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校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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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99年夏天，纽约上空盘旋的无数只乌鸦突然坠落，倒地而亡，动物园里的老鹰、猫头鹰也离奇暴毙，17000只鸟类迅速死去。
没人知道为什么，更没有人关心。
因为纽约市民正因一种神秘爆发的传染病而闹得人心惶惶，自顾不暇。
只是他们的担心，全错了。
6月里的一天，住在纽约皇后区的恩瑞可老爷子像往常一样侍弄他后院里的花花草草。
第二天夜里，他发烧畏寒，吃了阿司匹林，病情反而更重了。
医院的化验结果是，他感染了不知道是啥，估计是肺炎，上了各种抗生素，结果病情进一步严重，抬不起手动不了腿。
短短一周之内，8位老人也被推进了医院，同样发烧、麻痹、大脑组织发炎，其中4位老人很快就去世了。
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恩瑞可老爷子不知道，他是整个西半球第一个感染此种致命病毒的人。
当病例迅速扩大至59例时，美国疾控中心（CDC）展开紧急调查，发现每个家庭只有1个病例，病例之间没有接触，说明不是人传人，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动物身上。
最先发病的恩瑞可，花园里用大罐收集雨水，死水正是蚊子理想的繁殖地点，其他患者的游泳池里也有大量蚊子幼虫。
纽约市当地有多少蚊子呢？2800亿只。
答案就要呼之欲出了，纽约卫生部门上报美国疾控中心（CDC）进行检测，在150多种能致人死地的蚊媒病毒中锁定了一种疾病——圣路易斯脑炎，致人麻痹，无药可救，老年致死率达30%。
纽约市长得知消息迅速展开全城行动，出动直升机喷洒杀蚊药物，告知民众出行要穿长袖，清空自家水池防止蚊虫滋生。
政府、医生、民众正在通力合作，对抗疫情。
只有一个人觉得这一切都不对劲。
纽约布隆克斯动物园的兽医特蕾西发现，死去的乌鸦和其他鸟类同样患有脑炎，但圣路易斯脑炎是不可能感染鸟类的——而疾控中心对此毫无察觉。
她发现这些全身感染病毒的鸟可以传染给无数的蚊子，进而传染给人。
她原本想做进一步研究再上报，但助手在给垂死的鸟做安乐死的时候，针头扎破了手指——他被感染了。
她决定立即打电话给CDC，要求他们化验比对人鸟病毒样本，CDC说我们只管人身上的病毒，不管鸟身上的。
问题是只有CDC掌握人类病毒样本，他们却对此“毫无兴趣”。
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政府机构化验了暴亡鸟类的样本，就这样漏过去了。
病毒继续在纽约的人和鸟身上快速传播，而特蕾西医生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找不到破解之法。
突然一天夜里，她“灵光乍现”：我知道该联络谁了！
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中心。
陆军用5天化验证实，纽约的人和鸟身上是同一种病毒，但他们不知道是啥——只有CDC有设备能搞清楚。
于是球又踢回了CDC，这次他们才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不是圣路易斯脑炎，而是一种从东非远道而来的致命病毒。
西尼罗河病毒，“人类历史上最骇人的十大病毒”之一。
纽约有1/6的蚊子正携带着这种病毒。除了歪打正着的灭蚊行动，纽约市政府和民众都差一点被疾控中心坑惨了。
故事的结局是，美国人不知道西尼罗河病毒从哪儿来，也没能消灭它，反而让它在之后10年里蔓延到美国全境，平均每年杀死130名美国人，随后又蔓延到美洲大部分地区。
直到2019年，还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特效药出现。
最先发现异常的“吹哨人”特蕾西认为，西尼罗河病毒暴露出美国公共卫生体系中非常严重的漏洞：
下一次出现人畜共患的病毒在美国迅速传播时，到底谁应该负责任？
难道还要像疾控中心和美国陆军一样把皮球踢来踢去吗？
科学家预计，未来超过70%的新型病毒都会由动物传染给人类，而人畜共患的病毒到底该怎么管？西尼罗河病毒爆发20年过去了，美国至今也没有拿出一套科学完整的解决方案。
然而不是每次面对突发疫情时，人类都会这么被动。
