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我们所称的“娼妓业”，在古代则称作“勾栏”，也叫“青楼”，而这些叫法，都是对妓院环境的一种描绘。
在旧剧之中，有很多叙述妓女与嫖客的故事，由此也可见得，娼妓成为一种行业，也是由来已久了，而最早则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
相传管仲相桓公，为了富国强兵，除了大兴鱼盐之利，还实行了营妓制度。也是因此，后来的娼妓业便把管仲做为他们的始祖。
但真要论起娼妓业的形成，远不止管仲这一个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旧时代的社会观念，比如重男轻女。
要知道，在旧时代妇女是可以被买卖的，再加上妇女没有独立生存的权利，遇到贫困或者被恶势力压迫，找不到出路之下也就只能卖身苟活了。
也是因此，旧时代的娼妓业才能兴起的如此之快。
就拿民国时期的洛阳来说。洛阳的娼妓业也是个全国各地一样，古来有之。
不过，在民国初年之时，洛阳的娼妓行业并不发达，妓女只有本地的土娼和散居各地的暗娼。而这些妓女的来源，也仅是一些被诱骗拐卖的良家妇女，或是因父母赌博吸毒无法生活，被迫出卖的儿女。
一直到1921年之后，在吴佩孚入驻洛阳之后，娼妓业才渐渐兴起，妓院和妓女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身居高位的吴佩孚一到洛阳，洛阳便成为了北方军事的政治中心。也是因此，洛阳渐渐的从一个小城市，变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城市。
如此好的环境，怎能让那些外地妓女不动心呢？
所以，在当时进入洛阳的妓女也愈来愈多。最初，来的多为开封帮及怀帮的妓女，她们大多住在东车站的大金台、明义栈、中西栈和东关的鸿运东栈、鸿运西栈。顾主多为当时号称有钱的铁路职工、转运货栈客商和东关的皮货商人。
1927年，在冯玉祥二次主豫之时，虽然一度想取缔娼妓，勒令从良，但也仅是昙花一现，没过多久又恢复了原样，且还有增加的意思。
这些增加的妓女，多为来自苏州与扬州的人。她们趁着蒋冯战争之时，有目的的来到了洛阳。她们初来之时，也多住在车站，在车站安仁里（今自立南街）各旅社。之后，随着她们营业发展，妓女的人数也有所增多，据相关资料统计：
洛阳到1936年以后，原安仁里各旅社，全部被娼妓业租占，仍用原旅社，字号改为书寓。如悦来书寓、天宝书寓、小金台书寓、天台书寓、新华书寓、平安书寓等。那住安仁里的娼妓中，苏、扬二帮占80%。河南帮占20%。苏、扬的妓女，大部分是由稞租而来。
什么叫做稞租？打个比方：
比如有一个12岁女孩，租期为5年，那么每一年这个老板就会给女孩的父母200元当做租金。如果说，老板不满意这个女孩，那么在第一年的时候，老板可以毁约，或者是遣回，再或者是留下帮老板打杂。
如果老板选择留下打杂了，那么老板还要每年给其父母100元的租金。当然了，具体给多少钱，还是以他们签订的协议为准。
虽说，此时洛阳的妓女已经很多了，但跟抗战时期的洛阳相比，可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抗战时期到解放时期这段时间内，可以说是洛阳城内的娼妓业最为繁盛的时期，特别是在开封沦陷之后。
因为在抗战初期时，开封一沦陷，河南省的政府或是战区长官部都开始往洛阳设了。那时的洛阳，可谓是机关林立。这样一来，那些去沦陷区跑单帮的行商也都聚集在了洛阳，最后就导致南关一带各种商行鳞次栉比，可算是官商云集，呈现出一时畸形繁荣。
也是因此，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的妓女，也相继逃来了繁荣的洛阳，在这里做起了老本行。
据相关资料所述，当时洛阳的安仁里、平安里（今自立北街）、吉庆里、新华里（均在今东新安街十一中对面）、刘家院、酸崖沟、城内外各旅社客栈连道北邙山沟里的土窑洞，几乎都住满了妓女。
也是因此，妓女与上层军官开始频繁接触起来。
比如，民国有名的交际花朱香玲，她本是开封朱举人之女，后来成为了河南省高官艾经武的姘头。与其母住在豫秦公寓的花园里，举止豪华，交游广阔，在洛阳的歌女，名坤伶都拜在其母名下做干女儿，很多地方官吏和大商人都托她求情办事。
而其他各处妓院，也由于各色人口集中，营业普遍兴隆。
不过，这些情况也仅是昙花一现而已，因为到解放战争之后，这些妓院都被打压消失了。
总的来说，娼妓问题一直是一个社会问题，是堕落腐朽社会的黑暗面。娼妓本身，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最低贱的人，妓女不仅要受到剥削阶级的玩弄，还要受乐户、鸨母极其残酷的肉体折磨和经济剥削，是极端违反人性的。
民国，如果就以文明来说，这绝对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因为这是东西方文明发生直接碰撞的一个时期。
在民国，除了有黑暗的娼妓制度，除了有草菅人命的土匪、拐卖人口的老鸨外，还有如孙中山等革命人士，断然接受西方政体，推翻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阎锡山等地方强梁，留洋归来，主政一方，推进本土现代化；蔡元培、胡适等文人，致力于洋为中用，推广西方教育体制；还有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捍卫了民族独立与领土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