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影迷们而言，这是影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天。今天，是意大利电影大师费德里科·费里尼的100周年诞辰。关于费里尼导演的文章，我们已然写过太多；今年的这场纪念，我们决定从两个有趣的访谈开始。
访谈之一，是关于大卫·林奇导演对费里尼及罗马电影城5号摄影棚的追忆。有意思的是，今天正好也是大卫·林奇导演的生日。用林奇的话说，他们有一种对抽象的共同热爱。
访谈之二，是1966年《花花公子》杂志对费里尼导演做的独家访问。那一年，费里尼刚刚拍完他人生中的第八部长片《朱丽叶与魔鬼》。该片被后世称为“背叛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而前两部是《甜蜜的生活》与《八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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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林奇追忆费里尼
记者：《八部半》里你最喜欢的场景是什么？
林奇：我就是喜欢沉浸在这部电影中。我喜欢它的感觉，喜欢费里尼对电影和生活的看法。这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美好事物之一。这是他创造的世界，对我和许多人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强大的、美丽的。
记者：你觉得自己和费里尼有什么共同之处？
林奇：我们的生日是一样的。我认为我们有一种对抽象的共同热爱。在我看来，电影是一种美丽的语言，既可以讲述美丽的抽象，也可以讲述具体的事物。
记者：那你的马塞洛·马斯楚安尼又是谁？
林奇：我还不知道，但我见过马塞洛。他曾经给我讲过很多故事，其中一个是，他和母亲同床共寝直到35岁；他是妈妈心目中永远的孩子。不过我想他是在开玩笑，谁知道呢。我是在晚宴上遇到他的，第二天他派司机来接我，把我载到电影城。
我在那里和费里尼度过了一整天，他当时在拍《访谈录》。我就在旁边静静地坐了一整天，看他干活，看他玩得很开心。拍电影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时不时聊上几句。他在跟一个胸部像足球一样大的女孩休息时，还带我去外面吃午饭。
记者：后来有再见费里尼吗？
林奇：我在93年又见了他一次。某个周五晚上，他在医院，我与几年前在电影城认识的托尼诺·格拉一起去的。不过只有一小撮人可以进去看他。费里尼坐在轮椅上，面前有张小桌子。我坐在他面前握着他的手，他对我说，他对电影的现状感到难过。他过去常常在外面喝咖啡，学生们每天早上都会过来和他谈论电影，然而这几年越来越少了，他们都不再谈论电影。两天后，他陷入昏迷，两周后就去世了。
记者：如果让你在罗马拍任何你想拍的东西，你会拍什么？
林奇：到目前为止我都是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所以如果我想去罗马取景，马上就会去找那个地方。不过目前我还没有这么想，只是喜欢去那儿呆着。灵感永远不可预测。但我确实喜欢罗马松，它们是最美的树。
记者：如果费里尼今天还活着，你会对他说什么？
林奇：我想看你的下一部电影。
《花花公子》专访费里尼
花花公子：你的朋友老说你喜欢吹牛，甚至有说你是“一个强势的、强迫性的完美主义说谎者”。你对此有何回应？
费里尼：至少他说我是完美的。任何一个像我这样活在想象世界中的人，都必定付出巨大的努力。我承认，正因为如此，在很多人眼中我看起来很不可靠的。因为我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叙述，可能这样的方式他们难以接受吧。
花花公子：但有人指责你在讲述的同时，甚至会肆无忌惮地歪曲事实。有一位朋友说，你曾告诉过他，四个不同版本的初恋故事，这又是为什么？
费里尼：为什么不可以呢？她值得更多的版本。人比真相更有价值，即使在他们眼里，她并没有那么好。如果从这个定义上就说我是骗子，那么我的回答是，让一个讲故事的人给故事涂色、延展、升华，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取决于艺术家对故事的定位。我的电影跟我的生活就应该是同步的。
花花公子：这就是你对自己的看法吗？难道你仅仅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不是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你是一个魔术师、道德家、讽刺作者或者马戏团长？