一个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的非洲国家有一次就做得更好。
02
2013年12月20号，几内亚美良杜村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开始发烧呕吐，排出黑色粪便，发病4天后迅速死亡，成为2013-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零号病人”。
他生前曾处理过（或食用过）一只来自树上的蝙蝠。
随后的半个月里，男孩的姐姐、母亲感染去世，奶奶得病送医院后感染了医护人员，护士把病毒带到了附近另一家医院，15名医护死亡，随后疫情开始失控，所到村庄团灭八九成村民，堪称“屠村”。
疫情从美良杜村所在的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三国交界处蔓延开去，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确诊超2.8万人，死亡超1.1万人。
西非贫穷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对埃博拉的到来毫无准备，不重视、不控制、不及时诊断，直到医院已经人满为患。
但不是每一个非洲国家都坐以待毙，有的国家展现出惊人出色的疫情防控能力。
2014年盛夏，一架航班从疫情爆发地利比里亚起飞，降落在尼日利亚——这个极度贫困人口全球最多的国家。
索伊尔，一名利比里亚财政部高官在飞机上突发高烧呕吐，到了机场突然倒地不起。
屋漏偏遭连夜雨，他所降落的城市拉各斯，此时公立医院的医生们正在闹罢工，于是他被紧急送往了一家私立医院。
医院的首席医生阿达代沃当机立断，让索伊尔必须在医院隔离，等待诊断结果，不能继续办公差了。
索伊尔听罢非常狂躁，执意要求出院，甚至一把扯下针头，顿时血溅四方。
住院期间，利比里亚政府还多次打来电话威胁，再不放人就视同绑架，而阿达代沃医生丝毫不为所动。
48小时后检测结果出炉，索伊尔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随后几天去世，而医院内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他们脚下的拉各斯，是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人口超1600万。
作为巨型交通枢纽，拉各斯就是尼日利亚的“武汉”。
如果疫情在这里蔓延开，对整个非洲会是毁灭性的灾难。
疫情上报后，尼日利亚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建起隔离病房，连美国CDC官员都赞叹“尼日利亚动手早、行动快、规模大”。
尼日利亚政府迅速出动了大批训练有素的“接触者追踪员”，对同行航班人员和医院附近的26000个家庭进行地毯式摸排，逐个测量体温，追踪到894名首轮和和第二轮接触人员，闪电般排查出19个二级病例，追踪到了病毒接触者，从而切断疫情蔓延。
同时，尼日利亚各级政府抛开政治分歧、联动协作，政府迅速拨款1160万美金，卫生部长亲自担任新闻发言人，主持疫情每日一报工作，对所有出入境口岸发出“红色警报”，利用公共媒体第一时间向公众辟谣，在超市门口向顾客喷洒消毒洗手液，洗完手才能进超市，在银行、邮局和机关单位门口，专人手持测温仪为进来的人测体温，教育部要求全国中小学推迟一个多月开学……
索伊尔确诊短短一个半月后，这个全球人口第七大的国家再无新增病例出现，埃博拉疫情被彻底消灭。
最后，人口2亿的尼日利亚只出现20个埃博拉病人、8人死亡，创造了治愈率60%的战疫奇迹。
死亡病例中有4人都是那家私立医院的工作人员，坚持封锁医院的首席医生阿达代沃也不幸牺牲，在尼日利亚人心目中，她是了不起的英雄。
或许是过去应对热带传染病的经验教训，让尼日利亚“身经百战”才应对有方。
所谓经验，不过是人给自己犯过的错误取的名字。
03
2002年12月10号，广州军区总医院接收了一个重症病人，从河源市人民医院转来，高烧7天，浑身发紫，呼吸衰竭。
紧急救治以后，病人症状得到了缓解，医生们也没有多想，只是觉得有点奇怪罢了。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救治这个病人的河源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11人全部倒下。
但医生们相信，这种病毒并不凶猛，常规手段就可以治好。
