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功、立德、立言是大夫们终极的人生追求，然而，仕途险恶似乎是历来不变的定律。

　　北宋以文治国，网罗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多自负其才，相处在朝廷内部，因政见不合而经历了升沉不定的仕宦风波。

　　由于他们所长各异，见解难免分歧，因此对于改革的步调有所不同，最后竟形成了君子小人互相倾轧的党派之争。

　　文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遭遇了仕途浮沉，常怀“有志难伸”的感慨。因此，“悲士不遇”便成为他们赋中的主题，而这大抵是因为现实终难符合理想。

　　王曾与宋祁：咏物抒情, 感慨万端

　　北宋的文人多出身寒门，他们原不以今生的困顿、寂寞为意，而以不能留千秋之名为憾，他们往往选择以“赋”来咏叹自己仕途的彷徨与苦难。

　　例如，王曾的《矮松赋》咏物抒情，表达了在仕途上的无可奈何之情。

　　他虽然生活在宋太宗、宋真宗天下太平时期，也两度参知政事和入相，但因个性耿直，一生仕途仍有颇多波折，故托心于“矮松”形象，此中蕴含了强烈曲折的政治意识和人生感受。

　　此赋写青州矮松园的两棵卑枝四出、树干不直的矮松树，作于宋仁宗天圣七年。

　　此时，五十二岁的王曾受到排挤，罢相出知青州（今山东青州），离别了此地近三十年，又故地重游，所以他于序文中说：“邑居风物，触目迁变，惟彼珍树，依然故态。”

　　他见园里的两棵矮松依然如故，不仅感慨万端，遂描摹矮松之貌，抒发沧桑之情，道出“直末先伐”之理。细品此赋，有一点罢相后的苦愤之味。

　　《清平乐》王曾剧照

　　又如宋祁的《石楠树赋》。他借石楠树材质俱美，却种在远地，不为世人所知，抒写其怀才不遇的感叹。

　　此赋写于宋祁为复州(今辽宁大连)军事推官时，此乃因其兄宋庠与之同试礼部，本来宋祁第一，宋庠第三，时章献太后说：“弟不先兄。”遂降宋祁为第十，宋庠为第一。

　　宋祁远调复州，自负才华而不显，与其心志抱负差异甚大，故作此赋，流露出自负与自怜之情。

　　复州既远离京畿，推官职位又小，与他自我期许不符，但在失望之中，仍希望知音的到来，如松柏之佳逢。与此赋旨趣相近的还有《怜竹赋》，赋中写竹的高风亮节和虚心自得，抒发他怀才不遇之思。

　　《清平乐》章献太后剧照

　　宋祁生活的时代，面对改革与保守两派的势力对峙，承平气象已渐打破，一生起落多次，故写下许多述说仕途坎坷和心中不平的赋作。

　　如《悯独赋》以“闵前人之抗志兮，虽有适而遂迷；恃我心于皆醉兮，矜独是于众非”立意，接着以议论抒情，通过直抒胸臆的方式，把内心的复杂情感一一道出，可看出他出世、入世的矛盾心情，充满感伤的情调。

　　宋祁的感情丰富，虽身处太平之世，但因无所作为，心中总抹不去对仕途的空虚感，因而写下了许多对自身充满怜悯，对环境无可奈何的作品。

　　梅尧臣：屈居下僚，有志难伸

　　在诗文革新运动兴起之际，梅尧臣是较早把经世致用思想引入辞赋创作的文人。关切时弊与穷愁潦倒的内容，同时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具有历经科场险恶的沧桑感，也富有深刻的理性思维。

　　梅尧臣虽早有文名，但在仕途上却很不如意，长期在地方上做主簿、县令等小官，五十岁才经宋仁宗面试，赐同进士出身。

　　《清平乐》宋仁宗剧照

　　他的赋多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环境的关心与不满，如《灵乌赋》抒发“凤不时而鸣”犹如“贤不时而用”的感慨。

