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纪念白求恩》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学院全体党员会议上的讲稿
文/韩毓海
整理/梁田
编者按
2020庚子新年，荆楚大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举国抗击。北京大学医学部下属各医院派出了多支援鄂医疗队，逆行担当、冲锋在前。
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和医务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这次中国抗疫体现出了什么样的精神和力量？在当前全球疫情防控过程中，应该如何把握文明互鉴的关键点？新时代，怎样理解“白求恩精神”？通过这次疫情，社会的价值观在悄悄发生着怎样的变化？我们究竟要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在哪里？
4月3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韩毓海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学院全体党员会议上做讲座。他以《纪念白求恩》为着眼点，从“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医务工作是党的重要政治工作”两个维度进行了解读。
以下是韩毓海教授的讲稿(部分内容有删节)，以飨读者——
■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国与欧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目前看，反差还比较大。如果从人文学科研究者的角度来观察，我认为其凸显了两种文明之间的差异。
中国人理解的人的共性和人生意义
近代西方文明强调自由，其对人性的理解，与我们不同。西方人讲人的共性，是指一部分人的共同利益。法国思想家卢梭在其著作《社会契约论》里提出，利益相同的人，订立一个社会契约，团结起来反对另外一部分利益不同的人，而近代西方的政府就是在社会契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这个契约是临时性的，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参加，随时退出，为的就是保证人的自由。因此，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西方各国政府的组织能力总体上是有限的，其责任也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都是“有限责任政府”。这就决定了它在面对危机时采取紧急措施、组织民众等方面，显得能力不足。
而我们中国人讲人的共性，跟西方不同。我们认为，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并非契约关系，而是一种需负责一辈子的天职和义务。所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讲人的共性的时候，是指：凡是人，都知道对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好，对自己的亲人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中国关于人际关系有一个经典说法，即《孟子·梁惠王上》提到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都要养小送老，这就是人的共性，也是每个人的责任担当。我们讲“建设小康社会”，小康是什么？在中华文明的语境里，小康首先就是我们所说的“齐家”。所谓“小康之家”，首先就是把每个家庭搞好，即孝敬老人，培养孩子，使老有所依，幼有所教——为每个家庭美满幸福而奋斗，这是“小康”的基本内容。
从“齐家”和“小康”出发，中华文明的目标是要走向“大同”。“大同”也没有那么玄，是在地上，不是在天上。为什么？刚开始，我们只是对自己的亲人好，但人是会成长的，就像这次疫情当中，我们看到很多“90后”“00后”成长了。什么叫成长呢？就是知道了“担当”的道理——当你穿上这身白大褂，就明白了这样一种责任：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同事，对待病患，这就说明你的人生境界上升了一步，说明你成长了、长大了。这样的人生境界，就近乎“大同”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一身而及一家，由一家而及天下国家，由小康而至“大同”——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理解人的共性和人生意义的。
所以，讲到文明的互鉴时，首先要强调：我们是中国人，是在中华文明的熏陶下生长的，不像西方人，子女和父母之间，一出生就好像签订了契约，你用父母的钱上学，要打借条，将来要还的。而中国的子女和父母关系，不叫契约，叫责任担当，是一辈子的事。当你成长了、长大了，开始承担了一部分责任之后，你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你周围的人。
我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长大了，要看他肩膀硬不硬，是不是有担当，到底能够担八百斤还是一千斤的担子。忠孝节义，讲的就是“担当”二字，这才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核心问题。这种对家、对国的担当，对天下父老的担当，与考验共产党员是否合格的标准是相通的。在这次抗疫过程中，我们看到，前线许许多多的医护工作者，特别是护理工作者，无论是不是共产党员，当他们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患者时，就已经达到了共产党员的境界。按照中国历史上的讲法，他们都是志士仁人。
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制度决定了我们对待人民的态度
1937年，毛泽东同志写过一篇文章《反对自由主义》。他说的“自由主义”，不是我们今天讲的Liberalism。他想探讨的问题是，共产党员入了党，或者成了党的一名干部之后，是不是就没有自由了呢？显然不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反对“自由主义”，就是要求你：不能对自己的亲朋好友和老部下是一种态度，而对你周围的人民群众是另一种态度。共产党员要做到一碗水端平，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人民群众。由一己、一家而至于天下——这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你就可以把自己区别于一个普通老百姓了，你的人生境界，就逐渐从一己、一家，上升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所以，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是中华文明价值观的最终体现。我们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亲人、家人的关系。
我们大学里有很多有本事的人，但是，有本事与有担当，特别是能明白究竟为谁而担当，这还不是一回事。上述这些人生最质朴的道理，往往不是大学里教育出来的，而需要言传身教。我们从小就看着父母怎么对待爷爷奶奶，等他们老了，我们就怎么对待他们。很多东西就是这样一代一代、耳濡目染传承下来的。只不过平时没有显露出来，到了危急时刻被唤醒了，这就是发现“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讲“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强调“以百姓心为心”，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内在实质。我们的“大同”境界，就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明之中，也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从小看着父母怎么对待爷爷奶奶，同时又怎样全心全意地对待我们；当我们长大了之后，就会很自然地担当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责任和使命。这就是我们的文明本质性的东西。所以，坚定“四个自信”，根本在于坚定文化自信，而只有从内心确立起中国人民好、中华文明好的信念，只有身体力行做到了“四个自信”，才能从内心出发，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