费里尼：那些听起来都是很不错的职业，但就我而言，我只是个讲故事的人，而电影恰好是我的媒介。我喜欢它，是因为它在运动中重新创造了生命，提炼了生命。对我来说，它更接近于生命本身的奇迹，甚至超越绘画、音乐或者文学。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新的生命形式，有自己的节奏、视角和触觉，这就是我讲故事的方式。
花花公子：很多评论家认为，你讲故事的技巧独一无二。但他们有时会对你电影里的主题有异议，这会影响到你吗？
费里尼：评论家一定要理解我的电影吗？难道公众喜欢它们这还远远不够吗？
花花公子：那你的电影是以娱乐为主，还是以哲学为主？
费里尼：我不关心人气，光谈哲学是没有意义的；哲学概念只是让你进入状态的手段。许多伟大的作品没有这个预设前提也都能做得非常好。像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最初是为了证明上帝的不存在，结果却做了相反的事情。像《甜蜜的生活》，我的原意是展示罗马的灵魂，一种民族精神；但后来就变成丑闻报道，一个社会的侧写。它不一定是罗马的，它也可以是曼谷的，或者地球上任意一个城市。我甚至还想着把它变成蛾摩拉或索多玛，一次痛苦而绝望的旅行，一份关于人类的记录。
花花公子：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在创作冲动上，那又怎么能找到你电影创作的共同主题呢？
费里尼：我的工作只能证明我在生活中的那些追求，这是我始终寻找的一面镜子。
花花公子：寻找什么？
费里尼：寻找自由。在这方面，我认为，我的电影在内容和风格上并没有割裂。从头到尾，我都在努力解放自己，从过去中解脱，从孩提时代中解脱。这就是我所寻找的，只不过是通过不同的人物和不断变化的影像。
花花公子：为什么想逃离过去？
费里尼：我从小就背负着无意义的包袱，现在想摆脱这些。想把自己从这些毫无价值的概念中解脱，这样我就可以回到童贞的人格，真正意义上的自我重生。人只有这样才不会迷失在始终感到格格不入的集体中，集体首先是由每个个体而产生。
无论我在哪里，我眼中看到的年轻人都是成群结队地行动，像鱼群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我们现在是否正慢慢变成蚁群一样的集体分工社会呢？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之一。我讨厌集体。人的伟大和高尚在于其独立性。他如何从集体中挣脱，是他自己的个人问题，也是他的个人奋斗。这就是我的电影想要描述的。
花花公子：可以用你的作品中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吗？
费里尼：《八部半》，社会的准则让圭多在童年时充满挫败感，将他囚禁在时间的监狱里。从孩提时代起，我们中便有许多人就受到了类似的教育。然后，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发现自己陷入到意识的冲突，是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理想的生活是什么，人要追求真善美，社会伦理应该是怎么样的。
这些都是将社会准则神化的过程，只会阻碍一个正常人的自身成长，而且可能会摧毁他。肯定有不少人亲身经历过类似的事。人生中总有那么一刻，你会发现在家里、在学校或在教堂听到的话根本不是真的。你会发现它束缚了真实的自我、真实的本能和真实的成长。这种撕裂制造了一场必须解决的冲突。
在所有形式的精神崩塌中，都存在着理想主义和现实真相之间的撕扯。这一切都源自于希腊人，当时他们信奉着古典形态对于“至美至善”标准。不符合这种审美标准的男人会被排斥、边缘化。再接下来是基督教，它确立了一种伦理美。这对人类本身的要求就更高了，因为这等于是有两重要求，既要像希腊神化人物那样俊美，也得像天主教徒那样圣洁。在这样的准则下不可避免的，大部分人都是又丑又脏的，活在屈辱中。人不爱你，神也不爱你，就这样脱离了生命。
花花公子：那今天呢？
费里尼：同样的伦理和美学标准仍然盛行，很多人反抗过，但始终无法逃脱。事实上，这并不难，不够俊美不够高尚那有什么关系呢，毕竟现实并不是永远都处于完美的状态。但是，只有当人们领悟到生活中的基本事实时，这种自我接纳才会真正发生。唯一真实的存在只有你自己，真正的自我，它会随着年龄不断叠加，但它不应该被过度的道德、完美或是无意义的谎言、神话和幻想所束缚，然而很不幸，所有这些都在人类的童年时代被强行剥离了。
花花公子：一旦把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又会怎么样呢？
费里尼：那么你就可以自由地活在当下，而不是懦弱地逃向过去，或是做一些虚无缥缈的未来之梦。
花花公子：以什么方式走向未来？
费里尼：我的意思是，必须停止把自己投射到未来，就好像未来是可计划的、可预见的，事实并非如此。未来是存在于现实之外并超越现实的一个维度。我们必须学会理性地坦率地处理事情的本质，而不是带着过度的期望或畏惧去面对。未来已经在这里，活在当下。简而言之，醒醒吧，好好活着！
