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暴发了非典型性肺炎(SARS)疫情，许多摄影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冲锋陷阵，被传为了一段段佳话；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暴发，我们作为一名新闻摄影人，又应该如何携手打赢这场战“疫”？

　　有“谋略”的前方摄影记者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们有职责、有使命要客观、真实、及时、准确地报道好相关疫情。但是，光有热情和冲劲还远远不够，如果没有有效的隔离防护，一切都将归零，甚至更糟——被感染并成为传播源，占用有限的医疗资源。

　　这里说的“防护”既包括采访前对于病毒传播途径、感染方式等的了解，采访过程中的“全副武装”，以及采访后的消杀隔离；也包括了如何进入疫区，如何拍摄，如何安全地走出疫区并不带出病毒；还应该包括拍摄设备的防护。因为拍摄设备也会成为一个病毒的有效载体。比如SARS的时候，许多摄影记者就用保鲜膜、塑料袋缠在相机和镜头外面进行隔离防护，许多医护人员也使用塑料袋、一次性手袋包裹手机避免沾染病毒。我们经常说做事要“有勇有谋”，其实“防护”就是一种对抗病毒的“谋略”，远比勇气和冲劲重要得多。

　　与采访报道相比，记者的生命更重要。警察队伍中设有“特警”岗位，专门用来对抗火力强大的犯罪分子。我们新闻摄影行业，是否也可以参照设置一个“特摄”工种？让摄影记者平时接受一些专门训练和特殊培训，熟悉各类突发事件的防护与救助，可以从容应对突发灾害等“火力”较强、危害较大的采访拍摄。而不能让一些没有经过安全和防护培训的摄影师一窝蜂地往前冲，这样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损失和更多的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从SARS到新冠肺炎，摄影记者的拍摄设备已经“鸟枪换炮”，但是是否扛着“大炮”就可以报道得更好？有时可能适得其反。过多的摄影器材会加大沾染病毒的风险，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选取表面积小的、接口少的以及面板复杂程度低的摄影器材。现场收音时也尽量不使用易沾染病毒的设备，比如防风毛毛套，降低吸附病毒风险并减小后期清理难度。过重的设备，也会加重记者的自身负荷。在一个报道火神山医院建设的视频中，记者戴了两层口罩后，空手徒步已经气喘嘘嘘，如果再加上20多斤重的摄影设备，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在非常时期，摄影记者完全可以凭借手机一“机”走天下。2003年，非典时专业的数码相机也就几百万像素，我们都可以拍摄得很好；现如今，动辄一款手机的摄像头都已经超过了1000万像素，高感低噪甚至优于一般的数码相机，上报、制版绝对没有问题。而且，现在的传播方式也以网络和移动终端为主，读者希望获得“短平快”式的影像阅读体验，而不需要更大的画幅和极佳的画质。另外，手机在视场角、拍摄角度、便携性、灵活性、传输途径以及对拍摄者的干扰等方面，与相机相比也都更胜一筹。

　　与此同时，摄影记者也不应该、不能够一股脑地都往疫区扎。就像某次地震时，民众自发运送救援物质的车辆反而阻碍了生命救援通道。摄影记者应该有组织、有协调地进入核心区采访，不能进入的记者也可以在外围“有所作为”。比如关注周边的人民生活、日常防护、物资生产等等，共同记录下这次疫情的方方面面。此外，在保证救援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可以发动医护界的摄影“发烧友”。因为他们工作在一线，可以获得最一手的报道；更因为他们懂得如何防护，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拍摄者被感染的风险。比如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日报社出版的《百名摄影师聚焦SARS》画册的封面图，不是出自任何一家媒体的资深摄影记者，而是时任中日医院副院长拍摄的。

　　对于疫情的采访，不能说不顾生死的冲锋陷阵就是“英雄”，把准备去急救或者疲惫不堪的医生拉过来专访一下就叫“及时报道”，而是需要考虑一下人力物力的最优配置和最小损失。在2020年今天，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借助“无人”的方式获取影像——比如遥控无人机，为医生配备可穿戴设备，借助智能机器人，通过视频监控，在记者不进入病房区、隔离区，不给救援人员添乱的情况下，而拍摄、截取到相关画面？当然，这些新设备和新技术在投入应用之前，也要考虑到可能带来的弊端、隐患、隐私保护以及版权等问题。

　　与时俱进的图片编辑

　　17年的时间，已经让新闻摄影有了质的飞跃。2003年，有些记者还在用胶片相机，拍完还要到报社冲扩；有些记者虽然配备了数码相机，但是没有台式电脑发稿，更别提随身携带笔记本。一个个记者从病房一线奔回报社，编辑见状四散走开……大大延缓了新闻报道的更新频率并增加了编辑记者的受感染风险。

