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地方找到的仰韶遗迹也很独特，如山西太原义井就是这样的典型的例子。从目前相关材料看，仰韶文化遗址最主要的是半坡、庙底沟、后岗、大司空村、西王、大河村、马家窑等六大类型。

　　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关系

　　大汶口文化地理分布的范围主要是在山东境内，向南扩及到江苏省和皖北地区，东部地区直通山东半岛。往北竟然在辽东半岛的旅大区域也有出现。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大汶口文化与仰韶文化，在河南和鲁西犬牙交错互有出现。

　　在河南的郑州、偃师、平顶山和禹县部分地区都找到了大汶口文化的遗迹。在山东的阳谷、东阿、茬平、济阴等县，都找到了仰韶文化的遗迹。

　　《大汶口》挖掘汇报上说，“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如野店发掘出的花瓣纹和勾连迴旋纹的彩陶盆、陶器钵，同庙底沟类型的陶器非常相近，大汶口遗址也发掘出有相近的陶器片。大汶口出土一个六角花纹陶器片，野店的八角纹彩陶盆，同洛阳王湾二期文化后段出土六角形图案类似。”

　　“大汶口文化陵墓的鼎、豆、罐的发展序列，同洛阳王湾二期文化同类陶器型制变化序列类似。”

　　对于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之间的关系，苏秉琦老先生也总结了4条，我觉得是颇有道理的，他说道：

　　“同大敦子底层文化相当的北阴阳营底层常见器物组合是鼎、豆、钵、釜，在这当中鼎、钵、釜的

　　形制

　　变动序列同洛阳、南阳地区仰韶文化前期的同类型器的型制变动序列差不多。

　　同大敦子中上层文化相当大汶口陵墓的常见陶器组合是鼎、豆、罐（或壶）、背壶、鬹、杯等，在这当中鼎、豆罐（或壶）的型制变动序列同洛阳王湾二期工程文化的一至三段的同类型陶器的型制变动序列差不多。

　　大敦子中上层文化的一处墓中发掘出一件不完整彩陶钵，同庙底沟类型的蔷薇花图案的V式相当。大汶口遗址之中发掘出有同类型图样彩陶盆的碎片。

　　大敦子上层文化的一处墓中发掘出一件彩陶盆上印八角形图样，同洛阳王湾二期工程文化初段出土的一种六边形图样差不多。

　　大汶口也发掘出一件同类型碎片，中间部分作圆形却不作方块，同洛阳地区的六角星形图样更为接近。”这几种文化是互相影响的。

　　1962年在偃师县的滑城意外发现一个陵墓，陪葬品中的高足杯、筒形杯和背水壶等器物，同大汶口晚期墓内出土的同类型器极为差不多。滑城发觉大汶口文化因素的陵墓并不是孤例，

　　1975年在平顶山市的寺岗仰韶文化中，意外发现一个大汶口类型的陵墓，人骨架是头南足北，仰身直肢，陪葬了10件陶器，其中还有陶餐、长颈壶、粗柄豆、高柄豆、筒形杯等，基本都是大汶口文化中的常见器物。还有禹县的谷水河遗址，也发现大汶口文化的陶器。

　　大汶口墓穴的罐形鼎、折腹鼎、高领壶，在郑州大河村遗迹中看到了极为相近的器形。大汶口文化里的双耳高领壶（罐），在后岗种类的界段营和下潘汪也是有发现。

　　上面这些情况更进一步验证了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这些为后来两大类文化的结合肇打开了先河。

　　仰韶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也存在一定关系。屈家岭文化有早晚之别，它的时代大约相当仰韶文化末期和龙山文化初期。

　　屈家岭文化主要是分布于湖北省，在河南的西南部与仰韶文化参差在一块，两种文化出现了一定影响。屈家岭文化碳14核查了几个数值，即公元前2750-2650年，如同夏鼐先生常说：“等同于大汶口的末期、河南龙山的初期和良渚的中晚期。

　　这也是它晚期年代，早期肯定要更早一些。”因而，屈家岭文化的初期与仰韶文化末期同时，这种推断是没有什么大失误的。

　　有人说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关系颇为密切，很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大溪文化。有人说屈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息息相关，同时和仰韶文化也有一定互相影响关系。在郧县青龙泉下中层出土的鼎、豆、罐及有肩石器等器物组成以及形式变化序列，同洛阳王湾二期文化诸阶段的关系也清楚。在南阳地区的晚期仰韶文化，受屈家岭文化影响也非常大，如镇平赵湾和唐河寨茨岗等处的仰韶文化，都蕴含着浓郁的屈家岭文化要素。

　　龙山文化的概况

　　中部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最主要的是龙山文化。龙山文化这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我国成为最强的一种文化。

　　龙山文化是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原为历城）龙山镇城子崖最先发现而得名。龙山文化遍布的范畴非常广泛，具体遍布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苏北、皖北、鄂西等地区，北方一直到内蒙古，东北到达辽东半岛。