但河源民间的恐慌消息却不胫而走。
270公里之外，中山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病人，随后在广东发展到300多人感染，中山三院整个病区的医护人员全部倒下，病人转院到市八医院，那里的医护又倒了一半。
然而随着春节的到来，大部分广东人对正在蔓延的疫情一无所知。
成百上千万打工者离开广东，又如同北雁南归一样回来。
一个27岁的山西姑娘要去广东出差，她听到关于“广东肺炎”的传言，正好她的妈妈是记者，还特地给广东同行打电话求证，广东记者告诉她都是谣言，不用信。
她爸爸去互联网上查证，说这种非典型疫情是肺炎中最轻的一种，没有生命危险。
于是她就放心地去了广东，回山西后高烧近40度，转诊到北京301医院就医，成为输入北京的第一个非典病例，随后父母双双被感染，一同送进北京。
让今天的我们感到诧异的是，301医院让他们三个非典患者“自行转院”到负责传染病的302医院，于是他们自己叫了120来，120一车医护人员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病，直接拉上人就走，连口罩都没戴。
几天后，302医院多名医生护士被感染。
2003年，非典病毒就是这么“大摇大摆”进京城的。
究其原因，是北京的医生全然不了解“广州肺炎”的疫情，广州也没有人“知会”北京一声，更别说昭告全国了。
回望2003年，那是个霍乱鼠疫都已离国人远去的时代，肝炎艾滋病又不足以对一座超大城市构成威胁。
烈性传染病的销声匿迹，让很多综合医院甚至取消了感染科，医护人员也没有防治大规模传染病的经验。
面对非典，那年的北京城，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自上而下的通报来得也并不及时。
2月11号，第一个非典病例出现3个月之后，广州市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才姗姗来迟，公开了广州的疫情情况：
7天后，罗大佑广州演唱会如期举行，现场聚集了两万多人，人们一面惶恐，一面又满不在乎。
一开始，大家误以为非典型性肺炎的病原体是一种衣原体，在人类知识范围内，有药可治，大可放心。
然而钟南山很郁闷，因为他按衣原体办法治了，没用。
媒体把钟南山和广东专家们的质疑报道了出来。
事后证明，SARS病毒不是衣原体，而是一种冠状病毒。疾控中心的一位专家通过简单观察，就判定非典是衣原体引起的，过于草率。
4月2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如实通报了发生在中国的非典疫情。
同日，新华社公布了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的消息。
就在17天前的4月3号，在记者会上张文康表示：
“中国局部地区发生的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他说北京的非典患者只有12人，死亡3人。
然而实际情况是到4月4号，发布会的第二天，仅北京301医院的非典患者就已达到46例。
在前一天接受《焦点访谈》采访时，在病因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张文康说：
“这个疾病是可以治的，所以事实上现在绝大多数病人都已治愈出院了。”
然而到4月24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因非典疫情，历史上第一次关门停诊。
钟南山回答记者提问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最主要的是什么叫控制？现在病源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特别是不知道病源。现在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我们顶多是遏制，不叫控制。”
钟南山的声音没有被湮没。
就在4月2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官方公布的全国非典病例数达1807例，北京339例——这是5天前官方数字的10倍之多。
从那以后，非典疫情从每月一报改为每天一报，直面危机的中国，自此终于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国家紧急征用小汤山疗养院附近土地，建设非典定点医院。
