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九点半，大多数互联网公司员工才刚踏进办公室，聂正军的第一个会议已经快结束了。

　　他日程表里的工作之间几乎无缝连接，全天只有不到一个小时可以用来修改第二天的演讲PPT和吃午饭，期间还不停有人找他聊其他工作。

　　聂正军出任支付宝首席隐私官之后，每天基本都是这种工作节奏。同事戏称他是“移动办公”——哪里需要，他就去哪，工作交集几乎渗透到公司所有业务部门。

　　或许他自己也没想到，就在短短两年前，他在国内连同行都还很难找到，更不用说如今用户隐私保护已成公司标配的行业繁荣景象。

　　支付宝首席隐私官聂正军在会上演讲。主办方供图

　　进入支付宝之前，聂正军做过律师，还在银行和企业做过法务，已经是成熟的法律人。2017年7月，他正式出任首席隐私官一职。

　　不过，当时外界并不看好这个新兴职业，有人觉得隐私官就是用来“背锅”的，甚至有人直言“这只是个摆设”。聂正军也很快发觉，仅仅是法律经验还远不足以支撑隐私官的工作。

　　以前在企业做法务，他只需要处理法律合规的事务，而现在不仅要让公司运营符合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还要洞察用户的隐私需求、根据其需求提出产品设计建议。

　　这些变化的背后，除了谙熟法律法规，他还要懂产品运营、用户体验、技术逻辑等，这些要求极大程度上拓宽了一名隐私官的能力边界。

　　聂正军的同事笑称，每逢产品上线前，聂正军总会向产品经理抛出“灵魂四问”：你的产品给用户创造什么价值？实现这个价值需要采集的最少必要信息是哪些？如果用户质疑产品在处理信息的合理性，你会如何解释？如果你或你的家人使用这款产品，会有什么感受？

　　聂正军觉得，在回答这四个问题的过程中，产品经理往往会对产品的隐私设计产生更高的追求。

　　“对于我来讲，做隐私保护绝对不仅仅是为了符合法律和监管的要求”，聂正军对隐私护卫队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让用户能够在使用我们产品的过程中，有好的隐私被保护的体验，让隐私保护能力变成企业真正的生产力。”

　　他用一句直白的话表达做隐私保护的目标：“因为隐私保护做得好，所以我要选用支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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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获取数据作为目标是因果关系倒置

　　南都：近两年，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规范频繁出台，你觉得工作更顺利了还是压力更大了？

　　聂正军：一部新的法律法规出台一定意味着对老的规则的变更和调整。每个企业去适应或者是去符合这些新的法律法规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生变化，那就一定会碰到成本的投入、理念的接受、资源的投入等等，我觉得很正常。

　　但我一直认为，今天的立法监管目标跟企业是一致的，总体方向必须得要回应老百姓的需求，而隐私保护确确实实是老百姓的需求。今天企业要发展，就要赢得用户的信任，所以需要去做很多的工作去尊重用户的隐私。

　　当然，在一些细节的条款上，大家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大家能够进行意见的交换和讨论。只要大方向是一致的，大家可能在细节上也更容易达成共识。

　　南都：据你观察，目前整个行业最突出的问题在哪里？

　　聂正军：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有少数公司没有拿数据给用户创造价值，只是标榜着“我们从不创造价值，我们只做数据的搬运工”，把数据从这里搬到那里，然后扮演数据中间商赚取中间的差价，这是一定会出问题的。

　　我一直相信这样一句话：今天任何的数据处理活动，如果不是为了给用户创造价值而做的，都是有问题的。所有的数据一定是在我今天给你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自然而然所产生，而不是基于我想要拿这个数据去给到第三方、去卖。这是因果关系的倒置。

　　如果把获取数据变成公司在整个商业活动中追逐的目标，是有极大的危险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