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书架上有一本《讽刺与幽默》，里边有个小故事。

　　一个老太太在广场上边晒太阳边抛洒面包屑喂鸽子，一个年轻人指责她：“老婆婆，你可知道，在非洲，每天都有无数饥饿的人死去。”

　　“哦？是吗？但是我可扔不了那么远。”老太太悠然回答。

　　我当时看不懂这个故事，但却莫名其妙地把它记忆至今。我认为这个故事深刻揭露了人性。非洲每天都有战乱、灾荒、饥饿与死亡，可这与一个晒太阳喂鸽子的老太太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老太太要因为千万里之外的灾难而茶饭不思，以泪洗面？

　　回到题目的问题，这是很多人遭遇刑事案件后的重大情感诉求，我的家庭如此不幸，上有老下有小身体还有病，媳妇不工作娃娃还要吃奶粉，国家能不能考虑我的困难给我办个取保？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无论是能否变更强制措施还是能否判缓，都跟题干中的情况关系不大。个人家庭的困难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人员的判断，但很微弱，除个别极端情形外（如父母双双涉案，无亲无故，哺乳期孩子无人照料）可以忽略。

　　先说经济困难，每个卷入刑事案件的家庭都很困难，值得同情。在文学作品中，贫困常与美德相伴，但那毕竟不是生活。在现实中，贫困与犯罪率呈直接正相关。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谁又会去铤而走险呢？你眼中的特殊困难，在法官检察官眼里，早就麻木了，他们估计一年到头也碰不到几个家里不困难的涉案人。

　　再说身体状况，这个其实根本不属于法官和检察官的审查范围。隔行如隔山，法官检察官学的是法律而不是医学，你拿一摞病历过去，他压根看不懂。依据一堆压根看不懂的东西做决策，换做是你你愿意吗？再者，真要出现了身体不适宜羁押的状况，看守所自然会通过法定程序建议办案机关放人，根本用不着法官检察官去主动发起身体状况的审查。

　　更重要的是，无论你有多少困难，跟承办人的关系都不大。非洲每天都饿死人，老太太就不能喂鸽子啦，非要一起陪着哭？只要正常依法办理，哪怕下手狠点，谁也找不到谁麻烦，莫名其妙把人放了，反而难逃“莫须有”的揣测，更难防被害人立马闹上门来。

　　世间之事大抵分为三类，一类是“关我屁事”，另一类是“关你屁事”，最后一类是“我的事”。一味强调自己的苦难，顶多感动自己，无法说服他人。处理刑事案件，与其发掘自己的苦难，不如琢磨如何把案子办成承办人“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