六大建筑集团，7000多名建设者，用7天时间建成了小汤山医院。以它为原型的火神山医院还比它多用了3天。
就在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时候，一封封特急电报传送到全国各大军区，抽调医护人员做好准备，奔赴小汤山医院。
人员的选拔标准，除了专业要求，只有4个字：精兵强将。
中国的非典疫情在蔓延之后能被有效控制住，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在全民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共同努力下，5月之后，从小汤山等各家非典医院传出越来越多的好消息，一批又一批的非典患者治愈出院。
另一方面，虽然当时针对非典并没有特效药，但定点医院对患者的有效隔离，夏季气温升高让非典病毒肆虐程度明显收敛，疾控中心对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的全面追查，都对有效控制非典疫情起到关键的作用。
2003年6月20日，18位最后一批非典患者从小汤山康复出院，小汤山非典医院在高速运转51天后完成了它的使命。
据官方统计，小汤山收治的680名非典患者，672人康复出院，8人死亡，治愈率超98.8%，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人被感染。
6月24日，国际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
平心而论，17年前抗击非典的那场战役，中国没交出满分的答卷。我们只是付出了外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让每一天都比前一天做得更好。
我们做对的事，我们吃过的亏，都变成了全民抗疫的共同记忆，像肌肉一样长在了我们身上。
在人类和病毒的战争中，全人类总是不断进步的。
可惜的是，我们也终究挡不住，这世上就是有一些人，在重大疫情面前，总是相信愚昧比科学更宝贵。
04
2019年4月的一天，美国俄勒冈州塞勒姆法院门口聚集了成百上千人，他们在反对一项即将通过的法案。
人群中出现了不少小朋友，他们手里举着牌子，胳膊上贴着“我没打疫苗”。
他们不是来求政府安排注射疫苗的，恰恰相反，他们要求政府不许强制孩子打疫苗。打疫苗应该是老百姓自愿的，否则就是侵犯了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
推动强制疫苗法案的海沃德医生（一名参议员）因此而收到死亡威胁的电子邮件，在自己的办公楼里不敢坐电梯，只能走楼梯。
海沃德医生不知道为什么，她是来保护俄勒冈州儿童的，怎么像刽子手一样被人追着打？
2019年，美国正面临25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而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
美国人以为2000年后麻疹在美国灭绝了，没想到，就是因为没接种疫苗的旅行者到麻疹流行地区后感染，返回美国后在疫苗接种率低的社区把麻疹传染给他人，最终导致疫情暴发。
反对强制疫苗法案的家长们说：“如果法案通过，我就搬家，离开这个州。”
一个父亲说：“我的医生有时候也是错的。”
俄勒冈州为了强制疫苗法案举行了听证会，会上一个家长说：
“政府认为自己有权力强制向我孩子的身体里注射毒药，这种想法太可怕了。”
另一些家长说自己小时候注射疫苗后，面瘫、丧失行动能力、得了自闭症、免疫功能受损。
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端着妈妈的手机，一字一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爸妈知道怎么样对我最好
他们为我做了选择（不打疫苗）
这一点值得尊重
一代人的愚昧病毒，正在传染给下一代人。
当这项法案被送到州里的时候，它成了民主共和两党博弈的筹码，然后就被搁置了。家长们将此视为一场巨大的胜利。
海沃德医生感到“沮丧、失望、吃惊和愤怒”，她没想到这么扯淡的理论竟然能战胜科学。
最后她无奈地笑了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Live to fight another day.）”
家长们一个个将疫苗形容为洪水猛兽，而“谣言”的根源是20多年前一篇精心炮制的谎言论文。
