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达宾诺德·巴尔是二战后印度的法律学者、律师同事他是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印度代表。巴尔认为是次裁决是不公平的，他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判词，虽然他承认日军有进行屠杀，但是他亦认为这只是胜利者对战败者审判，他的最终判决所有十一名甲级战犯没有罪。

　　说起两国间一些特殊情感就不得不提二战后的东京审判，印度法官巴尔是惟一力主开释日本战犯的法官。巴尔的辩护使一些日本甲级罪犯被免于定罪，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岸信介。那么，巴尔在东京审判中究竟是怎样为日本战犯辩护的呢？

　　当审判日本战犯之时，联合国方面共安排了11位法官，为保持审判的公正性，除战胜国的法官外，还特意加入殖民地国家的法官，代表就是巴尔。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法庭开庭。5月17日，巴尔首次出现在法庭上。在落座之前，他面向被告方向双手合十，静静地行了一礼。从这一天起，这个印度人的名字永久载入了日本史册。

　　在11名法官中，有5名法官对判决表示了不同意见，其中4名法官对个别案例的量刑提出异议，只有巴尔坚持日本战犯“全员无罪”论。巴尔的根据是：检方所指控的“对和平的犯罪”及“对人道的犯罪”，都乃“事后法”的判决结果，根据“法的不溯及原则”，日本人应该是无罪的。

　　巴尔的意见书长达1235页，他从法理的角度阐述了日本战犯无罪的原因：“侵略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国际法的追诉对象仅仅是国家，而不能罪及个人”；“国际法对于违反它的规定的国家予以制裁，但对于违反它的个人因没有规定制裁方法而无从着手处罚”；“即使日本对那场战争负有道德的责任，但是没有法律责任”。

　　就在审判开始之前，巴尔还问麦克阿瑟：“依据什么法律对他们审判呢？”麦克阿瑟说，用国际法审判。巴尔说，国际法无法审判战争。战争不是犯罪，如果战争成为犯罪的话，那么这种罪行只有在采用了违背国际法规定的战争方式的情况下才能成立。

　　为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巴尔还坚持严谨取证的立场。由于法庭采纳了一些缺席证人的意见，这引起巴尔的质疑，他说：“既然法庭不能将其作为证人传唤到庭，不能在证人席上作证，那么，他们说的话就很难令人信服。”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的病曾经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当时，巴尔就把它看得特别严重，以此作为替松井石根开脱罪责的一个重要理由。他指出，“不要忘记，松井大将当时生病，在发生这件事（指南京大屠杀）之后数周内，他被从自己的任务中撤换下来。”在巴尔看来，松井石根的疾病使得他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其刑事责任能力当然也要受到限制。巴尔的这种辩护遭到远东军事法庭大多数法官的否决。

　　巴尔的立场虽然有些荒唐，但获得很多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吹捧，同时也为他们寻找“战争无罪论”创造了所谓的“法理依据”。巴尔貌似是一个严谨而机械的法律主义者，但他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主观上灵活选择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证据，在不顾整体事实的情况下，仅从狭隘的法理学角度阐释自己的观点，成为国际法学界一段笑谈。

　　不过，在日本原首相岸信介的支持下，巴尔曾3次受邀访日，到处宣传日本无罪论。在最后一次访日中，日本政府因其为“和平运动作出功勋”而授予巴尔勋章。1967年1月10日，巴尔在加尔各答的家中去世，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亲发唁电致哀。1975年，巴尔纪念馆在日本落成。2005年，靖国神社树起“巴尔显彰杯”，为其立传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