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纰漏》记载：司徒蔡谟避乱江南，见到了蟛蜞，以为是螃蟹，一边说着“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一边煮来吃，“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谢仁祖听说此事后对他说：“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大戴礼记·劝学》中有“蟹二螯八足”)死!”《尔雅》是我国最早的训解词义专著，也是较早的博物著作。谢仁祖戏谑他不懂博物，几乎闹出人命。
中国很早就有博物的观念，这种观念讲究见多识广、通晓众物，如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就包括山川地理、飞禽走兽、人物传记、神话古史、神仙方术等知识，其中只有前两类属于“博物学”的知识范畴。简言之，博物学所考察的对象，与传统训诂学门下的“名物学”相类，但是其目的多是为了“利用厚生”，“资博识而利民用”。而名物之学目的是为“推阐文意”服务的，戴震所谓“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
《诗经》既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有着丰富的博物知识。孔子认为读《诗经》不仅“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而且可以“多识于草木鸟兽虫鱼之名”(《论语·阳货》)。宋代郑樵说：“夫诗之本在声，而声之本在兴。鸟兽草木乃发声之本。汉儒之言诗者，既不论声又不知兴，故鸟兽草木之学废矣。”此处实际上说出了中国古代博物学的主要特征，即具有辨物、相物的特点。狭义的中国博物学知识包括动、植物学知识，着眼于“对现存事物进行唯象描述、命名、分类的‘志/史’知识类型”，接近于西方博物学(Natural history)中的“History”要素，而与“自然”(Nature)要素有一定的差距。
《诗经》无疑给人们打开了一个丰富的动植物世界，在现存305篇中，涉及的植物有143种，动物109种。这些动植物是后人研究《诗经》博物学的基础。本文只探究《诗经》学中的植物博物学传统。
一
植物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在《诗经》的全部诗篇中，有153篇提到过植物。《诗经》中出现的植物篇数以“桑”为最多，达20篇；其次为黍类，有17篇；枣树排在第3位有12篇；《诗经》中出现植物种类最多的为《豳风·七月》，出现了20种植物，分别为：桑、蘩、萑苇、葽、郁、薁、葵、菽、枣、稻、瓜、壶、苴、荼、樗、禾、麻、菽、麦、茅。其中樗指臭椿树，陆玑(一作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注曰：“樗树及皮皆似漆，青色耳，其叶臭”。《诗经》中出现的植物可以分为食用类、经济类、观赏类等，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此外《诗经》中的植物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至前6世纪)的部分诗篇，反映了前后大约五百年的社会面貌，诗中出现的植物也具有时代的特点。《诗经》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六种植物分别是：桑、黍、粟、棘、麦、葛。其中桑和葛是经济作物，主要用途是提供纺织材料，黍、粟、麦是粮食，棘则是果树。桑树在《诗经》时代曾经广泛分布于华北平原，是整个丝绸业的基础，“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尽心上》)，在以“耕织”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社会里，是很重要的经济树种。当时有大面积的桑田，因此女子采桑、桑田幽会……成为《诗经》大量描写的场景。先秦时代，葛衣、葛巾均为常见服饰，《韩非子·五蠹》记载，尧“冬日麑裘，夏日葛衣”。今天，丝绸依然是高档衣物的重要面料，而葛则几乎完全退出了人类服饰的舞台。黍亦称稷、糜子，今中国北方称之为黄米，子实煮熟后有黏性，“禾属而黏者也”(《说文·禾部》)。粟又被称为小米、谷子，是北方一种重要的作物。麦在《诗经》中也被称为来或者牟，至今仍然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农作物。棘指酸枣树，《说文·朿部》曰：“棘，小枣丛生者。”枣是从酸枣中选育出来的优良品种，“棘大者，枣；小者，棘”(陆佃：《埤雅》卷十三《释木》)。
