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在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时间节点，探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实现路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怎样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如何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现代化产业体系应该呈现何种面貌？区域如何更好协同发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华民教授。

　　 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建设重点是产权制度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无疑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谈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时，华民教授接受记者专访时这样说道。

　　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良好制度环境的支撑，加快完善能够促进和支撑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面临的关键任务。华民认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建设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产权制度。

　　他解释到，财产的所有权是财富增长的先决条件，只有财富与所有者联系在一起，能够形成明晰的产权关系，才能产生财富。产权同时也是一种激励机制，没有产权就不会有财富的累积和增长。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交易成本高昂，绝大多数人会丧失继续创造财富的动力。

　　对深圳来说，应该从两个方面完善产权制度。一方面是“确权”，“产权一定要确定在‘人’头上。”现在的难点是科研成果权属界定不清，比如在高校进行科研创新，最终的成果究竟是归研发者个人或团队所有还是高校所有，如果成果权属不清就容易打击创新的积极性。华民认为，应该按照“谁发明归谁所有”的原则进行确权。借鉴一些欧美高校的做法，大学提供研发平台，科研成果所有权归发明者所有，由此鼓励持续创新。此外，科研投入不应该过多放在流程上，尽量减少审批、考察所需的科研经费，给一线科研创新者足够的资金支持。

　　另一方面是从严打击“侵权”。如果要使制度在规范人们的行为时是有效率的，就必须对破坏制度的人予以惩罚。“如果制度被创造出来了，却没有惩罚的威慑，这些制度也就成为在实际生活中难以发挥作用的一纸空文。”所以，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严惩严罚盗版者、侵权者，提高对产权的保护力度。

　　对于如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华民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解决好民营企业家的身份认同问题。要承认和尊重民营企业家的地位，不能干预民营企业经营的独立性。在金融支持上，不能因为是民营企业就对其区别对待，设置歧视性规则。“应该说，解决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和定位问题是一个前置条件，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其他的也就无从谈起。”他说。

　　华民提醒，从一定意义上讲，技术创新是制度创新的结果，在重视技术创新的同时，更要加大力度进行制度创新。除了产权制度外，还要建立更加合理的价格机制，减少价格干预，让市场竞争在定价中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优化资源的有效配置。还要重视激励制度的构建，政策设计要符合激励相容的原理，力图调动所有劳动要素，鼓励所有人积极地投入到经济活动当中。此外，合同和契约制度的建立也十分重要，要积极培育契约精神，营造履约守信的市场氛围。

　　 二、要素市场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制度设计

　　要素的自由流动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判别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标识。华民认为，对深圳来说，最重要的要素市场是金融要素市场和人才要素市场，两个市场的有机配合使深圳的高科技发展大放异彩。

　　华民特别提到，“要素市场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制度设计。”对于金融要素市场，不久前深圳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将为深圳金融要素市场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因为相比于审批制，在注册制的制度设计下，政府行政部门审批力度下降，企业的选择空间拓展，其行为将更加符合经济人理性原则。对于盈利能力差的企业，虽然缺乏流动性，但通常不会选择上市融资的做法，因为企业股票价格过低会被市场收购，会造成大股东丧失对企业的控制权。与之相对应，具有强大盈利能力的企业通常也不会选择上市融资的做法。因为企业盈利能力强大，不缺流动性，在企业不缺流动性的情况下还要上市融资，那就等于把企业利润无端地奉送他人。所以，在理性逻辑下，只有真正需要创新融资的企业才会选择上市。实施证券发行注册制将切实为深圳创新创业提供金融活水。

　　但华民也提出，深圳还缺少风险投资和相关的制度建设。与企业家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和创新风险不同，创业者所面临的风险基本上都是属于“二进位”的，即创新成功了百分之一百获利，取值为一，假如创新失败了则收益为零，因此需要具有对冲性质的风险投资给予帮助。像比尔·盖茨、乔布斯这样的创业者，假如没有风险投资的支持，是无法创建微软和苹果这种伟大的企业的。所以深圳需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减轻创新创业者的后顾之忧。

　　需要注意的是，风险投资“不是用来解决商业盈利模式的问题，而是用来支持具有原创能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因为他们的创新创意更能够转化为新的有形产品，进而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是强化实体经济，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对于人才要素市场，华民认为深圳在这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尤其在打破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上，深圳的做法具有示范意义。比如深圳的户籍政策为来深建设者们提供了“留深”的制度保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能否留下人才关键要看城市能不能为其提供一个自由竞争的机会，使其在社会中实现自我发展，深圳在这一方面要认真思考，探索出相应的制度设计。另外，深圳也需要继续加强公共服务水平，发展再教育市场，为人才提供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

　　 三、要率先探索创新的发展方向为创新探路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率先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中央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要内容之一。

　　如何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华民认为首先要明确创新的内涵。

　　“发明创造不一定是创新”，在华民看来，发明创造虽然能产生专利，但如果专利无法转化为产品，便是无效专利，实现创新与否最终要看发明创造是否产生了产品。另外，“给旧的创意贴上一个新的标签”也不是创新，比如有些互联网金融点对点借贷平台(P2P)虽然打着金融创新之名，但本质上还是非法集资的套路。

