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lobal West Indian
利维坦按：
这对双胞胎姐妹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赤裸裸的遭遇偏见与伤害史。更为不幸的是，偏见——不论文化、地域——似乎永远不会消除。它使我们心怀猜忌和仇恨，不断圈定着与“异常者”的边界。而文章中姐妹所遭受的个体伤害，其实具有深刻的普遍性：歧视的背后，凸显的“谁是我们/他们”的认定，在全球化的今天，所谓“人类共同体”只不过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抽象概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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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帕克教堂，双胞胎被关押在一起，她们之间的纽带变成了一种折磨。两人都不能忍受另一个人的气味，存在和想法。她们开始渴望对方的死亡，渴望在一个没有双胞胎的世界里畅快呼吸。在她们的牢房里，距离詹妮弗仅一英尺的地方，琼写道：
我们中的一个在计划杀死另一个。在一个凉爽的夜晚，给她的头上来一下重击，拖走毫无生命迹象的尸体，挖掘一个秘密的坟墓。我身处险境，陷入一个阴险、恶毒的阴谋之中。这一切将如何结束？……我是她的奴隶。这个生物懒散地躺在牢房里，每一小时都和我的灵魂在一起。
我们在彼此的眼里变成了致命的敌人……我们密谋，设计，谁会赢？……致命的一天正一分一秒地接近，到了这样的时刻，迫近的死亡仿佛向夜空伸出的双手，邪恶的意图，血，一把刀，绞肉机……我对自己说，我怎么才能摆脱我自己的影子？不可能，还是并非不可能？没有了我的影子我会死吗？没有了我的影子我会获得生机吗？
当她们在一起时，她们想杀死对方。当她们分离时，她们孤独得想死。然后，当她们重聚，她们无比失望，想象自己独自一人时能够感觉到坚强。
1982年，一名名为威廉·斯普莱（William Spry）的精神病医生受到双胞胎辩护律师的招募，前来评估她们的情况。“头两次探视，我们什么也没做成——她们根本不说话，”斯普莱告诉我。“那之后，我问她们能否通过电话与我交谈。我坐在另一个房间，然后我听到了她们奇怪的低语。然后我逐渐使她们同意与我面对面交谈。其中一个已经开始说话了，她们开始了她们之间最严重的互殴。她们抓挠对方，试图将对方的眼睛挖出来。护士不得不进来阻止她们。”
©Mamamia
最终，他将双胞胎确诊为精神病人格障碍，并提议将她们送往布罗德莫尔，英国臭名昭著的为犯罪性精神病人设置的最高戒备病院。这对双胞胎急需治疗，他推断，而且没有其他机构愿意接收有纵火罪历史的病人。“如果我们没有为她们找到一所医院，她们就会进监狱，我认为那是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他补充说。
蒂姆·托马斯不同意。“当时布罗德莫尔最年轻的病人也有27岁了，”他告诉我。“我认为他们是在给这些我眼中的孩子们贴上精神变态的标签。如果你不能和她们沟通的话，你怎么能决定她们有严重到那种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呢？权宜之计罢了。如果她们是白人中产阶级，结果就会不同。”
1982年5月，女孩儿们因16项罪名接受审判，包括入室盗窃、偷盗和纵火。依据律师的建议，她们认罪了，然后被无限期地关押于布罗德莫尔。
“那些词语不断地在我脑海中出现，”判罪后，琼在她的日记里写道。她接着写下：
绕着圈打转。有病。疯了。精神变态。想象我的感受。我？一个精神变态？……一个危险的，邪恶的，无情的罪犯！我！至少我的痛苦，我的自我意识，我的暴力为世人所知了。我被贴上标签了！啊！现在我知道我的命运了！琼·艾莉森·吉本斯，刚刚19岁，将作为精神变态名留青史。
设想她们在布罗德莫尔的新生活，詹妮弗写道：
求求你，上帝！别让我在新生活里像在这里一样受罪。让我的勇气足以开口说话。让我信任医生和护士们，再也不惧怕人类。过去七个月我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灵魂。别让这疾病再次使我瘫痪，破坏我的能力，像捆绑木柴一样捆绑我的舌头。