1998年，英国学者在《柳叶刀》上发表一篇论文，把麻疹疫苗跟儿童自闭症联系起来，引发巨大讨论。
6年后，论文作者的肮脏目的被曝光：论文服务的对象是跟疫苗厂商打官司的律师，这篇论文是为律师胜诉、反疫苗推波助澜的“趁手武器”。
2010年《柳叶刀》正式撤回这篇论文，作者被禁止在英国执业。
多项大规模医学研究也证实麻疹疫苗与自闭症没有任何关联。
这被评为“过去100年来最具破坏性的医学骗局”。
而不明真相就高举反疫苗大旗的无知家长们还是对此深信不疑，或者说他们也只是借“疫苗导致自闭”为他们追求的虚无缥缈的“自由”找了一面挡箭牌而已：
健康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有统计称，全美有27%的人受“谣言”影响拒绝接种麻疹疫苗。
面对民众的不理解，疾控中心负责人和医护工作者感到十分痛心。
最近20年来，几乎每一次面对流行病的爆发，美国的政府、疾控中心、媒体和做得也并不比民众更好。
根据疾控中心的统计，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在美国感染了6000万人，夺去了28.4万人的性命，远不止官方公布的死亡1.8万人。
如果美国采取强有力的防疫措施，原本不会死这么多人的。
但是像限制出入境、全面停工停产停学等措施，美国一样也没做——连给孩子打个疫苗都侵犯自由，都要吵翻天了，怎么可能推动得了这些呢？
结果流感疫情以闪电般的速度在全国蔓延，当年4月底，美国只有11个州出现零星病例，而到5月6号，疫情就扩散到41个州。
美国的流感整整闹了1年多才“平息”下去，却永远扎下了根，每年一到冬天便会卷土重来。
美国CDC官方保守统计，在2009-2018年间总计最少有1亿美国人患上了甲型H1N1流感（美国总人口3.3亿）。
2010-2019年，美国每年与流感相关的死亡人数在1.2万-6.1万之间。
就在2019-2020的这个冬天，美国流感又夺去14000人的生命。
就是这样的防疫成绩，《纽约时报》在一篇“反思”美国2009年H1N1疫情的文章中却这样评价：
“医学专家们认为，除了幸运之外，美国联邦政府一系列快速而又保守的决策取得了良好的结果，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篇为美国防疫“歌功颂德”的文章里，《纽约时报》还透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到2009年底，美国政府预计应有1.6亿份疫苗储备，结果只有3000万份，公众强烈抗议，国会介入调查。
随后发现，纽约市卫生局在疫情早期就决定，把少量珍贵的疫苗优先送往高盛、花旗银行等华尔街大公司。
剩下的疫苗按各州人口数量分配，成百上千的人们在停车场排队等候注射。
当美国本土确诊数量超过3500人后，在主流网站如CNN、美国在线的“甲型H1N1流感”专题里，都找不到确诊病例数量、所在城市等信息。
其所谓的热门文章里，第一篇竟然是“中国大陆确诊首例甲型H1N1流感”。
疫情爆发半年后的10月24日，时任总统奥巴马才宣布美国进入甲型H1N1流感全国紧急状态。
等到特朗普上台，美国的卫生防疫形势变得更严峻了。
2020财年的预算中，特朗普直接砍掉了美国疾控中心20%的防疫开支，全美超700家地级医院目前面临着缺钱关张的威胁，它们的年接诊人数超过70万人。
医院和医生一面叫苦不迭，认为2020年如果再拿不到钱，面对埃博拉、甲流这样的疫情时只会让更多生命面临危险。
这又使得这次美国的新冠疫情变成了两党撕逼的闹剧，因为民主党把疫情和特朗普砍开支联系在一起，媒体无所不用其极地攻击，就差说这病毒是特朗普造出来故意给美国人下毒的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剧情总是出奇地相似。
而另一面，阿拉巴马和加州的地方医院拒绝接收美国接回来的新冠病毒患者。
当地市长还假惺惺地说：“我们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社区，但我们不允许所有人都甩锅给我们来擦屁股。”
特朗普指定彭斯指挥抗疫，而他一上来就埋怨美国疾控中心跟白宫“口径不一”，美国疫情的“真相”要听白宫的。
今天美国出现第一例死亡病例，结果特朗普把男性死者说成了一个“伟大的女人”。白宫说这个锅要CDC来背，是他们搞的乌龙。
尾声
人类和病毒的斗争是永恒的，全人类面对这么多次的病毒攻击，面对多次的传染病爆发，我们都从中学到了什么呢？
在纽约的西尼罗河病毒疫情中，我们看到了疾控中心（CDC）的误判和重大漏洞有多致命；
