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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赵燕菁是厦门大学双聘教授、上海市决咨委委员。在上海举行的CWM50 研讨会上，他做了题为《在危机时刻应该有与之配套的危机思维》的发言。下为主要观点。

　　现在最亟需的，是做出一个大判断，我们面对的是正常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还是世界级的经济危机。如果是后者，我们就需要切换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体系和行动模式。危机并不可怕，真正的国家之间的超越，很多时候都是在危机时候发生并通过危机完成的，谁在危机时作出了正确的战略选择，谁就可能在危机后跑在增长弯道的内侧。

　　危机增长并非无先例可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大萧条中德国和美国都采用非常规的财政和货币，德国盘活了剩余资产、美国盘活了战争特需，都异军突起，完成了对采用错误危机应对模式国家的超越。

　　应对危机首先需要解决资金问题，常规增长下依靠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模式，已不足以应对危机财政支出的需要。因为危机时财政收入会显著减少，但却需要超常的支出。财政无法为债务提供超常规模的信用。美日欧可以通过财政赤字扩张信用，并不意味着中国也可以仿效。由于人民币是挂钩货币，就不可能像美元那样发钞。

　　危机资本来源于金融而非财政，应当让投资的标的自身成为合格的抵押品——投资公路，就用公路做抵押，投资水库，就用水库做抵押。只有让金融和财政脱钩，才能让资本摆脱财政的束缚。理论上，创造出多少资产，就可以有多少负债，也就可以创造多少货币。要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取代财政的收支平衡表扩张成为资本创造的主要工具。

　　在危机中，央行+开发行的货币供给渠道应该代替央行+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渠道在货币供给中扮演更主要角色。在货币政策功能（社融）丧失的危机时刻，政府应通过“静脉（比如由国家开发银行以及国家专项大基金投资等）注射”将资金直接注入实体经济。

　　危机增长最关键的是创造有效需求，所有基建最终都必须建立在需求之上。中国的人均资产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落差，这些落差就是中国危机增长的潜力所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投资的标的物，设计为可以用来抵押的资产。

　　就中国目前危机政策而言，投资是一个能够被快速推进的战场。比较容易被忽略的战场是消费。从德国当年成功看，投资和消费必须至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当年德国就是投资高速公路的同时，大力发展汽车；投资劳动力的同时，大力建设个人住房；投资重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军工……。投资-需求双轮驱动下，德国率先走出上个世纪三十年的大萧条。

　　消费品有很多，从娱乐到餐饮都很重要，但危急时刻，切忌多端寡要，要迅速抓住最重要的部门，集中全部资源。在我看来，国家战略级的的消费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住房，一个是汽车。这两者之所以具有战略意义，是因为其具有无可比拟的“长尾效应”。特别是这两个部门所需要的劳动力和技术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门槛。

　　住房方面，可以借鉴1998年房改，通过“先租后售”——让收入最低的居民也可以通过租满一定年限后补差价——的途径买下房子，实现“居者有其屋”。这一模式，不仅可以避免对现有房地产市场的冲击，还可以带动装修和家电的大型耐用消费品行业增长。大规模住房建设，还可以吸收大量农民工就业，盘活钢铁、水泥等过剩产能。而住房本身及其相关投资（市政配套）本身就是现象级的投资。

　　汽车方面，中国的的千人保有率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落差。2019年，中国汽车千人保有量173台，远低于美国的837台，也低于日本的591台。建议全面取消摇号购车等限制措施，降低汽车购置相关税费。同时对现有道路进行智能化改造，识别每一个车辆的ID（车型、用途、区域），根据车辆对道路资源的使用情况（高峰/低谷时间、路边停车、货车/客车、传统能源/新能源、本地车/外地车等）来收费。

　　通过“鼓励购买、限制使用”的收费模式，释放汽车消费的需求。道路有偿使用提高地方政府核心资产的价值，可以在债务不变的条件下，达到去杠杆的效果。如果在这一过程“路-车”实现全电动和智能化，中国的基础设施将会相对其他国家拉开质的差距。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局部性的抗灾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制度对决。随着其自身新冠病毒大规模爆发，被意识形态化的抗疫话题突然出现了西方剧本中没有的剧情。由于中国应对的新冠病毒一开始就被西方高调用来指责中国的政治制度，意想不到的“对照组”使得单纯的“抗疫”成为展示各种不同制度舞台。

　　如果中国抗疫成功（确诊率已低于人口更少的美国和意大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西方大规模援助行为不能被再解读（比如中国在为自己邪恶赎罪），西方的制度就会在这场出乎意料的抗疫世界大战中败北。其后果将会长期改变“战后”的制度信用对比，从而改变全球资本的流向。最近西方国家突然出现的甩锅行为，绝非单纯由于缺少教养，而是其不得不为之的战略动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在抗疫初期将注意力过度引向问责政府，而没有及时将武汉保卫战定义为全球“首先发现，第一个开枪”，并为全世界挡下第一个最毒的子弹的英雄行为（其意义不亚于英国当年鼠疫大流行中的Eyam村），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中国必须对所有可能的战役升级保持战略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