好几周，女孩们幻想着布罗德莫尔。医生们用来向她们描述这个地方的语言更适用于一个英国的伊甸园，而不是监狱医院。“我们想要逃离我们的生活，”琼对我说。“我们以为布罗德莫尔将是一个天堂。”
我在1998年冬天拜访了布罗德莫尔。从伦敦搭乘火车向西行驶了大约30英里抵达克罗索恩，一个凄凉的小车站，没有售票窗口，也没有特许经营的摊点。和我一起下车的人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返程的列车什么时候会来。我叫了一辆出租车，站在一家殡仪馆前面等它。我站在这条我认为个小镇主街的路上。主街看起来也就是纽约市一个街区那么大。我安排了和艾莉森·法拉尔（Alison Farrar）的会面。
她是布罗德莫尔医院图书馆馆长，有着银色的头发，穿着一件暗色的羊毛衫，带着大眼镜，一副果断而生机勃勃的表情。她到得有些迟，气喘吁吁的，给了我一份文件夹，里面保存着布罗德莫尔最有名的病人的剪报，其中有关于罗纳德·克雷（Ronald Kray） 的文章，那个传奇般的暴徒；关于谋杀犯和连环强奸犯的文章；也有关于琼·吉本斯和詹妮弗·吉本斯的文章，褪色的黑白报纸上的图像纪念着女孩儿们。当我读完这些报纸，法拉尔用她的红色小车载我在附近逛逛。在经过成亩的农田，吃着牧草的羊群，低垂的灰色天空后，她指着一片最近刚被犁过的田地对我说：“那里种的是食用大黄。人们一度认为大黄可以清洁身体，从而带来清明的意识。你能想象吗？”
蒂姆·托马斯在1982年带奥布里和格洛丽亚前往布罗德莫尔进行了他们的第一次探视。“那非常恐怖，”托马斯告诉我。“所有的门在你身后打开又关上。他们——几乎像在对待展品一样对待那些人。所有的承诺——比如无药物治疗——都在几周内被否决了。我的抗议还不够。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能做得不一样吗？我不确定。我感到巨大的悲伤。这是一个糟糕的、黑暗的必然结果。”
到达这所医院后的几天，琼陷入了一种麻木状态。几周后，她试图自杀。詹妮弗攻击了一名护士。她们被关进分开的病房并且在一段时间内被禁止相互接触。她们进入布罗德莫尔的时候只有19岁。两个女孩都渴望结婚并拥有自己的孩子。整整一个月，琼什么也不说；之后，她经常以令人恼火的微笑回应问题。当詹妮弗尝试沟通时，没有人能听懂她。
她被定期注射一种名为三氟噻吨的治疗精神紊乱的药物，这导致她的视力开始模糊，使她的阅读和书写变得困难。琼接受了其他治疗精神紊乱的药物。她们的家人很少来看望。“我们被遗忘了，逐渐消失，再也不会被看见了，”琼写道。“詹和我是化作历史的双胞胎；有色女孩。生活还在外面继续着，消逝着……他们会说，我们现在在哪？”
几乎过去了12年，期间穿插着与男性入院者的挑逗，和比赛谁吃得多或谁吃得少的游戏。双胞胎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接受这种“治疗”几年后她们没有被释放。但是每隔几年，审核她们病例的医生和社工都认为她们需要再呆一到两年。
“少年犯只在监狱里呆两年，”琼说。“我们在地狱里呆了12年，因为我们不说话。我们必须努力争取才能出去。我们去找医生。我们说，‘听着，他们想让我们说话，我们现在说了。’他说，’你们不能出去。你们要在这里呆30年。’我们失去了希望，真的。我写了一封信给内政部，又写了一封信给女王，请求她宽恕我们，让我们出去。但我们被困住了。”
詹妮弗时常被绝望击垮。“她在里面真的变得精神分裂了，”琼告诉我。“她会听到窗外有枪声。她不停地跟我说圣经里的话。她指控我摧毁了她的生活，密谋陷害她——‘你在我的饮料里加了酒，是不是？’过了一阵子，他们把我们关在同一个监室，观察我们的互动。那是一场灾难。我们打了好几天，相互踢打、撕咬、抓挠了八个月。他们把我们分开，她当时哭了。即使我们在打架，我们爱着彼此。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惊异：‘我为打了你感到抱歉，我爱你，让我们重新开始吧，让我们停止这样的行为，让我们坦诚相待。’”
六
