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炽刚刚被立为太子，朱高煦的麻烦就来了。既然太子之位已经有人占据了
，就没有必要再让朱高煦留在京城了。当初，朱棣留朱高煦在京城，主要是想考察两个儿子的能力。太子选定之后，意味考察结束，因此朱高煦就被调去镇守云南。朱棣调朱高煦到云南，目的之一就是让他为将来的皇帝朱高炽守住南方。尽管朱高炽已经当上太子，朱高煦还是坚决相信，只要朱高炽还没正式当上皇帝，他就有当皇帝的机会。
对朱高煦而言，想当皇帝，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造反，第二个是陷害朱高炽，赢得朱棣的欢心。朱棣是造反高手，只要他还活着，朱高煦就不敢造反，因为他知道儿子斗不过老爹。于是，朱高煦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陷害朱高炽，赢得朱棣的欢心。朱棣时不时地就要带领诸位将领，到国家的边境巡游。那个时候蒙古族人时常南下犯边，北平城又还没修好，因此朱棣总爱北上巡游。每次巡游，朱棣都要带武将和文臣，朱高煦、杨士奇等人就曾多次跟随朱棣北上巡游。皇帝不在的时候，全国大小政务就由太子朱高炽代为处理，史称“监国”。
为了赢得朱棣的欢心，北上巡游期间，朱高煦循规蹈矩，俨然是一个好孩子。见朱高煦大反常态，朱棣就找他谈话。这次谈话，朱高煦大诉苦水。他的意思是，自从靖难之役起，他就不辞辛苦，整日像牛像马一样劳累，只为振兴国家。他一没犯错，二没犯法，竟然被贬到不毛之地的云南，命运很不公平。回想往事，朱棣也觉得很对不起朱高煦。尤其是在应天大战，明明许诺朱高煦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性，最终却没有兑现。既然朱高煦表现得这么乖，他又将自己的命说得那么苦，朱棣就容他随便选择一块封地。
朱棣是这么想的，反正朱高炽已经当上太子了，帝都只能有他的一个儿子在。不管朱高煦怎么选择，一定不会选择在应天。但是朱高煦告诉他，其他地方都不好，他最喜欢应天。话已经说出口了，已经欺骗过朱高煦一次，朱棣不能再欺骗他一次，只得答应。紧接着，朱高煦充分利用留居应天的优势，大肆收买朝臣，甚至连朱棣身边的小太监们都被他收买了。这些被收买的人四处打探消息，胡编乱造，时时向朱棣进谗，中伤太子党。朱高炽能够当上太子，解缙出的力最大，是朱高煦最大的敌人。在朱高煦的操纵下，终于成功贬解缙出应天。这是太子党受到的第一波打击。
永乐十年（1412年），利用朱棣出征、太子监国这件事，朱高煦策划了太子篡权的假象。他买通朱棣身边的近侍，让他们天天进谗，中伤朱高炽，说他心怀趁朱棣出征篡夺大权的阴谋。朱棣本就多疑，身边的近侍又不止一个，不止一次说朱高炽的篡位阴谋，久而久之，他就相信了。朱高煦的策划，就是利用朱棣多疑和视权如命的缺点。同年九月，朱棣突然回到京城，秘密检查太子在建国期间处理的奏折，并且私下单个地找重要的大臣，尤其是七大内阁谈话。在奏折上，朱棣发现，太子更改了他的很多项法令。见到太子更改他的法令后，有一种证据确凿的感觉，叫他如何不生气。
因为这些小事，朱棣将太子骂得狗血淋头，将很多大臣狠狠地痛批了一顿，又将很多法令改了回来。大臣们好不容易遇上一个肯与民休息、施行仁政的仁爱之君，所施行的政策却突然被朱棣打断，都很不平，纷纷向朱棣上书，说太子的新令好。看着那些为太子说好话的奏章，朱棣差点儿气死了。他刚刚放手让太子监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有那么多大臣为太子卖死力，说好话，这不就说明太子结党营私吗？太子刚刚处理政务就赢得那么多人的欢心，而他在位那么多时间，为国家出生入死，还被骂为暴君，朱棣的妒忌之心油然而生。
朱棣将群臣召集到午门，朝正中央一站，大声数落耿通的罪行。他说，太子犯的错，其实很小。但是，不论多么小，都不能包庇。耿通为太子说话，就是指责我朱棣，就是离间皇帝父子。离间主上，是很大的罪，对这样的罪犯，一定不能放过，因此，非杀了耿通不可。午门是皇宫斩首犯人的地方，朱棣将群臣都召集到午门观看斩杀耿通，就是想杀一儆百。更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朱棣竟然生搬硬套，给耿通带了一顶离间皇帝的大帽子。这类莫须有式的罪名，听得群臣战战兢兢，太子党的活动陷入低谷。
尽管出了这么大的事，有一个人仍然不怕，坚持支持太子，他就是杨士奇。丢失官印后，杨士奇在社会上流浪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来，他什么都干，但是从没忘记抽空读书。朱棣登基后，杨士奇受到重用，被任命为七大内阁成员之一。杨士奇社会阅历丰富，对什么事都有独到的见解，深受朱棣喜爱。每次出征，如果有可能，朱棣都会尽力带上杨士奇。有两个这么厉害的大臣支持朱高炽，他在继承皇位的道路上自然是有惊无险。杨士奇办事非常低调，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是太子的人，朱高煦不知道，朱棣也不知道。
杨士奇能够不避千难万险，默默地支持太子，为太子奉献，理由很简单，因为太子是一个能够真正体恤百姓的人。杨士奇的大半生都生活在社会底层，少年时期跟着父母逃避战乱的艰辛让他体悟到底层百姓的辛苦；杨母对他的教养使他深深地明白，国家需要一个仁厚的君主。耿通死后不久，朱棣问杨士奇，太子监国期间表现如何。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很不好回答。在用词上稍微不恰当，太子的一生可能就因此被打入冷宫了。如果回答太子认真做事，与朝臣们的关系非常好，这无疑就是说太子结党营私；如果说太子整天懒懒散散，什么事都不管，分明就是说太子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管理国家。
面对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杨士奇充分调动社会阅历，想了一个不偏不倚的说法。他说：“在监国期间，太子按规矩处理政事，凡是他所听取的意见，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凡是他所反对的建议，大多都是不好的。当然了，对于某些近臣的不合理要求，太子还是勇于当面批评和驳斥的。”朱棣听后，知道太子不是随便结党营私，甚至蓄谋篡位夺权的人，不再打压太子。杨士奇的几句话，就化解了一场狂风暴雨。看来，用人还是有社会经验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