花花公子：您影片中的主角们，通常在结尾会坦然地接受自己和生活的本来面目。但有的评论认为，他们的觉醒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对人类宿命的听天由命。
费里尼：不！不！不是宿命论的听天由命，而是对生活的坦然接受，对生活热爱的新生。圭多在《八部半》中并不是一次失败。相反，这是胜利者的回归。当他最终意识到永远无法解决自身问题、只能与之共处的时候，他明白了生活本身就是不断地反驳。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复苏，一种深刻的宗教式的回归。“我有信仰，”他说，“我将受到上苍的安排，我到死也不能不愿不会去理解它的安排。在经历生命之旅的喜与痛上我无能为力，只能用所有的精力、热情还有爱，接受它的本来面目，而不指望得到一个任何解释。”圭多最终能与自己和平相处，自由接受自我，这才是《八部半》应有的最正向结局。
花花公子：《朱丽叶与魔鬼》中是不是也有同样寓意？
费里尼：本质上说，是的，只是带着另一层更深的含义。带有更颓废的底调，以超现实的方式讲述。朱丽叶触及了人类心理中的神话，因此，它的形象是寓言式的。但它处理了一个深刻的人类现实：婚姻制度，以及婚姻制度中个体解放的需求。这是对意大利现代女性的侧写，生活在现代社会，但却是宗教教义和古老传统的畸形产物。当她长大后发现，这种过于完美的愿望没有实现，她既不能面对也不能理解，于是逃进了一个由记忆和神话共同组成的个人幻想世界。无论她做什么，都受到她童年烙印和未来期待的双重影响，在幻觉中重现了童年，而未来则在离奇的幻想中变得栩栩如生。
对她来说，现实只存在于电视的虚妄中。当她终于被一个冷酷的现实从这些幻觉中唤醒，丈夫准备抛弃她时；这种恐惧反而成为人生的转机，迫使她寻找自己，找到属于自我的身份。让她意识到所有的恐惧，包括周遭的幻影，都是自己创造的怪物，被畸形的教育和严苛的宗教催生的怪物。她甚至意识到这些魔鬼都是冥冥中必然存在的，值得感恩的存在。当她真正意识这一点，她不再害怕和憎恨它们。
花花公子：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费里尼：一个教训，所有人都必须吸取的教训，就像朱丽叶所做的那样：婚姻要想生存下去，那就请以初心对待。它是你还想努力的东西，它没有公式可以计算，也不是从外部衍生的东西，就像一个禁忌，既然打破不了为什么不承认呢？婚姻制度需要被重新审视。我们生活中有太多无意义的意识形态，而现代人需要更丰富的人际关系。
花花公子：哪种关系？
费里尼：婚外情和婚前。人类根本不是一夫一妻制的动物。婚姻是暴政，是对人类天性的一种侵犯。另一方面，女人倾向于围绕着一个男人创造一个世界。而现代人的悲剧是，他需要更为多元的个人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他被迫进入单一的交配模式。如果没有这种桎梏，他的生活可能会更有趣，可能会发展成更高层次的人生。
花花公子：你的想法怎么与天主教会的教义完全相反。你难道不是天主教徒吗？
费里尼：在意大利，异教徒在各种方面都很难生存下去。就像海里的生物怎么能够用肺呼吸呢？对于一个从小出生在意大利的人来说，儿时就呼吸在天主教的空气里。意大利人生的孩子，在意大利度过童年，在婴儿时期进入教会，领圣餐、受洗，他能不是天主教徒吗？！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钦佩那些公开宣称自己是异教徒的人，很难想象这会在意大利发生。但是意大利人迟早要重新审视自己，以确定什么程度上的信仰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或者非天主教徒。
花花公子：你在《八部半》中对天主教神职人员的讽刺，让不少人将你定义为异教徒，你怎么看？
费里尼：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认为自己虔诚地信奉宗教，因为我接受生活的无限奥秘，带着喜悦和好奇看待它们，这是信教还是反宗教呢？当我以一种争论不休的方式谈论宗教扭曲孩子们的世界观时，我说的是宗教里不人道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圭多在《八部半》中的天主教导师是可怕而无情的，这跟教皇教廷都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一种错误的宗教教育造成了个体一生的罪过和禁锢。那么我会认为，这不仅有必要认识错误，还必须根除。
花花公子：你会不会把所谓的女性道德双重标准，包括在教会助长的恶习当中呢？
费里尼：当然是啊。特别是对天主教徒来说，女性要么被神圣化，要么被肉欲化，要么是美德、母性、圣洁的化身，要么是邪恶、淫荡、恶毒的化身。要么把她打扮成一个完美的白雪公主，要么让她变成淫秽、恶毒的老巫婆。这真是无稽之谈，我们根本不了解女人。甚至认为女人形象只是男人体内分化出来的黑暗一面，谈论女性意味着谈论男人内心最黑暗的部分，未开发的部分，最神秘的部分。