玛乔丽·华莱士曾经是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她通过蒂姆·托马斯的朋友注意到双胞胎的故事。1982年，她在帕克教堂拜访了琼和詹妮弗。在那之前，她获得了奥布里和格洛丽亚的授权后，得到了女孩们的日记和作品，它们仍被存放在当时警察从她们的房间没收证物时所用的黑色垃圾袋里。华莱士在那些垃圾袋里发现了比她的预期更多的东西。
“这对双胞胎被普遍当做怪胎，被轻视，甚至几乎被看作智力低下者，”她告诉我。“但是我到今天仍然能回想起大量充满强大想象力的段落。正是那些诗意和抒情性使我落泪。”
就像十九世纪小说里的那些女主角一样，她们很愿意写作。这对双胞胎没有经济实力，因此也没有自由。而且，作为即使是在她们自身阶层和种族中也是最被忽视的两个人，她们将自我发明作为一种逃离。她们作为写作者的力量不在与技术，而在于情感，实时的表达；以及孤立——免除外界的影响和指导。
作家比托妮·莫里森，美国非洲裔女性作家，是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Poets & Writers
没有任何当代作家比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年2月18日-2019年8月5日，美国非裔女性作家，获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更精彩地描述过黑人女孩们的相互观察，以及与她们自己“应该是的样子”所进行的斗争。
在《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里，莫里森描述了一个黑人女孩被排斥逼疯，开始臆想她自己不能拥有的东西：蓝色的眼睛——一双蓝色的眼睛能让这个世界更好地看待她，能够使她与自己的群体划清界限。她看向镜子里，然后变成了两个人，她们就像双胞胎一样斗嘴、批评并相互支持：
你怎么知道没人跟我说话？
他们不和你说话。当你和我在屋子里时，即使是布瑞德拉夫太太也不和你说任何事。
也许自从乔力走了她就感觉不太好……她也许想念他。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想念他）。他只会喝醉酒然后打她。
这个嘛，你知道大人们是什么样的。
是的。不。他们是什么样的？
这个嘛，她也许无论如何都很爱他。
他？
当然。为什么不？不管怎样，如果她不爱他，那她让他这么对她也太过了。
那不能说明什么……她不喜欢这样。
那为什么她让他这么对她。
因为他创造了她？
能做到对一个人的人性，性欲和种族特点如此坦诚，在黑人群体中是难得一见的。他/她冒着被认为“肮脏”，“吵闹”，或对自己的“人民”不忠诚的风险。潜在的信息是：“颜色”别太重了！永远也不要告诉白人你到底是谁！琼和詹妮弗，这对不说话的姐妹，将嘴巴上的白色封条撕掉了。她们的故事，诗歌和日记都在毫不留情地探索和揭露着，让人回想起那些自白式的诗人们的作品，他们醉酒，做爱，带着青少年般的激情在纸页上和现实中自杀。
乔治·桑【George Sand，1804年7月1日－1876年6月8日，原名阿曼蒂娜-露西-奥萝尔·杜班（Amantine-Lucile-Aurore Dupin），19世纪法国女小说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报纸撰稿人】曾说，“写日记意味着一个人停止对未来的思考，决定全然地活在当下。”双胞胎无处可去，除了当下，和它的乏味、陈腐、恐怖。而她们一点一点地培植了她们所有的一切。
在日记中，华莱士没有找到任何指示双胞胎是精神变态的痕迹。她迅速变成了她们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者，以及她们传记的首要保管人。通过她的文章，在庭审上渴望公众关注的双胞胎，变成了英国精神健康和新闻圈子里轰动一时的人物。她们被广泛吹捧为一种符号：象征着英国司法体系的失职和残酷；象征着英国的种族主义；象征着许多不是她们自身的东西——她们就像19世纪的暹罗黑人双胞胎米莉和克里斯汀·麦考伊（Millie and Christine McCoy），两个曾经的奴隶以“双头夜莺”为艺名在全美表演歌唱，注定是被看见再被遗忘的串场节目。
暹罗黑人连体双胞胎米莉和克里斯汀·麦考伊。© Royal Pavilion and Museums Brighton and Hove
