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是两汉时期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大致内容是指，由地方的官吏在其辖区内，经过考察验证，选举人才给上一级或者朝廷。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官制度。它以科目考试的形式，将人才分成不同的种类。而科目是依据对不同人才的培养设立的，不同的时期，设置的科目有所差异，由少到多不断增加。

　　察举制科目繁多，岁科（常科）主要科目有:孝廉、茂才、光禄四行、察廉等。常科中，以孝廉最为重要。另外特科中，以贤良方正最为重要。特科与常科是依据举期分类的，这样察举制，便将全国的人才分成不同种类，依据个人的特长，担任不同的职务。也可以说，察举制开辟了人才选拔任用的另一大标准。

　　相对于先秦的世官制度或者世卿世禄制，察举制在选拔人才上有明显的优势。

　　秦朝的世卿世禄制，也就是官吏世袭制，诸侯国君以及当时的贵族，世袭官职爵位，世代为官，并且有自己的封地和赋税收入。但这里的世代为官，并不意味着有具体的职务，也就是说某个世家大族，不会一直担任某个具体的职务，是否任职要因人而异。

　　显而易见，世族是世卿世禄制的基础，只要他们有实力，随时都有可能到中央任职。这种制度有很大的缺陷，皇帝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选拔任用官吏，也可以说成是任人唯亲。而且世族很容易发展党羽，控制大权，真正有才能的人，却很难为国出力。随着社会的发展，选贤任能逐步被重视起来，选任制也就逐步代替了世官制。

　　而察举制，是时代的产物，尤其是汉朝建立初期，朝廷需要大量有才能之人，举贤任能迫在眉睫，察举制应运而生。察举制主要是依据朝廷的三公九卿，各地的郡守，以及各地的列侯或者地方上的高级官员，从当地的平民中，按照中央的标准，来选拔才能、品行、道德都符合条件的人，并且要经过统一的考核，才能入朝为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察举制将选拔人才的对象设置为平民，这就极大的扩大了人才选拔的范围，使地方上的人才，都能够为朝廷效力。提拔的是下级官吏，而选的对象却是读书人，他们并没有官职。这与之前的世官制或者世卿世禄制，有着明显的进步。察举制更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遏制世家大族垄断权利。这也让更多地方上的人才，参与国事，正所谓人多力量大。

　　察举制的最终确立，人才选拔不再是难题。

　　早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就曾实行过简单的举荐制度，主要是要求地方上，年龄超过五十岁的人，可以协助地方长官推行政令。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又下诏扩大人才选拔的范围，选拔有治国才能的人，向朝廷举荐，但对于他们的年龄、品行、仪表等都要有详细的记录造册。可以说汉高祖刘邦，开辟了察举制的先河。察孝廉源自高祖二年（公无前205年）宣布：

　　吕后和汉惠帝时期，都曾下令举贤任能，让他们做乡官，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于刘邦政策的一种延续。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这一年发生了两次日食，在汉文帝看来，这是上天流露的不满，或者是一种警告，于是他便下诏令人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进谏的人才。十五年，他再次下诏，要求郡守、公卿以及诸王侯，向皇帝举荐有才能的人，并且通过统一考核后，可以入朝为官。可以说，文帝两次下诏举贤任能，加快了察举制的确立。

　　到了汉武帝时期，举荐的人才越来越多。而当时举荐的一个人，成为察举制确立的重要人物，他就是董仲舒。他是由汉武帝亲自询问的，董仲舒对于如何治理国家，皇帝如何有德政，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治理天下不应该仅仅依靠严刑峻法，要以德政和施教化为主，为此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到了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提出了依据各郡人口的多寡，来决定举荐的人数，并实行四科目制，并最终被采纳，由此也奠定了察举制的最终确立。武帝曾下诏书：

　　察举制让皇帝选拔人才不再举步维艰，真正有才能的人，都可以通过考试被招揽。人才的选拔不再以世家大族为主，这极大的加强了皇帝对地方人才的控制。

　　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以及如何选拔人才。

　　举孝廉是汉代的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一科，它创建于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这里的“孝”是指要孝敬父母，而“廉”则是指廉洁清正。举孝廉之后，官员的前途可谓一片光明，步步升迁。而以此出身的官吏，则被认为是正统，会被人们所看中。在汉代被举孝廉的往往都是精通儒家学说的名门或者富家子弟。

