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1880—1942），即弘一法师，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现代高僧，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等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

　　一代高僧弘一法师有着旷世之才，无论做什么，“做一样像一样”。年少轻狂是才子，浪迹津沪，诚然一个翩翩公子；学成归国做教师，诲人不倦，自有天下名士风度；遁入空门为法师，精研佛法，终成一代律宗高僧。

　　1905年，丧母后再无牵挂的李叔同只身一人东渡日本留学。对戏剧一直有浓厚兴趣的他发现，日本新派剧的内容比较贴近现实生活，以对话为主，更容易被年轻大众所接受。于是他暗下决心，立志要将新剧引入中国。

　　1906年冬，在李叔同等年轻人的努力下，中国现代第一个戏剧艺术社团春柳社在日本成立。1907年春节，春柳社准备第一次公演名剧《茶花女》。其时春柳社成员还没有几个，而且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到哪里找最重要的主角玛格丽特呢？李叔同突然灵机一动——京剧的花旦就由男性来扮演，这个戏为何不试试反串呢？

　　于是，他自告奋勇扮演女主角。他购置了许多女式服饰，天天对着镜子打扮；还在西洋画中寻找灵感，揣摩剧中人物的动作和心理。他剪掉心爱的胡须，有意识地节食，把腰束得细细的，一上台，装束时髦得体，体态优雅，动作轻盈，恰如人们心中的巴黎女子。

　　演出非常成功。《东京日报》报道说，“（李叔同）扮演的玛格丽特优美婉丽，使东京观众大为轰动。”日本戏剧家松居松翁在看完演出后，跑到后台与李叔同握手祝贺。时隔十多年后，他在戏剧杂志上还提到：“中国的俳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

　　37岁时，李叔同与佛结缘，思索良久，最终决定出家。他将自己多年来视若珍宝的书籍、字画、折扇、金表都赠送给了友人，就连衣服也一件不留。同事、朋友纷纷相劝，他都丝毫不为所动，只携带了几件布衣和日常用品，就头也不回地去了杭州虎跑寺。

　　进了寺庙后，他立即换上僧人的衣服，自己动手打扫屋子，支个木板就当床，别人想帮忙他一律不许。而且只吃素食，就连白菜里加点肉末，他都不会动一下筷子。

　　为避免家人阻挠，他事先甚至没有跟妻子沟通。直到他进了寺院，妻子才得知消息，赶紧到寺院寻找。可是，无论妻子在房门口如何苦苦哀求，他都避而不见，妻子索性跪在那里不走。见此情景，连同去的人都忍不住落泪。李叔同却只是托人捎了一句：“当作我患虎疫死，不必再念。”

　　佛事鼎盛的杭州，有幸接纳了弘一的剃度。但他这一剃度却引发了千古争议：弘一为什么弃荣华、妻子如弊履，盛年出家？对此，人们提出了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情困说、顿悟说、政界失意说等，还有弘一弟子丰子恺的“三层楼”说，不一而足。

　　其实，诸如破产、遁世、幻灭、情困（李叔同年轻时期曾先后有过多次情感纠葛）等原因，只能算是浮在表层的影响因素而已，而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的灵魂追求。

　　像李叔同这种有大才之人，一生的终极追求始终是精神艺术享受和自我价值实现。所以普通人所看重的家庭、妻子、子女、财富，对他来说就不算什么了。丰子恺曾分析过，人生的追求，分别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灵魂生活（有些像马斯洛提出的“金字塔”模式）。李叔同少年时代享受过富贵物质生活，青年时代享受过艺术精神生活，再往上追求灵魂生活的皈依，那就只有宗教，只有出家了。所以其中有必然性。

　　可以说，只有深刻经历过滚滚红尘的人，才能如此坚决地放弃红尘。

　　旁人分析再多，不如当事人自己说。李叔同在出家之前写给日本妻子的一封信，颇能让人体悟大师的心境与终极追求，不妨一读：

　　诚子：

　　关于我决定出家之事，在身边一切事务上我已向相关之人交代清楚。上回与你谈过，想必你已了解我出家一事，是早晚的问题罢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索，你是否能理解我的决定了呢？若你已同意我这么做，请来信告诉我，你的决定于我十分重要。

　　对你来讲，硬是要接受失去一个与你关系至深之人的痛苦与绝望，这样的心情我了解。但你是不平凡的，请吞下这苦酒，然后撑着去过日子吧，我想你的体内住着的不是一个庸俗、怯懦的灵魂。愿佛力加被，能助你度过这段难挨的日子。

　　做这样的决定，非我寡情薄义，为了那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必须放下一切。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世间累积的声名与财富。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不值得留恋的。

　　我们要建立的是未来光华的佛国，在西天无极乐土，我们再相逢吧。

　　为了不增加你的痛苦，我将不再回上海去了。我们那个家里的一切，全数由你支配，并作为纪念。人生短暂数十载，大限总是要来，如今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我们是早晚要分别的，愿你能看破。

　　在佛前，我祈祷佛光加持你。望你珍重，念佛的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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