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口回绝了一个案子。

　　来访者家人涉盗窃，金额七八十万，有个自首和退赔情节。案件已经到了法院，在检察院做过认罪认罚，给了六年半的量刑建议，这是基本案情。

　　“你在法院有关系没有？”这是来访者张口问出的第一句话。

　　“我们想看看能不能找找人给弄到二三年。”第二句。

　　“我们之前在检察院有个律师，他说他办不了，我们就没有再委托。”第三句。

　　我很惊讶于来访者的直接和坦诚，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明白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人是多么可贵。见惯了哭哭啼啼半天说不明白一句话的当事人，越发觉得来访者可爱，懂得节约别人的时间，并且有能力做到，这本身就是一种优秀的品质。

　　“不能，我弄不了，要不你去别处再问问。”来而不往非礼也，出于对等尊重，我也秉持节省时间的态度回答他。

　　这个案子从法律上没什么太多好讲的，六年半的量刑建议可以说已经几乎触底，再减的空间几乎不存在。但考虑到读者不一定都是搞法律的，所以我还是大概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回绝的这么干脆。

　　盗窃七八十万，刑期基本要到十年以上。

　　有个自首情节，理论上最高能减40%，但实际上能顶格减的几乎没有，我统计过最高院《量刑规范指导案例》中全部95个案例，只有1件减到了40%，而且那个案子极其特殊，是综合考虑社会效果后确定的幅度（案例12夏贤华抢劫案：父亲住院没钱治病，身无分文的夏贤华为筹措回家路费200元犯案并自首）。事实上，司法实践中的自首，大部分也就是减个20%到25%的样子。

　　还有退赔谅解情节，说实话这个情节也减不了多少，偷了东西要退还，这是天经地义。天经地义要做的事还想大减特减，不可能，要不是考虑到社会关系修复，可能压根就不给减。还是统计最高院《量刑规范指导案例》的结果，退赔谅解最多也就是减10%，大部分案件都控制在了5%。

　　还有个认罪认罚，虽然我认为认罪认罚在这种事实清楚，证据简单，无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减刑意义不大（之前文章有论述，如：认罪认罚——选择的同义词是失去，减刑意义虽可忽略，但加刑效果显著，所以还是要签），但好歹也是大政方针，按5%到10%意思意思吧。

　　那么六年半这个量刑建议是怎么算出来的呢？量刑起点定到11至12年，再按40%到45%的幅度调整基准刑，大体也就是6年到7年的样子，量刑建议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可以说几近触底。

　　不管是玩技术还是弄关系抑或是搞死磕，有一点是确定的：只有能办的事才能办到，不能办的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办得到。之前的律师临阵脱逃，可以说是有大智慧了。

　　前段时间刷抖音，一个家长为了上孩子上枫杨外国语学校（本地一所初中名校），找关系花了几十万，结果最后孩子上是上了，但其实是通过正规摇号程序上的，家长就闹着让别人退钱，还闹上了电视台。我刷到这个视频后给孩子他妈看，然后俩人一起嘀咕：谁能保证摇号就一定没有问题呢？也许不花这几十万，摇号也没门呢！

　　人们总是用自己惯用的思考方式去理解世界，尤其是自己认知范围以外的世界。我理解每一个寻求关系解决问题的当事人，这是遗传到我们文化基因中的本能反应。既然是本能，总是能轻而易举压制理性的。我一向自诩理性，但碰到孩子上学这种事，也无法做到淡然处之。或许教育条线的小伙伴也会笑话家长们蠢，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也有人说，既然他已经在到处找律师了，那么不找你张三律师总还会找李四律师。言下之意，这号人钱多不多不知道，人肯定是傻，反正手上揣着钱要花出去，你不忽悠还有别人忽悠，倒还不如自己直接忽悠了，忽悠后再慢慢调整心理预期。

　　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反正在我而言，律师就是律师，不是心理按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