　　梅尧臣和范仲淹是多年的朋友。宋仁宗景祐元年，范仲淹献百官图讥切吕夷简，梅尧臣显然是站在范仲淹这一边的。

　　梅氏作此赋以寄范氏，指出了范氏所受的委屈。他在字面上劝诫范氏明哲保身，做一个能屈能伸的官员，也暗喻了他对小人塞途、直士被贬的谴责。换言之，他感慨之余，也以富于理性的思维，指出了朝政的荒谬。

　　这篇赋作大大地感动了范仲淹，因此他也作了一首《灵乌赋》，表达自己的感受。

　　《清平乐》范仲淹剧照

　　可是，在范仲淹于宋仁宗康定元年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时候，梅尧臣颇为踌躇满志，但范氏对梅氏的志愿置之不理，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疏远。

　　宋仁宗庆历三年，范氏入京任参知政事，仍未启用梅氏，他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梅尧臣在失望之余，作《后灵乌赋》以斥范氏。

　　此段讥刺范仲淹得意忘形，任用小人，压抑贤才，梅尧臣抒发了自己不被重用的愤慨。

　　梅尧臣一生仕途坎坷，屈居下僚，抱负始终未能施展。唯欧阳修与他相知甚深，欧阳修曾说：“予友梅圣俞……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不得奋见于事业。”此言梅尧臣欲为有用，却又怀才不遇，有志难伸。

　　梅尧臣的赋作中还有一些抒发穷愁之叹的，如《雨赋》。他把自己的仕途比作在雨地里苦苦挣扎的行人，对仕途心灰意冷之情，溢于言表。

　　《清平乐》欧阳修剧照

　　刘攽与蔡确：讥刺时政，反思党争

　　北宋中叶以后，随着党争的加剧，文人们饱尝仕途辛酸。不管新党或旧党，辞赋都能积极反映现实政治，表现了文人们在政治斗争中的意绪，因此，讥刺时政和发愤抒情的作品不断涌现。

　　刘攽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一书，其政治思想受司马光的影响很大，因而对王安石的新法有颇多非议，所以在熙宁中为王安石所排斥，通判泰州(今江苏泰州)等地，仕途一直很不顺利。

　　他的《秋怀赋》即对仕途坎坷发出惆怅之情。

　　他本来想为国效力，可是却事与愿违，不能一展抱负，到了年老而一事无成。时不我与的空虚感和志不得伸的苦闷郁积心头。

　　但他接着又写道：“信天命之有在兮，非智勇其孰勿疑。”对于官场的不顺，推究其因，乃才华过人而遭嫉，因而劝说自己应服从命运的安排，以达观的态度来化解心中郁闷。

　　《清平乐》司马光剧照

　　又如蔡确在《送将归赋》中表达了对政治仕途多舛的感慨。此为他晚年贬新州(今广东广州)后作。

　　由于蔡确人品不高，《宋史》将其列入《奸臣传》。他在宋神宗元丰二年因推行新法而迁参知政事，后又因旧党进用，遭到贬谪之苦。

　　赋中假借秋意的寒冷、游子的孤独、高堂的慈惠和远行的苦闷，来抒发“浮云为我变色，行路为我赍咨”的人生离恨，而暗寓对新旧党争的反思，寄托自身放逐流离的悲哀。

　　陆游“不为蔡氏”乃无意偏袒蔡确为人，而“为之流涕”显然是受到赋中所述朋党倾轧的时代窘况，和人生遭遇的悲凄所致。

　　赋末以“安得借翰于鸿鹄，径从子而奋飞也！”一语作结，反将前面的悲情化为一股豪气，这又展现了宋人以达观之心消融一切悲哀的特色。

　　陆游画像

　　玲珑说

　　历来文人在宦海之中若有不如意，常发咏为哀叹之声。以“赋”来抒情写志，乃自古不变的定则。然北宋文人所抒之情志，不仅独一己的仕途失意而已，还包括忧君、忧民等种种情思。

　　这种抒发“不遇”的作品，或抒写被贬后的感慨，或观物度己、借物抒怀，或有扼杀才士之叹，或直接描写人之遇与不遇……

　　矫激刚烈之性，经世致用之心，在北宋文人中比比皆是。他们虽心存用世，然世则未必纳之。

　　但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文人虽常有“不遇”之情，却往往能化抑郁为超脱旷达，这和其他朝代的文人又有着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