在尼日利亚的埃博拉疫情中，我们看到医院医生强有力的隔离措施，和政府兵贵神速的地毯式排查，怎样让一个2亿人口的国家幸免于难；
在中国防控非典的阻击战中，我们看到虽然开局不利，但政府、人民、医护人员上下一心，7天建成一所医院，显示出全民抗疫扭转局势的关键力量；
而在美国爆发的麻疹疫情中，我们看到当医师一人努力为疫苗努力奔走呼告时，政客和民众在背后掣肘，对防控麻疹疫情蔓延带来多大的打击；
到了甲型H1N1流感爆发阶段，美国的政府、媒体、卫生部门更是置广大民众的健康安危于不顾。
防疫是一个木桶，它的效果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板：
政府是不是强力、高效？
CDC是不是精准、及时？
医护是不是果决、奉献？
媒体是不是公开、透明？
民众是不是理解、支持？
虽然公知肯定不会承认，但显然，在防疫这种事情上，集体主义，中国式的“无限责任政府”，就是比“有限责任公司”有优势，不承认也得承认。
最新一期《纽约客》封面
当新冠疫情主要还在中国内地蔓延的时候，很多人指责、反思这次我们又有哪里做的不到位，哪里要扣分。
的确，我们这次交出的也不是一份100分的、无可挑剔的答卷。
但当世界各国出现新冠疫情时，很多人才猛然醒悟过来：原来我们这次做的，比起世界上很多国家，比起17年前的我们自己，都要好太多太多。
当日本奥组委主席说“坚决不戴口罩”、安倍下令全国停课而京都市偏要正常上课的时候；
当美国已经出现死亡病例，而医院都在忙着往后躲，特朗普还说“新冠疫情在美国完全受控”的时候；
当法国已确诊38例死亡2例，而总统马克龙探望医院，全场无一人佩戴口罩的时候；
当意大利成为亚洲外疫情最严重国家，被封锁的市镇里居民们还不带口罩，高喊着“还我自由”，还有15000人还在连玩3天“橘子大战”的时候；
可能在很多 “民主自由”的国家眼里，一场疫病根本算不了什么：怎么可以为了它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侵犯我们的行动自由呢？我要上学上班，我要出国旅游，我要跑马拉松，我要去狂欢节……
说实话，看到这些，我们并不会幸灾乐祸，我们看了很心痛、很着急。
我们心痛着急，是因为我们无比地清楚，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要做到何等程度才叫“几乎没有短板”。
就像昨天发布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中指出的：“面对这种前所未知的病毒，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
世卫组织赴中国考察专家组组长艾尔沃德说：“如果感染新冠肺炎，我希望在中国治疗。”
他说：“我们处于一个关键而危险的时刻，一种新型病原体存在向全球蔓延的风险。我们希望向世界敞开一扇门，看看中国所取得的非凡成绩，这并不是为中国唱赞歌，而是描述现实。”
“中国的方法是目前我们唯一被事实证明成功的方法。”
而让我们感到无奈的是，外国人士对中国防疫的称赞，多数来自看见真相的世卫组织。
外国媒体长期对中国的不客观的负面报道，更是误导了他们自己，让他们误以为中国真的是因为贫穷落后，所以才会爆发疫情，全然忽略了这次病毒的强大和狡猾。
媒体作茧自缚，却让民众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但就像钟南山说的：
国外报道对我们非常负面
但中国人从来就不怕别人骂
也不怕别人侮辱
就是因为有我们自己的信心
同时有我们媒体的支持
只要有了一条
我们还是可以走出正确的路
而且给大家看看
到底中国这样的体制
这样的政治号召力
这样的组织能力
是不是能够在关键的时候
起到应有的作用
1950年，英国的课本里曾记载了一个英雄的村庄的故事：
300多年前，黑死病在英格兰地区爆发，一个叫伊姆村的地方出现了外来传入的疫情。
为了躲避瘟疫,有人提出向北撤离，但那样就会把瘟疫传到英国北方去。
村民们最终决定，全村人都留下来，与外界彻底隔离。
“我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意把这病传给周围的村镇。”
他们留下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在村口阻止行人，其余的人将自己关在有水井的笼子或围墙里，确诊的人送到地窖隔离，只有完全痊愈的才能离开。
在医疗水平落后的古代，进入地窖，就等同于听天由命。
14个月后，伊姆村仅仅只有90人幸存，其余的260人全部发病身亡，死亡率远超其它发病地区的数倍。