　　龙山文化迟于仰韶文化，在一些地方通过发掘都找到了岩层迭压关系，已经是学界所皆知的事实。

　　尤其是近几年来运用碳14检测年代，更深一层验证了龙山文化迟于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的核心年代，大约为公元前二千年至三千年间。因为龙山文化分布很广泛，它的地区差异也非常大，因此在学界也把龙山文化分为三个大类型，即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差别，不单单是时代里的早晚，通常是龙山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前行了一大步，它意味着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文化底蕴上显著地能够看见快速发展的变化。

　　表现在生产层面，龙山文化虽然也是以农牧业为重，但在生产工具上有很大改进，不但普遍地采用磨制石器，并且磨制得精致，远远超过了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里的陶刀，在龙山文化中极少看到了，而代之发生的是广泛使用石镰和蚌镰。因为龙山时期农业水平的提升，造成牲畜饲养的发展。

　　尤其在陶瓷器制造层面，出现划时代的改变，仰韶末期尽管出现了轮制陶瓷器，却还多系慢轮修整，龙山文化最明显的一点，是创造了快轮制陶法，这样不但提高了陶瓷器的质量，并且也提升了陶瓷器生产效率。

　　龙山时期窑烧技术有了很大变化。

　　仰韶阶段窑烧不封闭式饮水，多红色陶，龙山时期窑烧封闭式饮水，多灰色陶，这也是仰韶和龙山两个阶段各自的主流，

　　如果对于封窑饮水要溯本求源，它在仰韶阶段已经展露头角了，到龙山时期则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仰韶阶段的彩陶，仅仅在龙山早期有一点残留，到龙山末期基本已经绝迹。龙山时期创造了乌黑发亮的蛋壳陶，运用高龄土烧制白陶，这也是仰韶文化中极少看到的。

　　仰韶早、中阶段尽管有陶鼎，但数目并不太多，一直到仰韶

　　末期大河村类型陶鼎才多起来。仰韶阶段的炊具还是多采用夹砂陶罐，龙山时期三足器变成最主要的炊具，不但采用陶鼎、陶甑、并且开发了夹砂陶斝、陶鬲和陶。

　　龙山文化因为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开发了酿酒技术，因此在陶器的生产中出现作为酒器的陶馨、陶斝和陶盉。此外，龙山文化里的镂孔豆和高足杯同样是仰韶文化中罕见的。

　　对于陶器的纹样，龙山文化除去素面之外，最常见有绳纹、兰纹和方格纹。

　　龙山文化最伟大的一点，便是在有的遗址中看到了铜器，为后面人们生产青铜器开拓一条途径。龙山文化在生活问题上也表达了它显著的特点，在房子布局和功能上有明显进步，让人印象最深刻和最容易分辨龙山文化的是房间内的“白灰面”地坪。此外，在龙山文化中看到了土坯墙和夯筑工艺。

　　龙山文化的安葬体系有很大变化，基本都是单人土洞墓葬，象仰韶阶段的同性合葬、二次葬、集体葬的现象，基本是不复存在。龙山文化再有两点也是不能疏忽的：一点就是确切地产生了占卜。占卜的办法是用火在牛、羊肩胛骨上烧灼，没发现采用龟甲作卜具，在卜骨上没发现卜辞；另一点就是在某些龙山遗址中看到“陶祖”。陶祖的产生也是有社会意义的，不但是种意识形态的反馈，同时也说明了社会团体的变化。

　　河南、陕西、山东几个种类的龙山文化，尽管有明显共性，但是也有比较突出的个性。

　　例如：第一，山东龙山文化的陶碗最主要的是轮制，河南龙山文化轮制陶碗占相对较大比例，而陕西龙山化的陶碗基本都是手制，有很多是模制，轮制是极少数的。第二，山东龙山文化以灰黑色陶为主导，陕西、河南龙山文化以深灰色陶为主导。第三，陶碗纹样，河南龙山文化以绳纹、篮纹、方格纹为主导，陕西龙山文化以绳纹为主导，篮纹次之，方格纹是很少数的情况。山东龙山文化则风靡素身磨光。

　　第四，陶碗的器形，陕西龙山文化虽然有、盉，但以鬲为最多，鼎不多见；

　　山东龙山文化则鼎、鬶多见，在很多旧址中也看不到鬲；河南龙山文化的陶碗介于两者之间。

　　第五，山东龙山文化蛋壳黑陶较为普遍，并且品质非常高，薄厚仅有0.5-1毫米，轮制，黑光发亮；河南龙山文化虽然有蛋壳黑陶，但是毕竟数量少的多了；陕西龙山文化则更加是个别现象了。

　　结语

　　强悍的仰韶文化，在持续的发展中，不仅逐渐增加了文化划分的领域，并且与周围别的文化不断地互相影响互动交流，共同发展壮大，使中原地区和其它区域的远古文化，逐渐迈向大融合的新时期。龙山文化划分的地区，基本上同样是仰韶文化划分的范围，但是比仰韶文化增加了许多，在文化遗址的划分上较仰韶旧址稠密。“白灰面”在仰韶文化里是十分罕见的，在龙山文化中似乎成了一种普适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