1993年3月9日早上，琼和詹妮弗被从布罗德莫尔释放。当时她们已经快三十岁了。她们被送往卡斯威尔诊所，位于西南威尔士的一所最低戒备机构。在巴士上，詹妮弗把头靠在她双胞胎的肩膀上说，“我们终于出来了。”
不到12小时之后，她死了。一种未被查出的炎症削弱了她的心脏。那天夜里，琼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我挚爱的双胞胎姐妹詹妮弗死了。她死了。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将永远不能再认出我。妈妈和爸爸来看她的遗体。我亲吻了她和石头一个颜色的脸。我在悲痛中歇斯底里。”
“我们为获得宽恕而祷告，但是，显然，他没有宽恕我们，”琼对我说。“他惩罚了我们12年。他憎恨我们。他不理会我们。我们受尽折磨。然后，在这一切的最后，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她死了？
詹妮弗死后一年，琼从卡斯威尔获得释放。她每天都得吃药。她能够说话了，但人们仍时常不能理解她的话。当她情绪激动或者被逗乐的时候，她的语言就变得快速而含混。她37岁了。每个周二，她都去拜访妹妹的墓地。“我作为双胞胎出生，也会作为双胞胎死去，”琼对利希滕斯坦说。“就应该这样。”
七
我拜访她时她居住的过渡住所（她之后就搬到了自己的公寓）就像街上其他的房子一样：两层楼，刷着白漆，被潮湿的小块绿地环绕着。她和许多同样处在名为康复期的炼狱的病人们共同居住在这栋狭小、整洁的楼里。她自豪地向我展示她挂在墙上的一幅画作：一个有着黑色面庞、编着发辫的女孩。画的下方用不同颜色的字母拼写出“艾莉森（Alison）”这个名字。
琼告诉我她现在更愿意被用中间名称呼，因为她被称为琼的时候经历了太多不幸：“那个名字给我带来了太多痛苦。艾莉森是一个新的开始，再也不受折磨。”她挥着手打开自己卧室的门。“这儿是我的避难所，”她说。这是一个有着能够俯瞰花园的大窗户的小屋。床很大，铺着一张廉价涤纶床单。正对着床的是一把棕色的安乐椅。还有一个电视机，一个装满烟头的垃圾桶，还有一架靠墙而立的电子琴。没有书。
我坐着的时候，琼以刻意的缓慢速度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她似乎不太知道如何在一个不需要行走在她妹妹身边、身后或周围的世界里行动——也不知道如何招待客人。
我们喝茶的时候，她告诉我她现在想要什么：“我想结婚生孩子。但是现在已经有点迟了。真好笑。我所有的家人都和白人结婚了——大卫，格丽塔，罗西。所有的孩子都是混血。异常的金发和苍白的皮肤。我想要黑人小孩。我想要一个拉斯塔【Rasta, Rastafarian的简称。Rastafari，拉斯塔法里运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源于牙买加的亚伯拉罕宗教及社会运动，主张黑人是“被选中的人民”】男人，有着拉斯塔发型，就像鲍勃·马利（Bob Marley）。我妈妈说，’哦不，他们是下层人——他们不是体面人。’但是我喜欢他们。”
她笑起来，用嘴唇包着门牙，然后在自己面前握着的茶杯上方缩成一团。我意识到她在诉说她对我的假想——而我并没有满足她的想象。我留着剪得很短的头发，没有脏辫。我留意到见面的时候她有一丝失望。
我们谈起布罗德莫尔，我问她是否在那里读了很多书。
她的面庞突然焕发光彩。“哦当然，我的天，我在那读了上千本书。我在布罗德莫尔把自己读干了。D.H.劳伦斯，我喜欢他；奥斯卡·王尔德；迪伦·托马斯；艾米丽·勃朗特；那个写了《弗兰肯斯坦》的女人，玛丽·雪莱；所有经典著作。我写了五本书——的草稿。但它们不是非常专业，有点东拉西扯。”
“你还写作吗？”
“对我来说似乎年纪越大就越不想写了，”她说。“我现在觉得写书没有意义。我可以通过说话来交流了，不是吗？我很早就停止写日记了。我现在有点懒。脑子不动了。我懒得写书了。”
我说，“我希望你能再写点。”
她轻佻地回了我一句：“也许你能启发我。如果我想的话我就能写。我能看着黎明降临然后起床开始写作。成为作家是很艰巨的，不是吗？我想要一个轻松的工作，轻松的生活……你知道吗？”她突然打断自己。“我想的话我能睡上十天。我喜欢做梦。我在梦里看见我妹妹，她对我说话。”
