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地下情人王六儿曾多次与其小叔子二捣鬼乱伦。第三十六回里，华灯初上没多久，两人便乱开了。邻居们先打发一个小把戏藏在其家，待两人行事之时，小把戏忽地把院门打开，邻居们汹涌而进，把两人吓得不轻。王六儿想找裤子，邻居早把裤子没收了。

　　接下来，街坊将二捣鬼与王六儿捆起来，牵到街上游行示众，万人空巷，人们争相来观看这对“狗男女”。在当时，这是难得的“光明正大”的偷窥，也是正义无比的“道德捉奸”，还是代官家履职的“群众执法”。

　　明朝法律对通奸罪有这样的律条：“无夫奸杖八十，有夫奸杖九十。”除了这一条外，还有一条羞辱女性的“特别法”：通奸中的女主角须“去衣受杖”。邻居将王六儿游街，官法是支持的，至少是默许的；而街坊将王六儿裤子没收，却是“合法”的。

　　在王六儿与二捣鬼游街的过程中，有一位姓陶的老汉，兴致勃勃，满脸泛红，追过一条又一条街。陶老汉不仅是一位忠实的看客，还是一名法律评论员，他对此评论道：“可伤。原来小叔子要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奸，两个都是绞罪。”陶老汉是引车贩浆者流，大字墨墨黑，小字不认得，说来还算是文盲，然而他对法律条文如此熟悉，让人吃惊。

　　有人说，《金瓶梅》里呈现出一种法律全备之态：西门庆与人做生意，第一想到的是要签个合同；书中之人借款有借票，雇佣有契据，盐引有堪合，买丫头有文契，就连投靠亲友居然也要有投靠文书；造反头领武松，哥哥被潘金莲及西门庆毒杀，武松先想到的，也是“法庭见”。

　　《金瓶梅》所假托的是宋朝世界，呈现的却是明朝社会。由此可知，在明朝，西门庆这类做生意的要钻营律条；陶老汉那般市井小民也是懂法的。

　　这便要归功于朱元璋普法运动之效了。朱元璋当皇帝后，热衷于立法，更痴心于普法：读书人要读《大明律》《大诰》以及《教民榜文》等，科举考试也会考到相关法律；在乡间与街头饭店人情酒礼上，百姓们都先要宣读一段“元璋语录”与“大明条律”，才准“举杯”。

　　此外，朱元璋定期举办法律宣讲团，每到一处，叫里甲长吹哨子、打铜锣，把村民、市民喊拢，宣讲皇帝的“六条”圣谕和相关法律。朱元璋还规定，犯罪嫌疑人犯法，若能背出几条律文，或能从家里找出一本《大明律》来，罪减一等。故而，群众学法积极性很高。

　　有明一朝，普法做得很不错，然则明朝能算法治社会吗？差得远。这位精通律条的陶老汉对叔嫂通奸发表了相当到位的评论。话刚落腔，便有人笑问他：“叔嫂通奸是绞罪，您老爬了三个媳妇的灰，又当何罪？”陶老汉“低着头，一声儿没言语，走了。”

　　有明一代，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从朝廷命官到贩夫走卒，也许都知法，但有几个守法？知法不守法，源自不执法。有好事者数了数，《金瓶梅》涉及多起官司，却无一件是公正执法的。医生蒋竹山被西门庆唆人告官，他本有理，结果人财两空；武松告西门庆毒杀大哥，法律给了什么说法？《金瓶梅》里有很多告官，讨不到公正，当事人不得已启动“私法”程序，才得以稍张正义。

　　普法是基础，执法才是关键；有普法而无执法，有执法而无公正，谁守法？可怜朱元璋花老大力气来搞普法运动，却因无公正执法，算是白费力了。这对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