《诗经》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其中描写的植物也具有典型的华北地区特色，如前述的黍、粟、麦即为黄河流域特有的粮食作物。梓木素有“木王”之称，宋代已经称呼牡丹为“花王”，梓木为“木王”。梓木材质优良，用途广泛，可以制作器具、乐器、造船以及雕版印刷用材等。梓树在先秦时曾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是一种有着极强的文化内涵的树种。《诗经·小弁》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意思是“父之所树，己尚不敢不恭敬”。后来用“桑梓”来指代故乡，就是承继这种文化传统，“彼桑梓之必敬，况松榆之旧乡”(梁绎：《玄览赋》)，“永世克孝，怀桑梓焉；真人南巡，睹旧里焉”(张衡：《南都赋》)。枣树在《诗经》中被称为“棘”，也是主要生长于华北的果木树种。
二
法国学者梅泰理认为，中国传统植物研究的重点是植物的分类、植物的形态学、植物生理学以及在“格物”“正名”传统下的“植物学的人文艺术性”。对于《诗经》学的博物传统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正名的问题，然后才是“格物”以求新知。《诗经》中存在着大量的同名异物(植物)和异名同物(植物)的现象，如“无折我树杞”(《诗经·将仲子》)中的“杞”指杞柳，是一种杨柳科树木。而“集于苞杞”(《诗经·四牡》)中的“杞”则指枸杞，是属于茄科的一种灌木。“南山有枸，北山有楰”(《诗经·南山有薹》)句中的“枸”就有别名34个。
对植物的理解不同会造成对诗意的把握不同。《诗经·木瓜》是传诵较广的名篇之一，其中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句，对于其中的木瓜，宋代的姚宽释为“乃以木为瓜”，“俗谓之假果者，盖不可食、不适用之物也”，“则投我之物虽薄，而我报之实厚。”郑笺以木瓜为楙木，宋代朱熹也说：“木瓜，楙木也，实如小瓜，酢可食。”今人陆文郁也认为，即今广泛种植于山东、江苏、安徽等省的蔷薇科木瓜果实，“多涩，不宜生食，宜供玩；宜蜜渍，或去种子捣为泥，入蜜与姜作煎亦佳”。将“木瓜”理解为“以木为瓜”或者“蔷薇科木瓜果实”，确实在“投我虽薄，而我思报之实欲其厚”方面有程度上的差异。
陆玑所作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第一部考证《诗经》名物的博物类书。陆玑是三国时吴人，其书以诗句为题，每题之后是注解的文字，如“食野之苹”条，注释曰“苹，叶青白色，茎似箸而轻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的评价是“虫鱼草木，今昔异名，年代迢遥，传疑弥甚。玑去古未远，所言犹不甚失真”。
据《四库》著录，宋至明代只有四家为疏解“草木鸟兽虫鱼”之作。到了清代，受考据学的影响，《诗经》植物博物之学也渐渐兴盛起来，主要有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赵佑《草木疏校正》、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姚炳《诗识名解》、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丁晏《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校正》、徐鼎《毛诗名物图说》、多隆阿《毛诗多识》等书。其中《毛诗名物图说》“博引经、传、子、史外，有阐明经义者，悉捃拾其辞”，还配图作解，较有特色。本书共收录动植物255种，其中草88种、木54种。值得一提的是，受中国研究的影响，日本在17世纪后也出现了一些《诗经》博物研究专著，其中较为有名的是冈元凤的《毛诗名物图考》一书。本书于考证名物之外，配有200余幅名家摹绘的图画，使人可以按图知物，“所谓说《诗》辨物者，于此乎可以备资正焉”。陆文郁的《诗草木今释》则是近代采用现代科学分类方法来研究《诗经》中植物的一部博物学著作，每一种分为汉名、科名、学名、形态、产地和用途六目，“尽其所知分述，于人生关系，尤三致意”。如其“苹”条，释曰：“‘苹’。又名：藾萧(尔雅)，藾蒿(尔雅注)，薛(司马相如子虚赋)，山萩(中国植物图鉴)，毛女儿菜(日本名)。菊科(图版十)。学名：Anaphalis margaritacea Benth. et Hook.形态：多年生草本。高一公尺余，全株密布棉毛。叶互生，无叶柄，叶身线状披针形，叶缘反卷。七八月时，由茎顶分歧多数细花梗，为复伞房状，其上各着生一仅由管状花成之小头状花，总苞为真珠白色，管状花不显明。产地：山野中随在有之。用途：嫩茎、叶可蒸食，或炸食，用以济荒。”
《诗经》是中国古代博物学的重要源头，其丰厚的博物知识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刘秀：《上〈山海经〉表》)，提倡博物学不仅在于对“草木鸟兽虫鱼”等知识的挚爱和追求，更是一种志趣和情怀。在人和自然冲突加剧的今天，重视以《诗经》博物为代表的中国植物博物传统，更有利于人们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与自然持久共生。 (作者：吴志浩，系四川轻化工大学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