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三寸金莲》？
本文是冯骥才先生写在80年代的文章《传统文化的惰力和魅力——我为什么写》，可以看到今天依然没有多少人能读透这篇小说，骂它的倒也不再骂了，上面天天叫弘扬传统文化，其实我觉得他们弘扬的不过是口号和符号，传统文化的反思比这种弘扬迫切得多。
关于《三寸金莲》，我承认，这是我做小说以来争议最多的作品。在原西德讲演，总有汉学家提出它和我讨论。在香港见到一些评论，褒贬皆有，反对者到了冒火动肝气吹胡子瞪眼的地步，说就差写阉过了的太监了，不知人家怎么琢磨出来的，愈想愈好玩。在国内，我似乎还得了“莲癖”的雅号。
幸亏我是80年代写的，若倒退到世纪初，真会被当做嗜弄小脚的狎邪男人。当然还听到一种严肃的规劝，仿佛我由“现实主义”堕落下来，从紧皱眉头的忧国忧民忧吃忧穿忧分房忧不正之风，沉沦到为有闲者解闷解乏找乐写一种赚钱盈利沽名哗众的玩艺儿。
其实这么闹闹并不错。过去我总巴望作品出来，赢得齐声叫好。现在咱改了，一些人激烈反对，一些人激烈赞成，反使我得劲上劲来劲。因为我终于把这东西撂在不同人不同认识层次不同审美标准的交叉点上，终于拿作品发起挑战。我事先看准了，没避开，而是迎上去。尽管有人并不自觉，我却十分自觉，所以我不怕误解曲解臭骂隔靴搔痒，却怕讨论只停在“他是不是展览大便？”这种“见与儿童邻”的表层上。我等着强有力的反挑战，高明或至少不糊涂的对手，一直等了半年，不幸不巧不走运不知为什么没遇上。
说这小说先要说它产生的背景。
这两年文化热闹得快开锅。在大文化含义上看，文化是无所不在的，思想信仰道德风俗环境建筑服饰饮食语言乃至心理等等。无文化也是一种文化。我们无时无刻无处不受自己创造的文化所影响所限定所制约，然而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不完全是美德美食美服美文。这文化长期处在封闭状态中，好像一个裹得紧紧又死沉死沉的包袱从来不曾打开。历史上我们有过几次同化入侵民族因而盲目深信自己文化的强大。同化主要是文化的力量，其实这是我们的本土文化强于入侵民族文化的缘故。
可是1840年后就不同了。西方入侵者的文化带着猛烈的冲击力，古老中华帝国的稳定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震撼与威胁。从万古不移万古不变万古长存的酣梦中惊醒。具有系统性完整性顽固性的传统文化的第一反应是排外。自成体系的都具有排它性。排外心理就自然纳入我们民族心里结构中，就成了五四以来社会变革的巨大障碍。100 年来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致力于介绍西方文化，一方面致力于对民族文化进行自省反思批判。在文学上，鲁迅先生最早地把敏锐的思维触角深入到文化深层。他主要通过对民族文化心态（当时称做国民性）的剖析与揭示，做出对当时中国社会痼疾的本质性解释。这就使中国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现实性，同时使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内涵，远远超出维新运动时期文学直露地反传统的呼叫变革的浅显的思想层次。
新时期文学发展到近几年，作家们文化意识的自觉，正由于我们再次经历重创与巨变，再次吞食传统文化的苦果，再次感受传统文化压抑下密不透气的悲剧性氛围，再次面临社会生活的需要大变革，所以，必然要对社会的深层结构（特别是文化结构）进行比鲁迅先生更进一步的反省和反思。这是文学趋向成熟的表现，是文化与改革事业同步在更高层次的表现，也是作家对这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的一种积极配合意识的表现。文化反思是带有强烈社会性和现实性的，是对社会问题开掘的再深入，决不是回避疏离逃跑。
现实问题不是皮肤病。
同时，我不同意把“寻根文学”归入文化反思。尽管寻根文学常常表现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地域的文化状态，但它只是迷醉于再现这一文化状态辄止，应属于复古思潮。当然，复古与守旧不同。守旧是担心恐惧拒绝现代文明，复古则是现代人充分享受现代文明之后，回过身向历史寻求精神弥补；是在现实眼花缭乱的疾进中，回过身向历史文化寻找重心。因此在“寻根”热潮中，传统文化重新显示它无穷的魅力。可是这个含有文化复归意味的思潮，是现代人心理的一种走向，是时代的一种必然。所以我把“寻根”归为现代思潮。寻根文学和新潮小说是一张脸上左右两个耳朵。
