的歧视，这种歧视是源自于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导致的偏见。

　　中国自古是个领土广大、民族众多的国家，历史上朝代更迭频繁，每次改朝换代，都会从某个集团或某个地区产生大量的新贵，他们往往自视甚高，并对那些对其权力地位有威胁或纯属不喜欢的一类人或一个地区的人报以歧视的态度。

　　如北人对南人的地位和力量的歧视，中原地区对边远地区的歧视等，历朝历代都会发生。

　　但大宋王朝将本来相距上千公里以上的闽蜀两地捏合在一起共同歧视的事情，实属罕见。

　　宋朝初年，皇帝和当权大臣意见空前一致，统一起来支持“闽蜀同风”这一说法，对福建、四川两地进行各种打压，这是一种非典型的地域歧视。

　　地域歧视

　　闽蜀同风意如何

　　闽蜀同风一词兴起于北宋，“朝中有语云”“闽蜀同风，腹中有虫”，请注意，从“朝中”二字可以知道，这句话并不是出自典籍故事，也不是按照常规在民间流传开来，而是中央政府有关人士的说法，就是说它是当时掌握朝政的士大夫群体中迸发的主观意识反映。

　　经过士大夫群体的集体认同并进而推波助澜，“闽蜀同风”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终两宋之时，一直流传。

　　闽蜀同风的含义，有人从人文地理方面进行指说，福建、四川两地受楚文化影响，风俗、语言、乡土观念、宗教风气等极为接近，近人甚至从音韵学等各个角度进行了探求和论证。

　　但事实上的理由是，宋朝的南北士人集团之争，北人权力集团对南方士人集团占据优势，从中央到地方，通过皇帝、权臣乃至各方诸侯合力，对南方文化的代表福建、四川进行全方位打压，以闽蜀同风为主要论点形成的政治舆论，试图将地处边地的福建、四川两地造就成政治权力的边缘。

　　闽蜀同风论遂成为宋代权力中心与区域政治力量斗法的工具。

　　北宋士大夫

　　“天子地”触动统治者的心弦

　　按照闽蜀同风论，宋朝中央政府应该将福建、四川一般看待，一律给予打压。但事实上宋王朝对四川的打压更甚于福建，甚至应该用镇压一词更准确。这一切的根源都因为四川历史上“天子地”的说法。

　　蜀地建立过多个政权。最早的是春秋时期杜宇王朝建立，后蜀相鳖灵受让建立开明王朝，直至被秦国兼并。

　　东汉末年公孙述建立成家政权，割据一方。当然，最出名的是三国时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经三国演义而上升为汉室正统，蜀人皆有一种自豪感。

　　后来还有西晋时期建立大成国的李雄，五代时建立前蜀政权的王建，都是以成都为国都的一方政权。

　　这些在蜀国民间流传的各类成功人士的典故，最终让蜀人认为天命在我，并且这些政权在历史上确实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成为一个地域性合法权威的中心。

　　当然其中最耀眼的还数蜀汉政权，因为诸葛亮运筹帷幄，宣传得当，使得多年来一直让全中国人认为蜀汉确为正统，益州与中原相比，虽地处边地，但却并不以边缘自居，时不时会冒头成为时代的中心。

　　蜀汉刘备

　　宋太祖赵匡胤是靠兵变起家，深悉夺权建国之奥妙，四川“天子地”之说对大宋政权存在潜在的威胁，必须抹杀。于是，北宋建立后，当权者就对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且一直以“天子地”自居的蜀地保持着警惕和戒备。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当时人称四川“多犷敖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朝中士大夫集团也都认为四川地形险要，人心险恶，必须将其定位为边缘之地，从思想和政治全力进行打压。

　　为此，宋朝中央政府在意识形态宣传上就全力将四川边缘化，实行去“天子地”化的策略，并在具体统治策略上实行严厉管理。

　　赵匡胤

　　“福建子”的科举优势引发权力之争

　　“闽蜀同风”福建尚排在四川之前，虽然福建没有四川所谓的“天子地”之传说，甚至与王建同时代的王审言占据福建后，却没有像王建一样建国称帝，而是向朱温建立的后梁称臣，接受闽王称号，根本没有与中原争夺正统的心理波动和远景向往。

　　但是福建与四川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民间读书之风盛行，称为书香之地一点不为过，而且在宋朝已极为成熟的科举考试中，福建人屡屡中榜，优势突出，成绩斐然。

　　这就给当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北方士人集团以极大的压力和挑战，福建人成为进士的数量远远超过北方地区，当时据说大约4个进士中就有一个福建人，按照宋代科举取士组织官僚集团的原则，福建人很快就能在朝廷中成为一大势力，怎能不令身居权力中心的北方人恐慌。

