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逮捕的汉奸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其中挑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来说，其一是陈公博，已经被处死，其二是周佛海，本来是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两人在自白时都说是“和平救国”，那么这是委屈还是狡辩呢？

　　陈公博并不认罪，当庭宣读了他写的6万多字的自白书，后来此自白书以《八年来之回忆》为题，在市面上由小贩叫卖，流传甚广，陈公博在自白书里为自己和汪精卫开脱罪责，说他之所以与汪精卫组织南京政府，是当时想到蒋介石不抗日，南京是和平抗日，说他与汪精卫在南京与日本斗争了五个多年头，从而使沦陷区人民安居乐业，陈公博在辩解中还主要打了“反共牌”，希望能在这一点上获得重庆政府的同情，进而获得赦免，同时提到与蒋介石的恩怨，法官急忙出示了法庭专门编撰的《陈公博言论集》作为其叛国投敌的罪证展示，随后律师进行了辩护，检察官对律师的观点一一予以驳斥。

　　陈公博至死不认罪，按照他的说法，本人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人格上是没有失败的。1946年6月3日，陈公博在苏州监狱与在场法官握手言别后被枪决。

　　周佛海是汪精卫死后伪政府2号人物，也是当年鼓动汪精卫出逃的最有力者，但也是最早与重庆方面建立联系，抗战胜利时接受过蒋的委任、与蒋私人关系最深的人物，所以他在日本战败后若有所恃，以为自己属于有功人员，可以逃过审判一节，直到国民党政府开始大规模抓捕汉奸，且许诺保护他的戴笠坠机身亡后，周佛海才开始害怕起来，因为此时局长军统的郑介民和毛人凤与他私交不深，这两人也不愿再替前任捧着他这个烫手山芋，1946年9月26日，对周佛海的审判开始，指控其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应予严惩，跟陈公博一样。

　　周佛海也是一番辩解，称自己最初的所为只是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进行和平救国，当发现日本并无停战诚意后，便暗中归顺了重庆方面：我在抗战后期即已设置电台与重庆联络，营救和救济中央工作人员，诛除恶逆，保卫大上海，我是有功的，应当将功折罪，但法庭并不理会，称只是利用而已，11月7日，南京高等法院宣布判处周佛海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留给家属必要生活费外均没收，周佛海是被判了死刑，但却并未执行，这与他的妻子杨淑惠有关。

　　周佛海的案子宣判后，杨淑惠申请复判被驳后，直接找到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芳威胁说，蒋介石给周佛海写过一封邀请要其戴罪立功，并保证政治前途的亲笔信，现已被她保管在香港银行的保险柜里，一旦周被处死，他就将全线公开，后杨又托陈果夫引荐他去见蒋介石，陈转托宋美龄，蒋介石最终接见了杨淑慧，并答应刀下留人，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将周佛海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抗战胜利后被关进监狱的这些人大都不肯承认自己是真正的汉奸，陈公博认为他是因为与蒋介石的历史宿怨，所以难逃一死，而他本来是反对汪精卫与日本和谈的，只是后来不忍看着汪精卫陷入绝境才跳入火坑，他显然将自己被处决看作是国民党内部斗争的结果，周佛海则认为自己功大于过，至少也该功过相抵。如今这段历史仍被人讨论，你有事什么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