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要带给大家的文章是有关于首阳山这个景点。这座山上有一个二贤祠，它祭祀的是伯夷和叔齐两人。想必大家对他们一定不陌生吧。那么话不多说，快点和我一起看看今天的文章内容吧！

　　在距蒲津遗址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国宝”级的山，在古代许多文章中都曾有它的倩影，而许多仁人志士更是顶礼膜拜。这座山，叫做首阳山，山上有一座二贤祠。二贤祠祭的是伯夷和叔齐，他们的事迹在中国历史上广为流传，从而让首阳山也扬名天下。

　　二贤祠，亦称伯夷、叔齐庙，坐落在中条山脉最西端的首阳山麓(也称雷首山)，传说该祠为晋太康年间所建。因为是传说，所以就难以非常准确。不过，在《汉书·地舆志》中已有“首山祠”一说。据说，这首山祠就是二贤祠。《水经注》称：“雷首山有夷齐庙。”可见该庙所建时间之久远了。明成化元年(1465)，佥事胡谥请于朝廷，要求岁岁祀奉。成化二十三年(1487)，御史张泰、河东道守王存礼等人主持将该庙修葺一新，并重建了两座石坊，从而形成了较大的规模。

　　名胜古迹，多为文化积累，游览者，需要具有历史知识，否则，再著名的景物也索然无味。新修的祠庙焕然一新，建筑规模宏伟，有大门、二门、碑亭、廊房、经院和书院等建筑。在庙内东侧，伯夷、叔齐二冢并列，冢前竖巨碑一通，大书“古贤人之墓”。墓的四周丛林茂密，古柏参天，因季节的变化而改变着姿色。春来绿树葱茏，夏至浓荫蔽日，秋天白云漂浮，冬季瑞雪覆盖。中国人多讲究民族气节，常有“宁可站着死，不要坐着生”的豪言壮语。伯夷、叔齐的行为正是符合这种道德规范，因而被历代国人，特别是文人们的顶礼膜拜。碑亭内竖有唐代颜鲁公、韩吏部、梁升卿等碑刻四通，宋代黄载、黄庭坚、司马温公等石刻五块，另有金元至明清历代石碑数通。碑文均是颂扬夷、齐耻食周粟，采薇首阳，以至杀身成仁的“高尚气节”，读来让人荡气回肠。

　　对于首阳山及二贤祠，古人多有记述，在《古今图书集成》书中，我们看到明代文士都穆的一篇游记，题目为《游首阳山记》。都穆字敬玄，江苏吴县人，明代弘治进土，授工部主事，后历任礼部郎中、加太仆少卿致仕等。一生好学不倦，文章多有佳品，他的这篇游记，写得有情有景，读来让人如沐春风，如饴甘露。其大意为：首阳山，在蒲州以南四十五里，是伯夷、叔齐隐居处。二贤祠在山麓，祠门外有两株古柏，其中一株，树干粗二十围，高约两丈，树形特别奇怪；其中一株稍小的，树干比大的细三分之一。两株柏树的根部相距数尺，而树干上部相交，如兄弟一样互相倚靠着。传说是两位贤者亲已栽的，恐怕未必是这样，不过也都有千年以上的树龄了。祠中的神像是宋代年间所塑，神像前面还塑有一只白鹿。道士说：“两位贤者采薇而食，并饮鹿奶，因此塑了这只白鹿”不过这种说法不见传记记载，因而人们很少有知道的。神祠中有历代石刻，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唐代开元十三年(725)梁升卿所书写的石碑。神祠右侧，就是二贤安葬之处，两座高大的陵墓并排峙立，上面有许多古柏。陵墓正前方有间房子，其中立着山谷老人所书写的石碑，并刻有“首阳山古贤人墓”七个大字。

　　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好恶取舍。随着时代的发展，虽然人的观念和道德的标准会有所改变，但是，那些具有民族本质的内核是不会轻易丧失的。在游祠之后，我们应对伯夷、叔齐的事迹有所了解。关于伯夷、叔齐的事迹，太史公在《史记·伯夷列传》中有详细记载。他们是殷代时期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兄伯夷，弟叔齐。国君生前有言，要立叔齐为君国君死后，伯夷、叔齐互让君位。伯夷说：“立叔齐是父亲的遗命，自己不能违父命而自立为君。”为了不违父命，就先逃走了。叔齐说：“父死，理应立兄。”所以他不能先继为王位，因此也逃走了。这时，殷纣王无道而作乱，周武王就载着父亲的牌位出兵讨伐纣王，伯夷、叔齐便上前拦马劝谏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轼君，可谓仁乎？”周武王不听他们的劝阻，便杀死纣王，平定殷乱，天下归周。伯夷、叔齐以此为耻，守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充饥。有人见他俩如此状况，便说：“你们不吃粮食是要饿死的！”他俩答道：“我们是殷朝的遗民，不能食周朝的粮食！”那人笑着说：“你们要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粮食是周朝的可以不吃，那野草不也是周朝的吗？你们为何还食呢？”他俩听后羞愧难当，连野草也不吃了，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上。

　　能够表明两人心迹的是在首阳山中，兄弟俩曾作有一首诗名为《采薇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在他们的眼里，武王伐纣的“暴”，与纣的酷虐的“暴”是相同的。用正确的观点来看，他们正义与非正义不分，味去讲“道理”，是他俩的可悲之处。宋代大思想家王安石，在他的文章《伯夷》中曾这样写道：“纣王为君，不仁也；武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则伯夷何处乎？”这话应是颇有见地的。不过，当我们今天再来评价这件事情时，历史已经走过了3000年的轨迹了。往迹难觅，可望的只有旧苑荒台，斜阳残红。

　　对于伯夷、叔齐两人的所作所为，该褒乎？该贬乎？历史上素来是仁者智者众口不一，没有定论，全在自己的认为。不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此事，便也不足为奇。人的世界观不同，人生观不同，价值的取向不同，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看问题便是多棱镜般、多种形状、多种颜色的，因而所含的意义就不同，所体现出来的内涵就不同，这便是毛泽东同志著名的“分为二”的观点。因此，我们不必为“二贤”的行为感动，也不需为之而抱屈。所谓正确的历史观，就是客观地、真实地反映历史，再现历史的真实情况，至于对与错，让众人各自理解去吧。反正历史已经发生，而且已经过去，其价值在于“前车之辙，后车之鉴”罢了，想必只能是一种借鉴，就是引以为戒。不妨移用唐人诗：“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聊得一缕意境。若逢天飞一片雨，恰能做云烟闲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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