　　那么真正的创新是什么？华民认为，首先要有一个原创创意，进而产生一种产品，最后再通过生产销售进入千家万户。比如爱迪生发明电、福特制造汽车，微软、英特尔、IBM、苹果合作生产电脑和手机，这些产品都属于创新，当它们进入千家万户，将引领新的产业革命，世界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创新也可以分为几种类型。首先可以分为消费技术创新、社交技术创新和生产技术创新。消费技术创新以网络电商平台领域的创新为代表，社交技术创新以社交网络领域的创新为代表，生产技术创新则是旨在提高生产率的有形产品创新。华民认为，相比于消费技术创新容易导致经济“虚”化，冲击实体经济，社交技术创新容易产生谣言遍地、人心浮躁、庸俗社交等问题，要大力发展生产技术创新，这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的应有之义。通过生产技术创新，社会生产力将会得到有效提高。

　　其次，创新还可以分为工具体系创新和最终产品创新。电灯、汽车、手机、电脑的发明都属于最终产品创新，它们可以带来工业革命。比如，电灯驱散了黑暗，汽车缩短了地理距离，它们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杆产品，极大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率，而电脑、手机进入千家万户，解决了通讯问题，远程交流变得触手可及，这也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变革。但是有些创新只是提高生产率，对经济社会发展演变作用不大，那就是工具体系创新，工业化时代的工具体系就是流水线，流水线不会进入千家万户，它只是加快了产品生产的效率和速度。

　　对于深圳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要率先探索创新的发展方向，为创新探路，回答好创新未来究竟往哪走的问题。

　　在华民看来，深圳要明确的是，我们要注重带来新产品的创新，它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增加人民收入，带来新的购买，促进经济增长。不是所有的创新、所有的科技进步都能给人类带来福利。创新也好，经济增长也好，最终的目的都要为了人的发展。

　　在创新上，政府应该做好三件事。一是把控方向，积极发展生产技术创新和最终产品创新。二是预期未来，踩准抓牢世界科技革命发展的潮流，在有潜力的行业领域增加政府投入。三是严格落实，在实践中有务实作为。

　　对于如何实现创新创意向产品产业飞跃的问题，华民认为要从两个层面入手。其一，从微观层面，要构建创新产业链。具体而言，要实现三类人群的组合。首先，要有上游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发明创造；其次，要有风险投资人的介入，他们能够为创新提供资金；最后，要有企业家，他们把人才与专利加以商业化的组合变成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华民强调大学在创新产业链中具有重要作用。参考美国大学的经验，内部的科研院所提供科研成果和人才支持，外部拓展的创新孵化基地负责成果转化。对于深圳来说，必须要在大学发展上“大踏步地前进”，否则就容易在创新产业链的构建上滑入劣势。

　　其二，从宏观层面讲，要构建创新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像美国加州硅谷一样的科技园区。硅谷的科技园区方圆几百公里，汇集着几百所大学、几十万人才、几千座实验室。政府一方面要放松对要素流动的管制，降低税收和准入门槛，让人才、企业、资本在这里自由流动、自由组合。另一方面，要重视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加大对基础研发的投入，培育基础研究人才，提高对基础研究前沿理论的洞察力；鼓励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推动基础研究发展，合理分配科研经费和成果收益，打造社会创新体系；重视基础研究质量，提高成果转化效率，尤其要鼓励具有原创性质的新技术研发和新产品投产，使创新真正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同时也要创设良好的法律环境，打击侵权和垄断，完善破产机制。

　　华民提醒，对于创新环境的营造，深圳要继续保持提供良好政府服务的传统，同时加大立法力度，一方面为政府服务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为“创新”“模仿”“侵权”等行为提供判断依据。

　　 四、深圳应当成为区域产业链的组织者

　　区域协调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如何抢抓机遇，在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关乎深圳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华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给深圳带来两大机遇。一是“做大”的机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深圳提供了广大的腹地，深圳可利用的空间范围扩大了，产业调整的回旋余地也就更大了，城市内部产业重组可以向外拓展。二是“做强”的机遇。深圳强在创新，强在研发，强在科技。立足深圳自身，进一步打造和巩固与其他地区的异质性，充分发挥竞争优势，做大湾区的“领头羊”。

　　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华民和一批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曾受邀到深圳，为深圳未来的发展出谋划策，谈及深圳的定位，当时的结论就是要发展高科技。现在华民依然强调要发展高科技，但与1992年不同的是，深圳现在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发展高科技，其逻辑不再仅是城市自身的发展，还包含着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深圳必须要从城市经济理念上升到区域经济理念。

　　“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中的一个‘高地’，做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的同时，还要通过外溢效应带动整个区域的增长。深圳要有组织产业链的功能，扮演好区域产业链组织者的角色。”华民说。

　　当然，深圳未来的发展也不仅仅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还要面向全世界，加强资源的全球配置，提高贸易自由化程度，鼓励企业层面的国际合作和人才间的国际交流，继续以更大力度推进全面对外开放。(记者 赵鑫 周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