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2月18日，继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后，《新青年》再次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其向旧道德、旧文化开战的态度更为明确，陈独秀也开始担当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帅。

　　陈独秀将中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幕未尝稍减”的原因归结为“盘踞我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

　　为此，他“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三大主张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将被时人推崇的明朝前七子、后七子和归有光、方苞、姚鼐、刘大魁称为“十八妖魔”，宣布“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与之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