文化反思与寻根不同，它是另一种眉眼容颜骨架魂灵脉搏脾气。自打鲁迅开端以来，它有三个特点。第一点是注重宏观地把握民族文化特征。经如写鲁镇，不为鲁镇的地域文化状态所囿，不止于把这种状态升华为一种审美内容。地域文化特点只是作为他艺术个性的要素。民族文化特征才是要牢牢抓住的。作品的思想是超地域的。第二点是注重紧紧对准现实。用刨祖坟的法子给予彻底的批判，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批判性。无情撕掉“子不嫌母丑”、“家丑不可外扬”的遮羞布，从民族文化心态中寻找障碍前进的心理因素，这一切都尖锐针对世态世人，以唤醒民族的自我反省，推动民族的自我拯救。第三点是注重写“文化人”，即塑造特有文化铸成的特有性格。“文化人”强调性格中的文化因素，以使人物的灵魂投射，对历史对民族对文化有深广的思想覆盖。应该说这是鲁迅先生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特殊贡献。在我国古典小说中，贾政、薛宝钗、贾宝玉、宋江、范进等形象都含有文化因素。鲁迅先生对“文化人”形象的创造却更明确更自觉更富有目的性，更推向性格极端，更注重对现实的参照价值，比如阿Q 等。新时期文学中，我以为陈奂生、那五、朱自治、周姜氏等都是作家有意塑造并获成功的文化人形象。可惜还没见到哪位高人打这角度给予评价。大概都忙着朦胧虚幻荒诞古怪晦涩现代意识和神经错乱去了。
在上述这个状态中，我为自己设计一套大致用六部至八部中篇构成的一组文化反思小说。总名叫做《怪世奇谈》。《神鞭》是打头的一部。关于这部小说的思想把握，曾写过一篇长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文章读者或许读过了。《神鞭》仍是沿着鲁迅先生对民族劣根性批评的路走。我称之为文化的情力，辫于是个象征。30年代以来文化反思小说大多着眼着意着力于这点。可是打这儿再往前探一步，问题就出来了：既然民族文化深层有这样的劣根这样的情力，为什么如此持久顽固，五四新文化的洪流非但不能涤荡，反而在60年代恶性大爆发，并成为今天开放的坚固难摧的屏障？我看这不是单纯一种情力，传统文化有种更厉害的东西，是魅力。它能把畸形的变态的病态的，全变为一种美，一种有魅力的美，一种神奇神秘令人神往的美。你用今天的眼光不可理解不可思议，你看它丑陋龌龊恶心绝难接受甚至忍受，但当初确确实实是人们由衷遵从、奉为至高无上的审美标准。就像将来人对“文革”的荒诞愚昧疯狂难以理解，当时千千万万人却感到辉煌崇高伟大壮美激动万分。一个美国人在西湖看盆景，面对一株盘根错节扭曲万状的古柏，忽然大哭，叫着：“痛苦死了。”可是经我们的园艺家头头是道一讲，讲神讲气讲势讲高低讲繁减讲刚柔讲枯荣讲苍润讲动静讲争让讲虚实讲扬抑讲吞吐讲险夷讲阴阳，照样见傻。中国文化高就高在它能把清规戒律变成金科玉律，把人为的强制的硬扭的酿成化成炼成一种公认的神圣的美的法则。当人们浸入这美中，还会自觉不自觉丰富和完善它，也就成为自觉自愿发自内心而不再是外来强加的东西了。由外加的限定变为自我限定，由意念进入潜意识，文化的力量才到极限。在一所大学讨论这部小说时，有位学生问我，你写众莲癖谈小脚时，有没有卖弄学问的意思？我说，你知道“品头论足”一词的由来吗？那时小脚是要“论”的。“论”就是小脚的文化。它包含着小脚赖以在中国大地长存千年的文化依据。没有上，哪来的土豆？审美价值一旦被确立，便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形成。换一种价值观念，一种审美，一种文化，谈何容易？人们很难咬破紧套在自己生命之躯的这结实的厚茧，挣脱出去。从清末到北伐，缠足和放足经过怎样痛苦激烈反复殊死的斗争。直到拒不缠足的一代天足者长大，这斗争的程度才渐渐消淡。单靠缠足者放足，无法战胜缠足。传统文化情力之强，正因为它溶进去魅力。这情力与魅力好像一张纸的两面，中间无法揭开；它们是一对孪生子。今天社会变革遇到的困难，更关键更难突破的实际在我们自身，在我们内心。纵横的锁链都是彩带，花墙柳岸全是栅栏。真正可怕的是我们对这种文化制约并无自省。真正的文化积淀是在我们心中。我称之为：中国文化的自我束缚力。我必需打开文化的这一层。