　　现如今，借助高科技，网络上的现金支付和大额转账的都可以保证安全，更何况图片采编？笔者供职的中国日报就已经利用WEBVPN技术，可以远程完成全部的“报网微端屏”采编工作，记者和编辑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移动、快速办公。面对此次疫情，许多科技公司也适时推出了远程工具，比如华为的云电脑，腾讯会议等等。这些高科技技术，既缩短了新闻摄影的采编发流程，也提高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更避免了大规模的人员聚集并降低了交叉感染的风险。

　　发达的传播途径，快速的传播手段，使得此次疫情可以很快被公众周知，并及时采取防控措施。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别有用心的谣言和严重失实的报道，因为造假也变得更简单、更方便了。作为新闻媒体，我们有责任引导舆论，帮助受灾群众进行知识科普和心理疏导；作为摄影人，我们更有责任用相机、用镜头，记录客观真实，还击不实言论，毕竟大家还是认为“一图胜千言”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图片比视频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传播力，因为没有夹杂着剪辑蒙太奇“扰乱视听”，而且数据量较小便于传播和观看。

　　全新的影像报道形式

　　2020与2003年相比，图片还是那个图片，但是拍摄设备、传播介质以及观看途径，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应对这种改变，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报纸的影像搬到网络上，并加入更多的图片就算融媒体；也不是在拍摄图片的间隙，捎带手加入视频采集就算全媒体；更不是将观看途径转移到手机和移动终端上就算新媒体……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全”、“新”、“融”呢？

　　“全”除了要运用多种媒体表现手段、不同媒介形态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做到有机结合，形成信息报道矩阵。每一家媒体对于此次疫情的报道，都应该有一个报道统筹，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将所有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图表、数据等聚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将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等串联成一个发展脉络。而不是让所有的报道无序地、凌乱地散落在网络中。在若干年后，那些不能有机关联的报道就会成为难于被检索的“死数据”，没有相关报道印证和支撑的“无效数据”。这与家里东西无序存放而导致的找不到，其实是同一个道理。

　　“新”，就是要适应并掌握新技术在采集手段、传播介质及观看途径方面带来的变革。比如静态摄影记者转型动态影像记者，往往不注重环境音和背景音的采集与规避，需要编辑后期配音或加旁白。但是疫情的报道需要争分夺秒，稍有延后可能一些数据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又比如用手机录像不架设稳定器，在电视或大屏幕上播放时，就会放大原有的抖动，给观众造成视觉的眩晕感和强烈的不安感；再比如用专业的数码相机拍摄大场景，然后放在手机端观看，许多细节就会展示不出来，让观众感觉画面杂乱并带来视觉疲劳等等。

　　“融”，除了要整合不同媒介载体，也要融入读者的参与。每一名观众都希望加入自己的取舍、判断、逻辑、顺序等，形成自己独特的视听效果和观看体验。也就是说，现如今的观众，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外部的被动观看，而是希望参与到影像报道的内部构建。这就需要我们加入更多的交互体验。比如这次疫情爆发后，鉴于大家春节无法外出旅游，网络上推出的“祖国500 旅游景点VR”、“100 个不用出门就能看的3D博物馆”等等，之所以在短时间内点击率和转发量激增，与它们的互动模式不无关系。

　　健全完备的应急响应机制

　　每一次突发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都会想到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应急响应机制”；但是雨过天晴后，许多计划就又会被搁置。虽然经历过SARS，但是在面对此次疫情时，许多医院都物资告急的情况下，又有多少家媒体配有充足的口罩、手套、护目镜，常备酒精、消毒液、防护服？

　　因此，各家媒体和新闻机构成立应急报道组刻不容缓。这个应急报道组又应该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型，分设不同的报道小组。比如地震、海啸、山洪、林火报道小组，传染病报道小组，战争报道小组等等。针对不同的突发事件有不同的特点，接受不同的防护培训、制定不同的应急预案、配备不同的应急设备。例如，地震灾害是自然阻断了内外的联系，而此次疫情是人为要求阻断人员往来；又比如山洪海啸与战争的采访安全距离和防护设备也是不一样。这些都需要区别对待。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没有时间让记者们临时抱佛脚，因此功夫应该做在平时。这既是对突发事件报道的充足“战备”，也是对于一线采访记者的较好保护，更是对前方救援的无形增援。

　　此外，媒体追逐独家新闻没有问题，摄影记者注重版权保护也无容置疑，但是针对采访拍摄的防护知识、保护措施却必须共享，这是一个关乎摄影记者性命的职业道德问题。一方面，之前有SARS采访经验的摄影记者应该主动分享，另一方面各家媒体也应该建立一个交流共享机制，及时传递针对此次疫情的采访防护知识，保护更多的摄影记者免受损害。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战“疫”仍在持续，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很多采访需要我们冲锋陷阵。让所有的媒体、自媒体、非媒体摄影人一起携起手来，提前做好相关的预案部署以及防护准备，齐心协力打赢这场病毒战“疫”!撰文/中国女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日报主任编辑 耿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