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斟酌如何描述山西大同这起案件时，很是纠结——称之为“订婚强奸案”，订婚的前缀描述，会不会形成对“强奸”事实本身的歪楼？此前过度强调“彩礼”，就成为一些人搅浑水的标签。

　　但仔细思考还是觉得这个描述很贴切，订婚是事实，也是此案相比一般强奸案的不同之处，“订婚强奸案”的标签绑定，有利于打破一种传统误解，推进性同意观念水位的提升：订婚并不意味着性同意性承诺，强迫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婚内都可认定强奸，订婚后悖背性同意，更可认定。

　　4月16日上午，备受关注的“订婚强奸案”二审维持原判。大同中院消息显示，二审法院审理查明，2023年1月30日，上诉人席某某与被害人经当地婚介机构介绍认识后确定恋爱关系；5月1日，双方订立婚约；5月2日下午，席某某不顾被害人反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山西省阳高县人民法院一审以强奸罪判处席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判后席某某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总体来看，判决还是有说服力的：女方表示了非常明显的、强烈的反抗，不惜点燃窗帘设法脱身。男方在过程中有控制被害人的手机，将被害人反锁于屋内，拖拽被害人回房间等诸多强制行为，显然已经违背了被害人的意愿，构成了强奸罪的关键要素。——事实能对判决形成支撑。

　　但还是有法律人从专业角度质疑了判决，认为审判长未能排除合理怀疑，“插入行为”缺失客观证据仅是司法推断，还存在生物物证与医学检验的缺失。有人批评法官违背“缄默要求”公开评论案件，成为自己判决的辩护人。——我并不认为这些质疑会消解法律权威，或是与“性同意观念”为敌。正义有很多层面，维护身体主权让强奸犯受到惩罚是正义，捍卫正当的辩护权、维护程序正义，也是正义，正义往往是在这种张力场中实现的。当一切朝一个方向进行时，排除“合理怀疑”的努力值得尊重。

　　但专业角度的质疑之外，有几种声音很容易混淆视听，甚至对法律判决形成某种勒索和绑架，有必要予以批驳。

　　第一种声音是“如果这叫强奸的话，那以后谁还敢结婚啊”，将判决与当下的“低结婚意愿”形成捆绑，臆想出一种“负面的社会效果”，借此向判决施压。这显然是一种勒索，判订婚强奸案，跟“不愿结婚”有什么关系呢？这种腔调，预设着一种“订婚结婚就获得了无须性同意就能要求发生性关系的正当合法权”，可这个判决，指向的正是这种悖离现代法律要求的陈旧观念。结婚是什么？不是获得对配偶身体和精神的支配权，更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性随意权”，而是两个相爱的人在婚姻契约下组建一个保持各自主体性的家庭。如果结婚仅仅为了随意支配对方身体、随意发生性关系，这不是结婚，而是身体奴隶，这种婚不结也罢。有基本的三观的话，应该这样问：如果这不叫强奸的话，谁还敢订婚，谁还敢结婚？

　　现代社会下，价值观还散发着如此腐臭的气息，不是“谁还敢结婚”，真问题应该是：谁敢跟这样的人结婚？

　　第二种声音是“以后结婚发生性关系是不是都要签协议”，将性同意诉求推到极端层面，扭曲为常情常理的敌人。很显然，起码在这个案件中，当事人的强制、强迫、悖离受害人意愿，是十分明显和直接的，还要怎样才叫拒绝和反抗呢？所谓性同意，不是非要签一个协议，它意味着一种对意愿的尊重，包括三个层面：其一，积极的同意，对性行为“say yes”。其二，性同意的年龄限制，不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赞成”，而是达到一定年龄表达的同意才可。其三，性同意意味着身份平等，师生、医护、上下级等不平等关系下的“同意”，并不视为同意。——将正常的同意诉求描述为“是不是夫妻生活都要签协议”，这是对性同意的妖魔化。实际上，结婚后同样“不能违背意愿”，这也是法律的要求。

　　第三种声音是将订婚强奸案判决与当年的彭宇案对比，认为会造成社会信任的滑坡。很不喜欢这种逻辑，动不动就拿某个判决跟彭宇案对比，这也是一种法律勒索。实际上，舆论对彭宇案有很多误传，事实并不像网传的那样“做好人没好报”“扶老人反被诬陷”，道德滑坡也是臆想出来的。多年后权威部门的调查还原了当年的事实，彭宇确实与老太太发生了碰撞，严格意义上，我国司法实践中，并未发生过一起仅因扶人而让扶人者担责的判例，彭宇案存在很大的舆论误读。很多时候，谬种流传，彭宇案已经成为一个筐，种种情绪都以彭宇案为名去渲泄。

　　这件案件的判决，与彭宇案没有什么可比性，强制和强迫是很明显的，跟“社会信任”和“公序良俗”没什么关系。真要说破坏社会信任，倒是那个施害者，以为给了彩礼、订了婚就可以发生关系，恰恰是这种错误、落后观念地破坏信任和良俗。被误传了很多年的彭宇案，没法给一个强奸案当事人背锅。

　　特邀作者曹林丨知名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