但是，伊姆村附近没有一个人染病。
村内的一块牌匾上写着：“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以勇敢的牺牲精神，拯救了后来的人们。”
很多欧美人被自由主义忽悠太久了，忘了人类自原始时期以来，就是靠着集体主义，才得以在强调环伺的自然界里生存下来的。
很多欧洲人或许已经忘记了，他们的祖辈当年做出了怎样的“牺牲”，才换来了他们今天“自由”的生活。
但中国人没有忘。
就在最近，在武汉，一个大三学生郭岳，寒假期间从武汉回沧州老家后确诊新冠肺炎，最终没有感染一人。
从回家，到确诊，到出院后，他坚持自我隔离38天，呆在自家的车库里。
熬过一个14天，接着又一个14天。
他说：“这样更安全一些，也不会给家人和周围人带去不必要的麻烦。”
当医院打来电话，希望痊愈的他为患者捐献血浆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跑去献血。
我想，在郭岳的身上，我又看到了关于“牺牲”的定义：
它不一定如抛头颅洒热血般慷慨悲壮，它就是我可以为了更多人健康生存的权利，甘愿放弃一部分原本属于我的权利。
在新冠疫情面前，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比我们更懂得“牺牲”二字的真意：
当一个新冠肺炎重症病人在病床上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下“我的遗体捐国家”的时候，你知道他在牺牲；
当你看到无数医护人员脸上被口罩勒出的压痕、为了省一套防护服一整天不上厕所的时候，你知道她们在牺牲；
当口罩厂的老板们高价进料平价卖出、每个口罩亏几毛钱也绝不停工的时候，你知道他在牺牲；
当平日里爱玩手机的小区保安，突然成了全小区最忙碌、最负责、最较真的人的时候，你知道他在牺牲；
当身边的每个同事都整天整天地戴着口罩，耳朵被勒痛到不行，甚至有人皮肤过敏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牺牲；
当一个孩子揉着酸痛的眼睛还在对着平板上网课，也不会哭喊着下楼玩耍的时候，你知道他在牺牲；
当14亿人都老老实实地闷在家里，不聚餐不旅游不逛街不看电影、头发长了没法理、在线办公卡到爆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牺牲。
世卫专家说，“25年前，我曾经到过武汉，当时是做一个病毒消除的能力评估。那时的武汉要比现在小很多，但依然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活力蓬勃。我记得当时共事的中国同事斗志昂扬。
两天前，梁教授和我到达武汉时，城市变得不一样了，充满着高楼大厦，火车站是现代化的城际交通枢纽，然而，一切却陷入沉寂。那些高楼大厦里面的灯光，是1500万的武汉人民，他们几个星期静静地待在家里。而当我们与武汉同事沟通时，他们说，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身上肩负的一份天然的责任，要保护全世界。”
为了14亿人的生命健康，14亿人牺牲了多少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才换来了中国对抗疫情直至今日的战绩：
基辛格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这句话最近被反复引用。
他说的对，也不对。
我想这句话应该这么说：
“中国人总是被14亿中国人保护得很好。”
我们不评比谁是“最勇敢的人”，仿佛他冲在了前面，就保护了多少“自由”的人——因为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勇于牺牲，都正在牺牲，都被14万万同胞的牺牲保护得最好。
我想，这便是中国抗疫的全部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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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纪录片《疫情大爆发》
纪录片《非典十年祭》
纪录片《流行病：如何预防流感大爆发》
纪录片《病毒猎人：阻止下一次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