世人相信人类一开始是一个完整的雌雄同体，又或者非男非女，像天使一样。后来出现了分裂，上帝从亚当的身体取出那根肋骨，变成夏娃。所以男人终其一生就是与他的另一半重聚，找到适合他的女人。从这个定义上来说，女人就只是男人的一个投影。一个男人只有让他的女人自由了，他才能变得完整或自由。这是他的责任，不是她的。一个男人只有平等地将他的女人当做性和生活的伴侣对待，而非性欲发泄工具，他才有可能获得生命的自由。
花花公子：你在《三艳嬉春》中，让安妮塔·艾克伯格打扮得这样美艳，可不可以认为不是在满足男人的性幻象，而是一种崇拜形式的情色女神形象？这是你想要的吗？
费里尼：是的啊。当然，在每个虎视眈眈的男人眼里，你很难说没有色欲。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展现女性性欲的夸张形象，这种形象释放着男性压抑的性欲。我想用比喻的方式展示人类被禁锢的欲望，最终如何冲破束缚，成长为活生生的性爱幻想，占据其创造者，并最终吞噬他的。
花花公子：那么，我们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你现在是不是随着越来越开放的性自由而变得更受欢迎呢？这种在电影、夜总会、杂志日益常见的裸露，难道是一种健康的趋势？
费里尼：这一切都是好的，因为它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性的神秘使它变得扭曲。想想看，在监狱里的男人看来，女人会是什么样子的，想想看，女人将身体某个部分展示在这样的男人面前，那该是多恶心的场面。出狱后他还得带着这种畸形的幻觉回到女孩身边。如饥似渴地重新探索女性的身体，这种欲望才能平息，女性神话再次复萌。
花花公子：那你认同一个全裸的女人会失去她的神秘感吗？
费里尼：这只是从视觉上不再神秘而已。因为女人代表着人类隐藏的另一半，代表着出生时就注定了的结合，代表了人类最神秘的情欲的融合。很明显，她永远拥有深不可测的秘密，即使肉眼看不见。所以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把她藏起来。
花花公子：你电影中的女性，似乎比男性更有活力，为什么？
费里尼：我发现我片中的女性形象，比如安妮塔·艾克伯格和桑德拉·米洛，创作起来都更令人兴奋，可能是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吸引人，更难以捉摸，更性感，更刺激。
花花公子：是什么启发了你起用安妮塔饰演《甜蜜的生活》中那个性感女神呢？
费里尼：她的形象填补了我脑海中想象的每个细节，就这么简单，跟她之前的表演无关。
花花公子：你是如何通过这个角色把她变成性感女神的？
费里尼：我只是为她塑造一个完美的角色来激发她的潜能，也有可能是第一次调动起她的全部官能感受。我没有使用什么神秘的方法，对待她和对待其他演员都是一样的。
当我找到了脑中设计的角色的真实人物时，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放松下来，解开他们的束缚，让他们忘记技术，把他们带到一个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的环境中。换句话说，我是尽力把他们的天赋引出来。如果成功的话，那我得到的就是他们最自然发自心底的反应。每个人都带着不可改变的天然，这是最真实、最珍贵和最独特的。
安妮塔或桑德拉·米洛的天赋与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如果环境氛围都匹配，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自然地表达出喜悦、悲伤、仇恨等等一切。我从不想强迫某人进入一个不属于Ta的角色，或者去限制他。相反，我会尝试让他根据角色补充塑造。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的电影人物最后都是很立体，而且令人满意的。
花花公子：大多数演员都是被训练出来，去虚构，去扮演。但是你说你想让他们描绘自己的角色，这不觉得冲突吗？
费里尼：不完全是。一旦他们习惯了向内而非向外的想法，大多数人会发现这更自然，这使他们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可塑性。当然，对演员而言，其实只有自身性格的一部分是和角色契合的，我会要求他不要完全放飞自己，只选择性展示自己。
其实即便演员和角色本身有很高的契合度，他也不会简单地扮演他自己。完全的自我暴露是很危险的，而且也有可能偏离角色设定。相反，我会要求他一层又一层展示，直到最后与角色彼此之间水乳交融。
演员和角色之间肯定存在一种戏剧性的错位，但他自身的能动性必须要探索。演员表演的节制对角色塑造而言很重要。有个很好的例子是马斯楚安尼在《八部半》中的演绎，他对这个角色有着很深的认同，但还是非常小心地去处理角色。
花花公子：你跟马斯楚安尼的私交也很好是吗 ?