当我找到“三寸金莲”时多得意！上面那些长久积存心中的思索突然找到一个奔泻口。大脑里的雾一下子凝聚起来，就变成这一双双怪异平常丑陋绚丽腐臭喷香普通奇诡的形象。它的繁缛拖沓压抑绞结华美神秘，它神圣的自战，它木乃伊式的永恒，它含泪含血含脓的微笑，它如山压顶的悲剧感，正是我对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全部感觉。即使感觉最深最细最微妙而难以形诸文字的部分，也被它轻快鲜活一带而出。在老祖宗留下的遗产里，我再找不到别的更适合我借以打开文化内涵的这一层面，即上述的那种自我束缚力。当我写起来，进入状态氛围情景形象创造时，不断发现还有那么多东西可供挖掘象征比喻影射，创造的快乐是过程中的冲动。
有位记者问我，你是不是有赞美和鼓吹小脚的意图？我说，如果哪位女人看了拙作开始裹脚，算我鼓吹；至于赞美，我想反问一句，如果我不写它的“美”，只写丑写苦，年轻人会问我，这么苦这么丑，中国妇女为什么裹了1000年？我正是要写这个问题。甚至反对裹脚，这已经不是我们这代作家的职责。《黄绣球》那时代早写过了，中国人不再是放脚，而是放脑子。因此我只是借用小脚而已。正像《神鞭》中剪了辫子。这书开章明义，我就说“小脚里头，藏着一部历史”，你拿这路子悟悟去。还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写“国耻”？我笑着说，你再来一部写“国荣”不就平衡过来了？再说小脚算什么“国耻”？它是种文化现象。一个民族特殊的文化发展到某一地步，就会有某种特产出来。三寸金莲正是中国文化某一特性发展到极端的表现。
要说“国耻”应当说是“文化大革命”。
这是一部外表写实，实则荒诞的小说，与《神鞭》刚好相反，《神鞭》是外表荒诞，内里写实。小脚内含的荒谬正是中国文化的荒谬。我故意含而不露地用了荒谬象征隐喻变形，把冷峻的批判挖苦嘲弄影射，透入一片乱花迷眼的外观。这么写，因为内涵复杂，说明了，就全没了。还因为中国小说审美有个经验，就是靠读书人去悟。这就看读者的能耐了。这样看来，有趣的是对这个小说深层内涵有所悟者更多则是大学生和肯思考的青年。也许他们与小脚的生活距离远，反而会无牵无挂站到另一思考角度看作品。如果你是评论家，我也给你出个题目。《三寸金莲》出笼后，那么多不同乃至相反的意见，不少“家”照老习惯只盯作品，不盯读者。读者一乱起来，是研究社会心理结构变化的大好机会。我们研究问题为什么总是一个角度，为了一致的结论？
关于这小说的手段招数文字津味等等，这里全不想说。唯一想说的，是我极自觉清醒地想创造一个新的样式。既写实荒诞浪漫寓言通俗黑色幽默，又非写实非荒诞非浪漫非寓言非通俗非黑色幽默。来个四不像模样。接受传统又抗拒传统，拿来欧美又蔑视欧美。我既不想转手舶来品也不想卖古董卖遗产卖箱子底儿，只想自己吃自己。我又并非硬造出这东西，依据是出于对历史对现实对文化对人也对小脚外在和内在的一种总体的异样的感觉。我致力做的是把这感觉变成艺术。不知何故，总觉得评论家们对我这玩艺“无处下嘴”。一部作品的产生带着它专有特有独有的审美尺度。大概寻这尺子需要点眼力功夫能耐学问时间，不如拿朦胧谈朦胧，拿云山雾罩谈云山雾罩，拿梦谈梦更省劲。现在评论界的“现代派”的水平真高过了创作界的“现代派”，就不知谁比谁更清楚，或者更糊涂了。可是如果拿我这玩艺儿当做一般历史小说，当做中国妇女苦难史来读，再生气忿怒冒火就不干我事了。
我把《怪世奇谈》头两部——《神鞭》所写的文化的堕力和《三寸金莲》所写的文化的自我束缚力，合起来叫做可知文化。后一部，叫《阴阳八卦》，写了中国文化不可知的部分，即民族文化黑箱，或即神秘性。这部脱手，又写东西方文化碰撞问题了。其实这些问题还都是当今的现实问题。表皮看不出的放到大背景上透视而已。作家一方面要敞开自己的世界，一方面别叫人摸着底，随随便便被划分到哪一派去。总得引着读者走进一个又一个独自打开的新的艺术空间。当然这挺费事儿，可是没这空间先憋死自己。艺术这东西好比十字架，扛起来就得一直走到死，累死完事，别想安生。
新版《三寸金莲》，冯骥才著
综合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