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广大医务工作者能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就是因为这样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担当意识，是中华文明与生俱来、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这既是我们的文明优势，也体现为我们的制度优势。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没有“国”“家”连用的说法。西方的“国”就是State，没有“家”的意思。只有我们中国有“国家”这个词。一头挑起“国”，一头挑起“家”，这种责任担当，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
央视有一期关于家书的节目。我注意到，那些家书里，没有一个孩子不支持自己的父母上前线，也没有一个父母不支持自己的孩子出征逆行。谁不知道上前线危险？但没有国，哪有家？我们祖祖辈辈都懂这个道理，从一家至于一国，担当意识就是这么讲的。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使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代表。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文明基础上，建立了最符合和体现中国人民愿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的宗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承载着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对于人民群众的无限责任担当。
这次疫情爆发，国外经常有“年纪大了，不救了”“没钱了，不救了”的案例。但我们不可以这样想、这样做。不管年纪大小，有钱没钱，我们都全力施救。因为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制度决定了我们对待人民的态度。
过去，经常有人评价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实际上，“大政府”“小政府”的比喻太抽象了。要我说，我们是一个“对人民负无限责任的政府”，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中国搞有限责任政府，可行吗？老百姓第一个不答应。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常以为，把中国政府搞掉，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是，那些人根本没意识到，那样搞，中国老百姓决不允许，包括我们的军队，是西方的那种军队吗？当然不是，老百姓把解放军称为“子弟兵”，而我们的军队，把人民群众称为父老乡亲，这样的军队的性质，他们能理解吗？同样的道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像对待父母一样对待人民群众，必须全心全意，半心半意是不行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和人民的关系就是亲人的关系，在危机状况下，就是相互呵护、相互照料的关系。过去很多老电影都是对我们党和人民亲人般关系的艺术呈现。比如电影《沂蒙颂》，讲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一位解放军战士受伤后陷入昏迷，被沂蒙山的一位大嫂救起，大嫂对他细心呵护、照料，直至他完全康复。这个故事就是根据我军一位高级将领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来，许多人民军队的战士，都有着类似的经历。正是因为人民养育、呵护了我们，在疫情面前，我们共产党员、人民子弟兵才更加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不要小看“护理”这个词。陈毅元帅说：革命是人民用小米喂大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沂蒙颂》这部电影，就是从护理的角度来理解党和人民的关系，这里面有政治。
3月16日，北京大学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在武汉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给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们的回信，图为会场
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无上光荣
我相信，经历过这次疫情，我们再重读一些经典著作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和感悟。比如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篇幅不长，但讲了很多问题：
第一，国际主义的立场。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就像病毒一样，是全世界的敌人，而国际主义的原则、英特纳雄耐尔的原则则不同。遇到病毒、疾病时，国际主义的立场，不是像帝国主义那样，把灾难和危机转嫁给劳动人民，转嫁给其他国家，转嫁给殖民地人民，而是要把大家联合起来，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一起向着危机、灾难、贫困和人压迫人的制度抗争。
第二，对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白求恩同志就是代表。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他？就是因为我们有些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推给别人，稍微出一点力，就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吹自擂，生怕大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起码不能算一名纯粹的共产党员。
最近，我看到一位护士的文章，她说：“我抗击疫情上前线，这是医护工作者的责任，是应该做的，而人民给了我们这么大的荣誉，把我们当英雄，我觉得受之有愧。为什么？因为那么多志愿者、普通劳动者，比如保洁员，他们防护措施更短缺，但他们和我们一样冲在第一线，而他们没有鲜花，没有被媒体当作英雄。所以，比起他们，我觉得受之有愧。”
习近平总书记说，感恩人民，功劳归于人民，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党所做的工作，就是组织人民的工作。党的工作，就是从最基层去组织人民。我们看到，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党的基层组织的力量，党的社区工作的力量，我们就能真切地感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力量、深入群众的力量，看到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力量。只有坚持这一点，发扬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反过来，我们现在想想看，在这次疫情发生之前，社会上的某些名人、明星多么光鲜亮丽，对比之下，我们的医护工作者呢？听说北大医学部护理专业一度甚至都不好招生。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上一些人觉得：护理工作工资低，不受重视，还说这是伺候人的活儿。我们什么时候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伺候人”了？这是社会价值观的问题啊!