　　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到了东汉时期，则改为以人口为单位。百万人口的郡举六人，四十万人口的举两人，而不满十万人口的郡，三年才能举荐一人。但这样的制度很难实行，不久后按人口的方法也就取消了。

　　茂才是察举制岁科的重要科目。原本叫做“秀才”，因避讳光武帝刘秀的“秀”字，后来改为“茂才”。此科目开始于汉武帝五年（公元前106年）。“茂才”也就是有着优秀才能的人，当时被举茂才的往往是现任的官吏。比如西汉的茂才萧咸便是丞相史。举茂才后，这些官员因为富有经验，基本被任命为县令。而成功举孝廉者，往往被任命为郎官。当然也有很多人，先举孝廉而后再举茂才。

　　察廉是察举制岁科之一，具体是指举荐廉洁的官吏。被举荐的人，往往是那些官职比较卑微的人，举荐后，也要按照原来的职位升迁。而被举荐孝廉的人，往往是直接入朝为官，这是二者的一大区别。廉吏是在汉武帝之前便有，只是没那么明确，后来逐渐的被定为常科。小官们忠于职守，清正廉明，才能被举荐。

　　以上便是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科目。从这几个科目看，皇帝对于举荐人才的人品、德行和任职情况很是看中。这与之前的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局面相比，有很大的进步。

　　察举制的演变和消亡。

　　起初的察举制，并没有把选拔人才和选拔官吏分开，最主要是它考察的内容，也是对现任官吏的考核内容。这样就把做官的和不做官的放到一起考核，而真正考试科目，却成为了辅助或者形式主义。但到了章帝建初八年（83年），考试的内容不在是具体的科目，而是与察举有关的相关标准。

　　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以及顺帝时期的尚书令左雄，都提出了修改察举制。左雄更是提出了具体的办法:一者限制具体年龄在四十岁以上，二者学儒学的人考核经学，文官则考核章奏。相对于起初的察举制，这是一大进步。

　　到了东汉时期，察举的人数和年龄都发生了变化。章帝要求十万以上的郡举荐五人，不满十万举荐三人。和帝时期，因雍凉苦寒，人口稀少，则适当放宽了当地举荐孝廉的人数。这样中央进一步加大了地方人才的提拔力度。相对于年龄而言，顺帝时期，规定举孝廉需要在四十岁以上，针对茂才，有特殊才干的人可适当放宽限制。

　　培养人才基地的建立，让察举制更加正规。董仲舒就提出把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一起抓，汉武帝果断采纳了他的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它也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能进太学的人，基本上都是博士子弟。一般有两种方式可以进太学:朝廷有关部门甄选或者地方官员推荐。

　　太学的门生要学习《春秋》、《礼》、《易》、《书》、《诗》等。由于是选拔性考试，每年都进行考核，成绩优异者，可以入仕做官，特别优异者还可以直接升任郎中。如果考试不合格，不但要被赶回家，举荐他的人也要受到惩罚。成帝时，太学有3000名学员，而到了东汉时期，人数达到了30000人。太学的设立，极大的方便了朝廷培养积累人才，他是察举制的另一大进步，也是选拔人才史上的改革。

　　总结:两汉的察举制，实行了三百多年，为朝廷举荐了很多栋梁之才。察举科目之多，对人才的分类之细，开辟了当时人才选拔史的先河。这种制度执行的相当严格，不但对被举荐者有要求，对于举荐者也有惩罚，无疑增加了举荐的真实性。如此多的考核科目，也为更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但是由于选拔人才时地方官员也参与，这种自下而上的选官制度，也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这是它的一大弊端。尤其是到了东汉，被举荐的往往是官吏，寒门文学儒士则很难被举荐，再一次出现任人唯亲，世族门阀的兴起，察举制的影响力逐步减弱。

　　到了东汉末年、魏晋时期，诸侯纷争，天下动荡。皇权几乎名存实亡，世家大族，逐渐主持乡闾，控制选举的过程，徇私舞弊。诸侯间相互不能干涉，乡村甲制也无法实行，察举制的实施可谓是举步维艰。曹丕听取陈群的建议，实行了九品中正制，虽然察举的选法仍在执行，但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并逐渐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