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抗疫更具优势?
新冠肺炎全球蔓延已逾两周,有的国家交出了满意的答卷,有的国家在四处求援,苦苦挣扎。
还有些国家干脆“弃考”,不再统计确诊人数,甚至不再治疗轻症患者,直到情况恶化,才开始严肃对待。
就像图中画的那样,以中日韩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普遍积极采取措施,虽然曾处于风暴中心,现在却已经基本稳定了疫情。
反观自诩为“发达”经济体的欧洲诸国,却乱成了一锅粥,拦截抗疫物资,怨声载道。
对此,我们不毒舌、不吐槽,理性地来聊聊为什么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在此次防治疫情上占据优势。
01
1月18日,钟南山院士一张无座高铁票驰援武汉,2天后捅破了飞沫传播的窗户纸,又过了两天,1月22日深夜,武汉封城。
随后全国上下对疫情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各省纷纷采取一级响应措施,正值春节,有很多人选择了不回家过年,更多人取消了走亲访友的活动。
更有硬核如河南,自行阻隔交通,最大程度避免了人员流动和人群聚集。
很快,“宅在家就是对社会做贡献”的风潮席卷全国,即使有些地方没有采取强制措施,大家也都纷纷宅在家里。
以至于后来各个小区采取人员出入管控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对此举国齐心共抗疫情的场面,却有外国专家和媒体站出来横加指责。
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史教授霍华德·马克尔声称中国的检疫隔离“不科学”。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法律与政策中心主任小詹姆斯·霍奇则表示封城是“过激的反应”。
“人权观察”组织执行主任肯尼斯·罗斯2月初也曾谴责中国的做法,还断言“这种隔离方式通常不会奏效”。
以上看法被随后发生的铁一般的事实击碎,3月8日意大利迫于无奈也选择了封城,随后纽约时报的双标报道(盛赞意大利封城,却继续贬损中国的封城)引来广大网友的群嘲。
这些国外专家媒体的偏见无非集中在大家宅在家里的动机,他们认为我们是被迫关在家里,是出于对国家的恐惧才不敢出门。
这种偏见在我们看来很荒诞,除了恶意抹黑,还可能出于对中国人和中华文化知之甚少。
虽然今天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会遵循儒家对君子所要求的“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隐含在这个准则背后的大局意识,却深深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
我们主动在家,绝不是出于对权力的恐惧,甚至不一定出于对病毒的恐惧,而是因为我们的责任感和大局观。
就我所知,选择春节不回家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最主要不是怕自己不幸感染,更主要的是怕自己在路途中感染,回家后再传染给家人。
同理,在家隔离,乃至于中国情况好转后大家出门主动戴口罩也是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不给别人添麻烦。
这一点上,日本、韩国也是一样。尤其是日本社会,给别人添麻烦是一件天大的罪过,这一点在平时,日本比中国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
而这种社会共识的源头,无疑都是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文化。
虽然现代社会,个体的天性和创造力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样的思潮发源于西方,对儒家文化圈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可是在危急时刻,我们骨子里的集体意识显然占据了主导,最终帮助我们控制了疫情。
反观意大利的封城,遭遇了监狱暴动(因为探监活动被禁止)、民众不戴口罩上街抗议等在我们看来匪夷所思的抵制。
殊不知他们对抗的不是国家,而是自己和亲友的安危。
02
对于疫情全球爆发,现象级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给出了这样的解读:
“如果你的国家确诊了100个冠状病毒病例,你会立刻封锁各个城市和区域吗?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取决于你对其他国家的预期。
隔离和封锁对阻止流行病传播至关重要,但当国家之间彼此不信任,每个国家都觉得自己孤军奋战时,各国政府就会对采取严厉措施犹豫不决。”
这完美阐明了欧洲国家难以下决心封城的实质——欧盟国家间的彼此不信任。
事实也验证了这种不信任,地处中欧的欧盟老大哥德国颁布了口罩等医疗物资的出口禁令,甚至对过境的医疗物资一律拦截。
英国政府干脆采取“群体免疫”的绥靖政策,希望通过病毒大规模感染和人体自然免疫来消极应对。
据估算这种措施可能导致44万人死亡,要知道整个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死亡人数不过40余万。