毛泽东同志当年跟大家说到张思德同志，曾经很动感情地说，这样的一个人，走在延安的街道上，大家也许不会理会他，不会重视他，但是，就是这样的同志，他们像清凉山上的青草一样，支持了我们共产党人全部的事业!
因此，价值观的问题才是需要深思的问题，价值观的偏颇才是我们需要下力气去纠正的问题。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在悄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无上光荣；而在人民的死活面前还要追名逐利，那就非常可耻，不但没有心，而且其心可诛。
各种各样的言论当然都可以有，但是非对错，要看你的发心如何，要看你究竟有没有一颗初心。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里讲道：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他的治疗和亲眼看到他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
像白求恩同志一样，每一位从武汉抗疫一线回来的同志们，都会使我们为之感动。今天，我们就是要学习这种精神，学习他们的这种共产主义的精神。以此发扬我们党的初心，发扬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第三，科学的工作态度。毛泽东同志讲，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护理工作、医务工作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严肃的技术。前面讲的沂蒙大嫂，是凭着一颗善良的心，当然也可以把人民子弟兵护理好。但是，现代护理是一个专业、一门科学。著名的英国护士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率先组建了战地医疗队，通过每天记录病人身体的些微反应，画出各种曲线，使病亡率大为下降，也使护理工作成为一项科学的工作。通过科学的护理，把死亡率降到了极低，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十分病，八分养”。养，就要靠护理。南丁格尔是护理工作专业化的开拓者，她也是统计学、病理学调查工作的先驱。
我们今天讲推进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医疗卫生意义上说，就是要提高我们为人民服务的科学能力。
总体来说，今天我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的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只有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才能大树长青。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受到中华文明教育的熏陶，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社会，“大同”一词，如果翻译过来就是“共产主义”，而这种精神在医务工作中的体现，也就是白求恩精神。
■医务工作是党的重要政治工作
从毛泽东同志到习近平同志，都高度强调医护工作的重要性。在医务工作者、护理工作者当中大力发展共产党员，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
过去，我们国家一直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做了一项了不起的贡献，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把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76年的65岁，又从1981年的68岁，提高到2018年的77岁。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长期以来把人民健康放在第一位，把医护工作作为党的一项重要政治工作来抓。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非常重大的一个区别。
卫生工作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
毛泽东同志极为重视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1944年，毛泽东同志又提到卫生工作是我们党的重要工作，有无此工作，是我们区别于国民党的要害之一。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时指出：“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1951年，在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的缺点，必须立即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1954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的指示》中指出：“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
此外，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谈话时也说：“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
正是由于我们党对人民健康和医护工作的高度重视，我们才在新中国成立后，创造出把国人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改革开放前65岁的奇迹，还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消灭了血吸虫，消灭了许多传染病，在城市建立了劳动医疗保障制度，在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考虑到当时国家的困难情况，这些医疗卫生工作取得的成就，都可以称之为世界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医疗卫生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集思广益来解决。非典疫情期间，胡锦涛同志曾代表中央讲话，指出：我们医疗卫生事业现阶段存在的缺点，就是没有把公共医疗服务体系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来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提出了人民共建、共享的卫生健康医疗体系的新理念，把医疗卫生事业，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其中，最突出的是，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去推进我们的卫生健康体系建设，要突出协同性、系统性。而从改革的出发点来说，必须把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作为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的生命与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这个制度的根本，是我们制度的优势，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就是忘记了初心。这次抗击疫情斗争，就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全国人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次践行。
