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的疫情，我们医疗条件差的农村采取了17年前一样的手段——封村封路抗疫。但这种方法仍然适用吗？1.城市需要更多的外埠农产品供应。2003年，我国城市化率还只是40.53%，而2019年末，我国城市化率已超60%。我们知道，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几乎不涉及农业生产。根据2018年北京市批发市场的蔬菜来源地的监测数据显示，北京市蔬菜来自河北、山东、内蒙古、天津、辽宁的比例分别为40.5%、19.9%、5.1%、3.2%、2.7%，来自广东、广西、云南、海南南部四省的比例为11.4%，而来自于本地的比例仅为8.3%，2003年，这个数字是8.4%，根据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仅为50.9万人， 2003年从事第一产业人数为62.7万。在过去的17年间，虽然本地的农业生产效率上有所提升，但由于常住人口的激增，北京对外埠蔬菜的依赖性并未改变。2003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为1456.4万，到了2019年年末是2153.6万。也就是说，2003年有1300多万人需要外埠蔬菜，到了2019年，这个数字已经接近2000万。2.农村经济具备了更强的外部性。

　　农村五通（村村通路、通电、通自来水、通广播电视、通信息）的实施。我们以村村通公路为例，交通运输部自2003年提出“让农民兄弟走上油路和水泥路”起，近20年的时间，通过统筹规划、倾斜政策，不断加大支持力度，累计投入中央资金超过6120亿元，累计建设和改造通乡镇、建制村公路超过230万公里。截至目前，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超过404万公里，可以说翻了一倍。截止2019年11月底，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率为99.45%、乡镇通客车率为99.64%。全国具备通客车条件但是未通的建制村3008个、乡镇115个。

　　运输能力的提升使得农村可以种植大量经济作物运入城市，很多村镇已经转型为特色农业村镇。我们以草莓为例，其种植面积在2007后的10年间翻了一倍，由2007年的7.936万公顷增长至2017年的14.13万公顷。这种农业的外部性一方面提升了农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加深了农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一旦外部连接中断，对本地农业以及农民生产生活是全方位的打击。为应对过激的封村封路，2月15日，农业部联合发改委，交通部下发最新通知，针对养殖业当前饲料供不上、物资运不进、产品销不出、用工回不来等特殊困难，明确一系列特别支持帮扶政策，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政策落实落地。要求加快养殖业复工复产，对一些县、乡、村封村封路、一概劝返等不恰当做法，要坚决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