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邮电部印制了一套“三顾茅庐”的纪念邮票,决定在“诸葛草庐”所在地举行首发式,但最后却在地点上犯了难,因为诸葛亮的草庐在何处,一直是历史上的一桩悬案。1990年之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在河南南阳,即当时南阳郡治所在地宛县;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在距河南南阳两百多里的湖北襄阳,即当时南阳郡的邓县。

“南阳说”依据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自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曲,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南阳说”还有一大证据,即河南南阳有一“卧龙岗”,而诸葛亮有“卧龙”之称。明代诗人叶秉敬据此还写过一首《卧龙岗》:“山横黛色枕平芜,树影萧疏汉月孤。地据贼臣窥九鼎,天留元老峙三都。出庐整顿千秋事,弹指髡钳两国奴。故自断鳌四撑极,伺殊赤帝抚雄图。”叶秉敬认定诸葛亮的草庐在南阳。

“襄阳说”的依据是王隐的《蜀记》,其中有一句:“晋永兴(公元304—306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其后历史文献中遂不断有诸葛亮草庐在襄阳隆中的记载,如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云:“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郦道元的《水经注》也说草庐是在襄阳:“沔水又东径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盛弘之在其《荆州记》中写道:“襄阳西北十许里,名曰隆中,有孔明宅。”

当今学术界,对“诸葛草庐”究竟在何处这一问题讨论得依旧十分激烈。
维护“南阳说”的学者,对“襄阳说”大不以为然,认为记载“襄阳说”的文献在若干关键之处,始终未能自圆其说。如《蜀记》中李兴所撰的《诸葛丞相故宅碣表》,是“襄阳说”最重要的论据,然表文叙述诸葛亮故宅的地理位置为“沔之阳”,恰与今隆中的方位不合。

坚持“襄阳说”的学者,也对“南阳说”表示不赞同。黎虎在《诸葛草庐究竟在何处》一文中说:“根据《出师表》所说,诸葛亮‘躬耕陇亩’的地方可以让他及家人‘苟全性命于乱世’。然若‘躬耕’的地方是南阳,就达不到远避战乱的目的。因为南阳这一地方战争频繁。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袁术出奔南阳,‘兵以钞掠为资,奢恣无厌,百姓患之’。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凉州军阀张济‘士卒饥饿’,攻襄阳,为流矢所中,族子张绣便领其众屯扎河南南阳。从此,南阳又被张绣占据。后曹操与张绣在南阳一带进行了长达多年的对战,到了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十一月,因张绣投降,南阳便落入了曹操的手中。建安六年,刘备被刘表派驻新野,从此,南阳一带又成了刘表、刘备与曹操争夺的地盘。总之,在中平以后的十多年间,南阳一带战火不息,了无宁日。而诸葛亮既想‘苟全性命于乱世’,放着安定和平的襄阳不住,反而跑到战乱频繁的南阳来避世,岂不荒唐?”

黎虎又从诸葛亮的活动事迹和社会关系方面考察“诸葛草庐”的地点,最后得出结论是:诸葛亮在出庐之前十几年的求学、交友、姻亲关系都发生在襄阳,如果不是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之久是不可能留下那么多具体的活动踪迹的。而南阳方面,却不存在这样的关系和遗迹。因此,“诸葛草庐”不在南阳,而在襄阳。

另一些拥护“襄阳说”的学者则从其它角度分析历史材料,来证明“襄阳说”合乎事实。建安四年后,南阳被曹操占据。建安六年,刘备投奔刘表,他的“三顾茅庐”自然应在建安六年以后。而此时刘备已经成了曹操的敌人,那么刘备去的草庐若是在南阳,那他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敌占区。既在敌占区,敌人势必要置他于死地,那他还能那样来去自如地“三顾茅庐”吗?

无论是“南阳说”,还是“襄阳说”,都各有道理,但也各有偏执之处。“南阳说”的学者不理睬王隐的《蜀记》等文献的记载,“襄阳说”的学者轻视“卧龙岗”这一与诸葛亮有着紧密联系的地名价值。我认为在寻找到“诸葛草庐”原址的可能性十分渺茫的情况下,应集中精力去发掘新材料,而不是仅凭现存的资料,加以主观的猜想,做无意义的争辩。若发掘新材料无望,则应形成这样的认识:诸葛亮这一清正、忠诚、富有智慧的伟大历史人物,他属于全中国、全人类,而绝不仅仅属于南阳或襄阳。他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乃至全人类的骄傲,而绝不仅仅是襄阳人或南阳人的骄傲。道光年间,湖北进士顾嘉衡在南阳任知府期间,写了一副对联: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