费里尼：像孪生兄弟一样。尽管我们很少在工作以外的时间见面，但关系非常好，看着他就像面前立着一面镜子一样，很不可思议。这是我们友谊的纽带，他也很有人情味。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热情、纯真的气质。我也很钦佩他的专业精神。他是个很有天赋的演员。
花花公子：你和其他演员也有比较深的交往吗？
费里尼：很少，虽然我通常都很喜欢我的演员，因为他们是我的木偶，是我幻想的产物。我会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
花花公子：你的妻子玛西娜主演过几部你的电影，这种关系会让合作更容易还是更难？
费里尼：两者皆有。工作上她基本上是最理想的女演员：耐心、温顺、听话、严肃、不难缠。但我对她会比对其他演员更不耐烦，更易怒。通常来说，朱丽叶塔是我们合作电影时首先就会想到的角色，然后其他角色才慢慢成形，但基本都是围绕在“她”周围的。所以当我发火的时候，我就想说，“朱丽叶塔！你的角色是第一个诞生的，其他人都在你之后。你在我心目中的时间比其他人长得多，你为什么不快一点成熟呢？“我知道这不公平，但就是忍不住。但我确实喜欢和她工作。
花花公子：你认为她是个好演员吗？
费里尼：太好了。就算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会对她感兴趣的。例如，她的模仿能力，以及那张可以表达快乐或悲伤的小圆脸，都是如此令人心碎的单纯。那个小小的身影，既温柔又细腻，使我着迷得不得了。她的类型对我来说是具体化的，甚至是风格化的。作为一名演员，她代表了一种特殊的类型，非常特殊的一种人性。
花花公子：那作为妻子呢？
费里尼：那就太多可说的了。我会尽量客观一点，但这并不容易。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前几天在片场，我们庆祝了我们的二十一周年纪念日。21年好像也不是很久，还有很多东西有待探索。刚刚说到哪儿了？
花花公子：以妻子的身份讨论朱丽叶塔。
费里尼：还能有这样一个温柔的妻子，深情的，永远知冷知热。我们在拍外景时，她问我的袜子是不是湿了。你知道女人是什么样的。但她不仅是我的妻子，也是激励我的人。多年来，她已经成为我的兴奋剂，成为某种感情、情绪、行为的象征。我们在一起的生活，既有悲伤也有欢乐，有泪水也有欢笑，这给了我工作带来很多素材和灵感。
花花公子：她有什么实际的创造性贡献吗？
费里尼：某种意义上，她提供了阳光和雨水，温暖和浇灌了我播种的种子，最终发芽的土壤，偶尔会开花结果，成为电影。
花花公子：为了继续你的想象，种子是从哪里来的？
费里尼：我不知道，不知怎的想法就冒出来了，像胚胎一样在心中停留几周、几月、几年，直到最终形成胎儿，一个模糊的形态。然后试探性地，着手剧本出稿。
花花公子：你说过，在这个阶段，看潜在角色的照片，可以刺激创作。为什么？
费里尼：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仪式感，一种习惯，一种心理调理。当我开始拍摄时，我会在无数试镜中看成千上万演员，保留他们的照片，去寻找适合创作的角色的面孔。
花花公子：很多人都说，你开始拍摄时，除了剧本大纲，其余的电影部分都像是直接从脑中跳出来似的，边走边即兴编排场景和对白，这种说法是否属实？
费里尼：如果我会为了艺术和经济而自杀，那将是一个美丽而壮观的方式。但我没有，我到片场时一般手里会拿着剧本，虽然没什么意义。对于害怕即兴表演的演员，或是渴望心里安慰的制片人来说，电影剧本就像奶嘴一样让他们有安全感。重要的是，我一般对作品有非常明晰的定位，清楚作品的走向，甚至在镜头移动前就已经心中有数。当然，我也会努力保持镜头的灵活性，在必要时进行修改，而不是盲目地坚持最初的预设。导演工作有时候就是必须适应现实情况，随时做调整，从这种意义上看，我不是即兴发挥，而是灵活适应。
花花公子：完成一部电影后的心情如何？会担心变得陈腐，或者遭遇所谓的创作瓶颈吗？
