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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的烦恼是什么?

诺奖得主的烦恼是什么?
2021年11月30日 20:00 新浪网 作者 石头科普工作室

  2021年10月

  美国科学家真锅淑郎(Syukuro Manabe)和德国科学家克劳斯·哈塞尔曼(Klaus Hasselmann)因“对地球气候的物理建模、量化可变性和可靠地预测全球变暖”而获得了二分之一的诺奖。诺奖第一次颁奖给气候变化相关领域,一方面让人感觉诧异,另一方面也让一种论调迅速抬头:前有IPCC报告,后又气候变化大会,这样的一个诺奖是不是因为政治正确?让人们对于本届诺奖的含金量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甚至于,诺贝尔物理学奖也被扣上了“政治化”的帽子。大气物理学界不得不一边沉浸在获奖的喜悦中,一边又不得不尽力解释。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气候变化这个已经被充分“政治化”的话题。

   “我该笑吗?”

  获奖的消息传至真锅淑郎处时,他接受了一个简短的采访,第一句便是:“我该笑吗?”

  他表示:“洪水的频度在增加,日本的山体滑坡等,为什么会发生这些,讲到底,弄清背后原因最重要。”

  话中似乎另有深意,但我们不应对采访的内容做过多的解读,但对真锅淑郎而言,即将到来的风波是可以预见,因为他已经与气候变化的政治化问题纠缠了几十年。

图1 接受采访的真锅淑郎

  自发现二氧化碳与气候变暖的关系后,真锅淑郎便成为了这一领域的知名科学家。不过在一开始,人们并不认同气候变暖的观点,而是害怕冰河时代的到来,这是由于20世纪40—70年代的气温处于较低状态。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导致的石油消费量下降让当时的人们认为所谓的二氧化碳增加以及气候变暖不可能实现。科学家们甚至做出了全球变冷的预测。1977年,美国《时代》周刊在封面上写到:“如何在即将到来的冰川时代存活下去”。

图2 1977年的《时代》周刊封面

  然而,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从1980年开始,全球气温一路飙升,其速度远超之前的降温速度。这一时段对于辐射对流与大气热平衡等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因此,科学界将目光转向了气候变暖。来自各种简单的或是复杂的模型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大家将气候变暖的预测结果暂时定为4度。对真锅淑郎来说,气候变暖到这里还属于一个科学问题。

  变化发生在1988年,那一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夏季干旱,人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酷热,甚至导致农业大面积受损,美国农业保险赔付率达到了245%,堪称历史最高。当时的一份报告指温室效应已经达到了本世纪最高水平,因此人们认为本次干旱与气候变暖有着很大关系。真锅淑郎警告还不能断定温室效应与本次干旱的关系,虽然在气温明显上升的时候会引起干旱,但气温仅仅上升了半度,还不至于这么明显。他十分肯定地表示,这是气候的自然变化,与气候变暖无关。由于与现实关系重大,这个话题被提交到参议院讨论,社会公众对此的关注陡然增加,媒体也闻风而动。

图3 受干旱影响,黄石公园发生了二百多起火灾,受损面积达到三千平方公里

  1988年的夏天,真锅淑郎在两三个星期内不断接到连续的电话,尽管回复已经变得疲惫,但真锅淑郎依旧在传达一个观点:变暖存在不确定性,而且目前还无法缩小范围。但媒体对此并不满意,他们告诉真锅淑郎:“你必须更强烈的说出来,否则没有人对你说的话感兴趣。”另外一些人邀请真锅淑郎参加统一展现来影响政治家的决策,但他对这并不感兴趣。他更想做的是进行更多的研究以得到更好的可信度。

  可是,气候变暖已经从一个不确定的科学问题变成了一个“是”与“否”的公共话题。持有不同立场的人们,只想从科学报告中得到自己想要的观点。电视记者不断地采访真锅淑郎,但最终只会有选择选择回答中的一小部分,然后与其他人的采访放在一起,使得不同的人的每一部分适应媒体想要呈现的故事。这时,真锅淑郎说的到底是什么,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逐渐变得害怕,越来越注意自己的话中是否有争议性的观点,是否会被别人利用。

  气候变暖根本不存在?

  为了对气候变暖进行观测与预测,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1990年,IPCC第一次报告建构了一个气温变化的模型,但随后人们意识到,这个模型可能出现了一点问题,部分原因要归因于硫酸盐气溶胶对于大气的冷却作用。气候变暖的反对者才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在1995年的报告中,科学家们调整了预测模型,以此更好地模拟20世纪的变暖。然而,1998年-2012年之间的气温并没有随着二氧化碳的不断增长而增长,对气候变暖持怀疑态度的人再度发起了攻击。

图4 20世纪初的全球变暖停顿

  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便是2009年的气候门事件。黑客公开了多名世界顶级气候学家的邮件和文件,这些邮件和文件指出一些科学家在操纵数据、伪造科学流程支持有关气候变化的说法。这一事件让舆论开始怀疑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意义所在。尽管多家科学机构在之后进行了独立验证来证明结果的正确性,但社会的焦点并不在此。毫无疑问,这一事件对之后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产生了一定影响。

  2012年之后,全球气温走出停滞期,开始继续上扬,之后的每一年都能看到“最热”“最暖”等字眼的新闻。关于停滞期的理论解释也获得了发展,但大家的关注点已不在这个之上了。哥本哈根世界大会召开时,各个国家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空前重视,各种辩论空前激烈,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的国家纷纷登上这个舞台。气候变化,已然成为全球博弈的新的战场。以至于丁仲礼院士发出了那句著名的诘问:中国人是不是人?

  疏离还是忽视?

  2018年,格蕾塔·通贝里因为瑞典森林大火而到瑞典议会大厦门口抗议,这种抗议通过社交媒体病毒式传播,影响了百余个国家的学生,人们因此称其为“环保少女”。走红的环保少女继续进行各种环保宣传活动,但是人们逐渐发现其环保的噱头背后却是各种各样的浪费行为。

图5 登上2019年《时代》周刊封面的格蕾塔·通贝里

  这种反差并不鲜见。当世界的视线聚焦在格拉斯哥的cop26的会场时,在会场之外的街道上,各国政要的汽车却从不熄火,这些高排量的汽车源源不断地向空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在机场,四百余架私人飞机排放着数万吨的二氧化碳。而在会场内,这些交通工具的主人却在争论减排与环保。这更是一种强烈的对比与反差。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政治化问题,有的人将其归因于科学界与社会及政治界的疏远,即使真正是因为疏远,那么也不仅仅是一方的问题。在真锅淑郎看来,IPCC本来就是政府之间应对气候变化的委员会,政府们怎么又会不知道气候变化的真正情况呢?然而,争论了这么久,很多人已经忘记了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了。

  当人们因为一个被政治化的话题而忽视这个话题背后的科学价值时,诺贝尔奖的意义才突显出来,它试图让人们更加注意气候变化中的科学问题,将这个话题赋予更多的科学含义。

  毕竟,当气候灾难发生的时候,没有人会笑得出来。

  注:1989年与1998年,真锅淑郎接受了两次全面的口述历史采访,本文关于真锅淑郎的文字全部来自于这两次口述历史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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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ip.org/history-programs/niels-bohr-library/oral-histories/5040

  https://www.aip.org/history-programs/niels-bohr-library/oral-histories/32158-1

  https://www.aip.org/history-programs/niels-bohr-library/oral-histories/32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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