詹妮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白色的鸽子，”她补充道。“我曾经很是想念她，”琼说。“现在我接受了她。她就在我身体里。她使我更坚强。我接受了她已经不在的事实。我花费了五年不停地悲痛、哭泣。现在我的眼泪都不在了，它们在我的眼睛里干涸了……我现在不觉得孤独了。我拥有了她，不是吗？”
“你喜欢这次拜访吗？”我走之前，她问我。“你有没有期待我看起来不一样，头发里有着辫子？”
第二天早上，我搭车在哈弗福韦斯特四处转悠。我的司机对双胞胎的故事很熟悉。他知道她们如今拒绝任何采访的父母住在镇上一个叫布朗克斯（The Bronx）的区域。（这个绰号有些年头了，当时那片区域是很多镇上失业者的住所。）布朗克斯是另一排一模一样的天花板低矮的房子，离墓地不远。我在詹妮弗的墓前停留了几分钟。冰冷的露水和厚重的草覆盖了一切。一块石头标明詹妮弗是一位女儿，是双胞胎中的一个，但是没有提及其他三个兄弟姐妹。上面还刻着琼的一首诗：
我们曾是两人
我们两人为一
我们不再是两人
我们终生为一
安息吧
一小时后，我回琼的房间。她想知道我在旅馆有没有遇到困难。“他们不经常在哈弗福韦斯特见到黑人。他们给你好房间了吗，还是给了你烂房间，因为你是个黑人？”她问。“他们不给你最好的。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我做我自己的事。”她回忆起在布罗德莫尔的一个黑人男友。“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我和莫里斯（Morris），”她说。“莫里斯会坐在一个角落，而且他有脏辫。我喜欢他。我喜欢他的脸。（詹妮弗）会对莫里斯说，’你不是我。我是琼的双胞胎，你不是。’詹妮弗觉得我爱莫里斯多过爱她。”
莫里斯还在布罗德莫尔，经常给她打电话，琼告诉我。然后她给我看了她和詹妮弗那时的照片。女孩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梳着五花八门的发型——脸上是浓重的腮红，有一张照片里她们手上戴满了银色手镯，另一张照片上她们带着贝雷帽和头巾。两个年轻女人在照相机前面展示着自己。“你知道我们当时被叫做什么吗？”她骄傲地问我。“布罗德莫尔的女王。”
八
当我回到旅馆时，房间很冷，床单又硬又难受。我开着电视机，因为窗外吹刮着的风和阻塞着街道的海雾使我感到荒凉孤寂。半梦半醒的某个时刻，我意识到，沉默的双胞胎的故事让我的期待彻底落空了。
我觉得自己就像契科夫《六号病房》里的那个医生，试图描绘病人的疯狂，因而必须直面与他自己的意志和意义有关的难题。双胞胎只能被她们自己所代表，既然我现在能够对比他们和琼自己的看法，我认为那些相信自己理解她们的精神病医生，社工，还有记者（包括我自己）都似乎被误导了。
我们所有人都执着于对作为素材的双胞胎的所有权。“这个故事从最初就创造了冲突，真的，”蒂姆·托马斯告诉我。“它似乎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使人们极端化。”甚至对女孩们日记和手稿的所有权也充满争议。华莱士，现在是一家叫做sane（意为精神正常）的伦敦心理健康慈善机构的主任，声称她将那些材料归还到了布罗德莫尔。
琼没有收到它们。它们很有可能已经在运输途中或者医院收存时丢失。华莱士说她保存了一些材料的复件，曾经提出给我看一些她转录的日记，但是她随即撤回了这个提议。华莱士与利希滕斯坦产生争执。利希滕斯坦现在是BBC一位创意导演。还有朱迪斯·哈克特（Judith Hackett），一位最初向BBC提出制作关于双胞胎的电影的年轻黑人纪录片制作人，也和利希滕斯坦发生纠纷，后者接管了这个项目。哈克特告诉我，她觉得她不得不制作关于双胞胎的纪录片，因为“我也会有那样的感受，来自西印度群岛，在伦敦长大。我真的在她们的故事里找到了共鸣”。
这对双胞胎的独特之处令人震惊。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她们的普遍性。她们的人生就是关于一个整体被分割之后再也不能合二为一的故事。那就是——在会饮篇的最后——试图孤单地聚集在一起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