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的讲，在剧中唯一一对承包了观众大部分笑点的，绝对非郑泌昌及何茂才这两个活宝所莫属了。剧中的二人在形态上胖瘦分明，而在行事及作风上也是一个收敛于内，一个放任于外，开弹幕的时候，便有不少观众调侃这俩人活脱脱的就像是一对说相声的。然而，虽说郑泌昌及何茂才在剧中都被划到了反派的阵营之中，可相对比郑巡抚而言，何茂才的所作所为似乎更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这个人对上并没有表现出多么的阿谀奉承，对下又是十分嚣张的作威作福，不仅为了自己的仕途胆大妄为到可以捏造同倭大案，更是连与他站在一条船上的老郑都时刻保持着警惕，简直就是剧中反派的典型代表。

　　因此，如果我们将郑泌昌与何茂才分开来做对比的话，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评判，郑巡抚其实并不坏，最起码他在剧中并没有亲手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所谓炸毁堤坝，那也是处于严世藩的权势，他仅作为一个浙江巡抚，自然是不敢有什么异议的。当然了，也许会有人说这种事情放在胡宗宪身上，他肯定不会去做。这个观点是对的，然而，郑泌昌与胡宗宪不同的一点是，胡宗宪哪怕脱离了严党，依旧能够在朝中取得立足的一席之地，而郑泌昌若无严党的扶持，不仅不会走到今天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同样一旦失去了严党的支持，他也必定在劫难逃。更何况，郑泌昌不是一个圣人，同样也不是一个小人，与徐阶这样的伪君子相较，同何茂才这样的真小人相比，他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俗人形象。为了仕途，也只能顺着严世藩的意思来。

　　而就像之前所说的，何茂才在刚刚提出来伪造通倭案的时候，郑泌昌的态度始终是极力反对的，但奈何拗不过何茂才，最终整件事情也是何茂才一手策划的，其实与郑泌昌的关系不大，只能说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再如用美人计来构陷高翰文一事，也完全是由沈一石一手策划的，甚至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郑泌昌其实是对沈一石的计划一概不知的。而有关郑泌昌身上贪污的墨点，在剧中似乎也没有给观众加以渲染。因此，郑巡抚虽然身为反派，但却真的算是这个势力团体中最为独树一帜的存在了。

　　而造成郑泌昌这种性格与行事风格的原因，还要属他对海瑞劝诫的那句最为经典的“做官要学会和光同尘”。这句话既然是出自郑泌昌之口，他也的确始终都秉承着这一原则为官为人。如果说他的“和光”是剧中对上级阿谀奉承的语言和行为，那么“同尘”的特征，在他身陷囹圄之后表现的可谓是淋漓尽致。

　　在下马之后，我们可以看出郑泌昌与何茂才在态度上明显是截然不同的两人，前者不仅能够平静的应对审讯，还能一度诘问谭纶，反怼海瑞，甚至能将赵贞吉搞得有些措手不及，大笑间尽显沧桑之感，冷眼相对时，仿佛他已然是正义的化身，却受到了邪恶势力的逼迫。当然了，郑泌昌之所以能够冷静相待，巧言相辩，自然是他冥顽不灵，极力想要保命的做法。然而，他这种保命的做法，却与何茂才保命的行为和态度却是有着很大的差别。

　　总的来说，郑泌昌看似颇具文人傲骨的态度，并不是只用一句“为了保命而肆意咬人”就能够形容的。要想弄清他在当时之所以能够保持那样一种态度，还要从他秉承的“和光同尘”这一原则上入手。首先，他在依附于严党之前，仕途平平，出身于翰林的他也始终无甚作为，可一朝得到了严党的扶持，顷刻间平步青云，没过多久就坐到了封疆大吏的位置上。这与之前他拼死拼活奋斗了十几年相比，也着实令人感到唏嘘不已。反观高翰文，同样是翰林出身，只因与严世藩关系密切，所以刚一上道就担起了杭州知府。如此讽刺的现实，怎能不让郑泌昌感到不满与怨愤？

　　再加上他身为浙江巡抚，对于这块土地上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现象有谁比他更加了解？可正如剧中说的那样，浙江田少，但全国的赋税重头却要由浙江来承担。而浙江在之前之所以能够支撑的下来，并无大风大浪涌起，相较于胡宗宪抗倭的功劳，明显是与包括郑泌昌在内的之前所有布政使的经营离不开的。而一旦祸水上涌，却将一切罪责都担到了郑泌昌一人的头上，这换做是谁也都无法容忍。再加上郑泌昌对于官场的认知，他明知道此次大案不仅折损不了幕后真正的黑手，他不过只是个替罪羊而已。

　　因此，郑泌昌之所以在面对审讯时能够做到如此的平静对待，一方面是因为他此刻已经是心如死灰，知道自己是绝对过不了这一关的。而另一方面，他比何茂才还多出了一种情感，那就是纯粹的发泄心中不满。只能说，郑泌昌最后的所作所为，同他骨子里文人的那种傲气与对时政朝局的愤懑是紧密相联的。

　　郑泌昌虽然贵为巡抚，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大明朝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个贪官污吏而已。平常他就是在刀刃上行走，于夹缝中尽量做到为人处世所应有的圆融，而当大难临头之际，他却无论如何都保不住自己，甚至连一个人也拉不下水，可谓是将千古文人的气节尽数揉碎在了滚滚红尘之中，如一粒投入水面的石子，一瞬波澜之后，再无人记得他的一切。（原创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