费里尼：真是个奇怪的问题。对我来说，电影从来不会突然结束，电影是会留下回声，留下痕迹的，我可以感受得到。即使拍完了，后期做完了，它依旧在我身边，我还听得见，感觉得到。当我感觉它的气息完全消散后，这又是另一种氛围。就像春天的到来，新的电影又开始成形，还有新的人物和故事。
你看，我没有经历过空窗期吧。自我开始担任导演以来，一直如此，同样漫长而美好的一天。如果要问我如何处理职业无能，不用多说，《八部半》解答了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创作空白的日子离我远着呢。当它发生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有足够的谦虚和理智去适应。同时，我仍然充满了创作热情。
花花公子：你几乎不去看电影是真的吗？哪怕是自己的电影？
费里尼：非常正确。正如我所说，当完成一部电影，我会立即被下一部电影迷住。另外，我想活在现在，而不是徘徊在过去。至于别人的电影，我很少去看。我宁愿去工作也不愿看。
花花公子：你肯定看过几部同时代电影人的作品吧？
费里尼：会看一些留个基本印象。
花花公子：看过黑泽明的电影吗？
费里尼：只看过《七武士》，但我认为他是作者导演们的榜样，我对他讲故事的方式有一种兄弟般的亲切感。
费里尼与黑泽明
花花公子：英格玛·伯格曼怎么样？
费里尼：我对他和他的作品怀有深深的钦佩之情，尽管我没有看完他全部的电影。首先，他是位艺术大师。其次，他能够使事物变得神秘、引人入胜、丰富多彩，有时甚至令人产生厌恶感。正因如此，他有权谈论其他人，也有权被其他人倾听。就像中世纪时期的吟游诗人那样，他可以坐在房间中央，通过讲故事、唱歌、弹吉他、读诗、耍把戏等等方式，来吸引着观众。他有吸引人注意力的特殊才华。即使不同意他的观点，也会喜欢他说话的方式，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此别具一格，是我见过的最完整的电影创作者之一。
英格玛·伯格曼
花花公子：安东尼奥尼？
费里尼：我对他的尊敬从未改变。他狂热的正直感，永远拒绝妥协。安东尼奥尼的职业生涯开局非常艰难。他的电影多年来始终没被大众接受，如果换一个不那么坚定的人肯定会退缩妥协。但安东尼奥尼继续走他孤独的创作之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直到被世人尊为伟大的电影大师。他是一个清楚自我表达的艺术家，这一点非常重要。
费里尼与安东尼奥尼
花花公子：特吕弗呢？
费里尼：很抱歉，我从未看过他的作品。
花花公子：德西卡呢？
费里尼：非常伟大的成就，是调教演员的大师。他是新现实主义时代之源起，非常棒的导演，几乎是不可企及的人，在战后电影史上居于非常特殊的重要地位。
维托里奥·德西卡
花花公子：有些评论家将您的作品与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作品相提并论。你认同这种比较吗？
费里尼：的确是。但我的作品是6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与4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截然不同。当时我们当中的许多同行都怀有伟大的理想，但最终在社会辩论中四分五裂。然而，那时的新现实主义已将电影制作提升到一定的艺术水平，将电影创作者从电影工业流水线上解放出来。早期新现实主义的伟大之处在于赋予电影艺术自由，我们终于能像其他艺术创作者一样，用钢笔在电影中自由地表达自己。
花花公子：自从《甜蜜的生活》大获成功后，你都快被美国的电影邀约淹没了。你觉得如果成为一名好莱坞电影人，还能自由地表达自己吗？
费里尼：可能不会，但我很想试一试。很想在那里拍一部电影，讲述我访问美国时激发出的想象力。但是，即便我有明确的想法，实际操作起来，将想法变成影像应该还是有困难，我可能会感到困惑。
花花公子：为什么？