但这种措施其实是符合英国一贯奉行的核心思想的,即达尔文的天演论。近代英国殖民扩张的血腥道路上始终贯彻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
然而在现代社会,没有人愿意成为物竞天择的牺牲品,被舆论炮轰一周后,英国终于改变了抗疫方针,实质上放弃了群体免疫。
回看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以中日韩三国为例,由于西方势力的长期介入,其实三国关系经常处于危机之中,但每次遇到大灾大难,它们往往能携手同心。
这次疫情伊始,中日韩就紧密团结在一起。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日本送来的物资上写着只有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我们才能心领神会的诗句。
韩国向中国捐赠物资的同时,韩国总统文在寅直言“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
后来中国疫情缓解,日韩日趋严重时,中国向日韩回赠的物资同样写着“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道不远人,人无异国”等诗句。
病毒肆虐之时,中日韩却上演了一场温馨的“诗歌秀”。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让我们期盼此次疫情能成为中日韩三国共建新时代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契机。
03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与传染病对抗的历史。就像臭名昭著的欧洲黑死病大流行一样,这次新冠肺炎也将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
但鲜有人知道,其实黑死病在历史上一共爆发了三次,其中第三次就有中国成功抗疫的先例——
第一次黑死病爆发在公元6世纪,此时的中国处于大唐盛世,而在欧洲,黑死病让不可一世的拜占庭帝国由盛转衰;
第二次爆发从14世纪一直持续到17世纪,直接将中世纪欧洲1/3的人口从地球上抹去,在中国,这场瘟疫加速了元的灭亡,并在明末再次爆发,成了压倒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后一次爆发始于1894年,1910年疫情波及东北,此时已是风雨飘摇的清廷却只用了3个月、6万人(考虑到此次爆发共造成千万人丧命)的代价就基本控制了疫情,这又是怎么做到的?
黑死病又称为鼠疫,顾名思义,老鼠是其主要宿主,它们污染水源、啃噬食物,或者经由跳蚤,将病毒传向人类。
当第三次鼠疫在中国东北爆发时,病毒已经过多次迭代,演变出可以由飞沫传播的肺鼠疫,致死率变强的同时传染力大幅提升。
当时觊觎东北的日本和俄国分别派了细菌学家前去研究,他们按以往经验,采用如灭鼠之类的传统鼠疫的防治方法,自然没有效果。
清政府这边派出了归国华侨、剑桥医学博士伍连德,他一到东北,得知老鼠没有携带病菌,推断有飞沫传染的可能性,就主张先进行一些常规操作:隔离病人和戴口罩。
外国专家却不听,结果其中一位不戴口罩查看病房后,感染肺鼠疫身亡。
事后证明,伍连德的推测完全正确,因而隔离和佩戴口罩的措施也起到显著的作用。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尸体的处理,在抗生素发明之前,肺鼠疫的死亡率接近100%,病人死亡后,尸体只有焚毁才能彻底切断感染源。
那时的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观念还很重,尸体火化阻力重重,此时摄政王载沣力排众议,毅然决定:烧!
不愿变革、搞出了皇族内阁的晚清政府,给人一种极度保守的印象,但是它的内核,儒家文化却是实事求是、不拘小节的。
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显得不堪一击的清政府,却能正面迎战鼠疫,除了近代医学的加持,更因为有着伍连德这样“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国士,以及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了正确选择的清廷统治者。
04
本文绝不是要说明儒家文化或者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比起其他文化和国家更加优越。
诞生于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历经多个阶段,曾被统治者作为政权合法化的依据;也曾束缚天性,被鲁迅视做“吃人”;更抑制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但是此次疫情中儒家文化圈所展现出来的优势,证明了儒家文化经过2000多年的嬗变,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人民也经过同样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其中最为精华、核心的理念,在此次疫情抗击中起到了难以否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