　　于是福建人就同四川人一样，被朝廷中的北人集团列为打压的主要对象。按闽蜀同风论的原则，要打压为边缘之地为止。

　　当时的一大现象是，北宋朝廷中的福建籍官僚集团被把持话语权的北方官僚称为“福建子”，贬称他们在政治上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极尽贬低打击之能事。

　　北宋科考

　　歧视方针下的具体打击策略

　　朝廷按照“闽蜀同风”论，福建人和四川人均属于不可信任之人，于是对福建、四川实施打压就是理所当然的。

　　在具体实施上，虽然方针和原则是一样的，但是针对对象和手段却各有不同。

　　宋廷对四川是双管齐下，不但针对四川人，还针对四川历史上的精神和物质遗产。

　　首先是将过去历史上的“天子地”记忆抹除。操作此事最著名的当属宋初治蜀名臣张咏，他将前代蜀国高大庄严的皇宫撤修改建，美其名曰“使子子孙孙不复识逾僭之度”，他还将类似的建筑物也予以推除，其实就是要从物质上消除普通民众的记忆之源。

　　其次是实行残酷统治。北宋初年，蜀中连续发生后蜀降兵起义，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还有王均发动兵变等一系列变乱，北宋中央政权在疲于应对之时，对四川的反感与日俱增。

　　朝野上下普遍认为蜀中民风“奸讹易动”，“其俗文、其风武、其政急、其刑威”，蜀中老百姓普遍被看为乱民，那么乱地当用重法，宋朝权力中心对新征服的蜀地理所当然地实行残酷统治。

　　宋廷要求派到蜀地的历任官员“务为威猛击搏以操切之”，甚至要求“无贪宽厚之名”，于是多数赴蜀地官员在蜀地搞严刑峻法，他们甚至理直气壮地“杖人至死”，而没有任何说法。

　　当时还发生过蜀地老百姓按照风俗进行祭神集会，益州知州因看不惯就制造了一桩血腥冤案，将当时集会召集人抓捕杀头，将参加者都流配到四川之外。

　　王小波李顺起义

　　宋真宗之后，蜀民只要犯有罪行，一家老小一律流徒出四川境外。因此而死于道途或流地的蜀民不计其数。

　　宋廷对福建人又是另一套策略。

　　不具有“天子地”气质的福建，主要是表现为科举的高中率而且当官者众多，于是北宋朝廷专门针对以福建为代表的南方官员进行政治上的打压。

　　据说第一击源自宋太祖，他曾亲自手书“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并将这句话刻在宰相办公所在地政事堂的石碑上，作为一条祖宗家法，让后人遵守，可以说赵匡胤才是北宋地域歧视的始作俑者。

　　宋真宗时地域观念稍有淡薄，他准备任用江西人王钦若为相，北方官僚就是搬出赵匡胤的祖宗家法说事，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福建人不但是在官员任用上受到歧视，就是在科举考试上也不好过，北宋宰相寇准有一次当主考，江西考生萧贯高中榜首，寇准以“南人下国，不宜冠多士”的理由，硬把山东人蔡齐升为第一，而且他还公开宣扬，我为中原又夺了一个状元。

　　究其原因寇准是陕西人，这是一个标准的北人对南人的歧视案例。

　　寇准还有一个劣迹，著名词人晏殊14岁时参加科举考试，宋真宗准备擢拔他为同进士，又遭到寇准的反对，理由只有一条，晏殊是江西人，不是北方人，是王朝的“外人”。

　　寇准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正面的人物，结果他在碰到南人问题时，就抛开所有的公平正义，明目张胆的搞地域歧视，可见当时闽蜀同风论是多么盛行，北人对南人又是歧视到何等程度！

　　寇准

　　小结

　　在闽蜀同风论下，福建人在政治上常被描绘成奸臣，四川人则被认定为乱民，闽蜀两地则一直被朝廷视为化外之地、危险之地，两地的政治生态极不正常，人民生产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备受打压的南人一直自强不息，在各个领域纷纷出人头地，唐宋八大家宋占其六，苏轼父子是四川，另外三人都是江西人，全是南人。

　　而且南人崛起恰恰始自两宋。在宋以前，帝王将相几乎都出自北方，而自王钦若蛰伏十年后终登相位开始，特别是南宋南迁临安，使江浙一带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南人的“春天”终于到来。

　　迄今为止，地域歧视依然广泛存在，城里人看不起农村人，大城市看不起小地方，发达地方看不起落后之乡，矛盾和问题依旧在。

　　但从古至今来看，地域歧视产生恶果多多，真真是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