费里尼：在意大利所有一切都轻车熟路，我知道如何处理演员，如何定装，如何让他们在我创造的环境中融入角色，知道我想让他们表达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即使加了台词的临时演员，她也有充分理由出现在片中，她可以赋予那一句台词和出现在屏幕上那几秒钟的真实性。但是我无法想象在陌生的国度能完成这些。
例如，我不知道波士顿出租车司机周日下午在家会穿什么，不知道布朗克斯药店的收银员面对男性侮辱时会如何反应。我会迷失的，因为拍电影这件事儿，至少在我看来，需要绝对的掌握，完全控制一切和每个人。包括女明星的内裤、男主角的胡子、火柴放在桌上的方式，这是一个真实而又深刻的现实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作家必须坚持从小滋养自己的写作语言，这给他留下了文化积淀和风俗习惯。所以你看，在其他地方拍摄的想法对我来说是不现实的。
花花公子：合适的价格会让你改变主意吗？
费里尼：我对钱不感兴趣。当然有钱是很有用的，也很好，但我不痴迷于金钱，哪怕穷的时候也一样。我18岁第一次来到罗马时，在一家报社工作，有时没有钱吃午饭。但我更想要的是食物，而不是钱。此时此刻我身上也没带钱，我身上一向身无分文。也许正因如此，我才能赚到钱，钱都是涌向那些不讨好它的人的。
花花公子：对你来说，名声也是如此吗？你对此也无动于衷？
费里尼：是的，只是它不那么容易被忽视。它甚至侵入到一个人的私人时间。虽然我已经设法从公众的关注中隔离出个人空间，但隐私还是常被侵入，特别是在《八部半》之后。我去美国的时候，还以为可以享受被美女们包围的幸福。谁知道他们天天给我打电话，甚至在酒店走廊等我。我跟他们说什么都没有，没有创作的答案，但他们还是不信。我是导演，不是预言家或心理医生。我要说的话在作品中已经说完了。
花花公子：你对自己有信心吗？
费里尼：不是我自夸，但比起以前，已经不那么情绪化，平和多了。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会失去掉一些创作的力量。但可以感觉到一种深刻而真实的宗教，在体内诞生。我的生活相当的幸运，可能是过于乐观，所以没有经历过什么悲伤或痛苦。
花花公子：你害怕变老吗？
费里尼：没有，可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花花公子：那死亡呢？
费里尼：死亡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与现实的物质世界完全不同，所以很难谈论它。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会被一种模糊的恐惧抓住。像一块传奇的大陆，有人说它存在，有人说它不存在，有人说它美好，也有人说它可怕。有人说那个世界比这个世界好，也有人说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死亡只是一种沉默和遗忘。但还是面对现实吧，这个国度是存在的，我们迟早都会去往那里。
花花公子：你害怕吗？
费里尼：是的。不是。我不知道。一个人在拥有生命的同时也拥有了死亡，我会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但不害怕。人不应该带着希望接近生命，因为希望往往是恐惧的另一面。我们需要的是信念，而不是希望。你必须感觉到一切都是神圣的。我不理解一个艺术家为什么要将生活描绘成贫瘠、荒芜的、孤独的和被遗弃的，什么都没法留下。如果你否认一切，那么你就是否定了艺术本身，那么为什么要创造它呢？
花花公子：那么，信仰和好奇心是你幸福的秘方吗？
费里尼：我会说是充实的人生。幸福仅仅是不幸福之前一种暂时的幻觉，反之亦然。但这都是狂欢的一部分，不是吗？
翻译| 小飞侠；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