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创新和经验，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极大地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这些好的经验与创新，我们要大力弘扬。对这些生动的实践，我们要加以深刻总结、提炼，以此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北京大学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
治理体系的改革，方向性才是重点
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共医疗服务体系，都需要来自医疗、药品、防疫、护理等各方面力量的协同配合与支持。以医生和护理来举例，这两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时间是很长的。进入工作岗位后，医生和护理的工作强度非常之大。因此，给医生、护理以充裕的物质保障，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当然，很多人把国家能否建立完善的公共医疗服务体系，仅仅看成是资金的问题，认为这个事情，没有钱是办不成的，钱不够，是办不了的。但我认为，即使存在这个问题，根本出路也在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合理地配置资源，即根本上在于毛泽东同志、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究竟要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在哪里的问题。究竟是放在人民的健康方面，还是资金的积累方面？究竟是放在广大患者那里，放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那里，还是放在其他地方？科学研究的目标究竟是放在治病救人方面，还是放在发表高精尖的论文方面？
说到治理体系的改革，方向性才是重点。
这次抗击疫情，党中央、国务院对于一线的医护工作者高度关怀，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拿出具体关爱举措，切实把对一线医务工作者的关爱落实落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明确指出：临时工作补助、一次性慰问补助、卫生防疫津贴等要及时发放，要向一线医务人员特别是救治重症患者的医务人员倾斜，医务人员轮休不影响工资、奖金、休假等正常待遇。对于这些要求，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如果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没有落实，或落实不到位，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官僚主义问题，而是一个方向性问题，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了。
这次疫情让我产生了这样一些想法。首先，应该在医护工作者中大力发展共产党员，突出医务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性质。因为他们的工作，可以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在人民需要帮助时，共产党员就在身边。大家试想一下，当我们一线医护团队的80%以上成员都是由共产党员构成的时候，人民群众当然就不会抽象地觉得共产党好，而是会很具体地感受到共产党员们的工作很辛苦，共产党是人民的依靠。所以，无论在荣誉还是物质上，都必须向一线倾斜。第二，医疗产业是一个战略性的产业，国家应加强对该产业的资本投入。通过指导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方向，保障人民健康，壮大国有资本，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大力发展医疗事业，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第三，国家应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这次疫情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上阵的主要是我们公立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在商品经济大潮下，药品行业长期存在一个洋药价格虚高的问题，很多钱都流到了药贩子手里，如果公立医院的医护人才再因为收入问题而流失，我们再遇到疫情时该怎么办呢？
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医务工作是党的重要政治工作。这次疫情最能够体现党和人民之间的家人、亲人关系。中国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在危急时刻冲锋在前，坚守岗位，呵护人民，照料群众。从根本上来说，通过这次疫情，最重要的是：形成全社会对于医护工作意义的深刻认识。
前一段时间之所以医患矛盾频发，是因为把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搞成了一个商品关系，完全无视了医护工作的公益属性和政治意义。而学习总书记的思想，落实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要求我们各级党委必须把医护工作作为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工作来对待，这就包括在一线医护工作者中进行党的建设和培养党员。
恩格斯讲过一句话：“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聪明的民族，从苦难和挫折当中所学到的东西比从他顺利的状况下学到的要多得多。”通过这次斗争，如果我们能够增强“四个自信”，特别是真正建立文化自信、文明自觉，真正确立起中国人民好、中华文明好、中国共产党好的全民共识，在全社会确立起重视人民的生命健康、重视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尊重普通劳动者的价值观，从而使14亿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使那些为了人民的事业，愿干、会干、实干、敢于担当的同志成为榜样和楷模，那对我们的事业前进来说，就是最重要的收获。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此文为作者4月3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学院全体党员会议上的讲座内容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