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上来看，清末的戊戌变法，并不局限于戊戌年的“百日维新”。维新改革的脚步，实际上从三年前强学会的设立，就已经开始了。在此期间，许多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纷纷站队，表示支持或反对变法，大致可以分成开明派和顽固派两个阵营。

　　然而，作为晚清时期绝对重量级人物的李鸿章，对变法的态度却一直比较暧昧。在戊戌变法期间，他基本上没有对此进行表态，让很多人都搞不懂李鸿章到底是否支持变法。

　　究其原因，正如恭亲王奕訢临终前所言，马关合约之成，“合肥相国积毁销骨”。在举国的谩骂声中，慈禧也不敢继续重用李鸿章。在被革去职务后，李鸿章出国环游世界了半年，回国后被授了个总理衙门行走的闲职。后来就连这个闲职，也被光绪给撤掉了。

　　因此，在戊戌变法期间，李鸿章政治上被孤立，手中也没有实权，在变法一事上几乎说不上话。加上李鸿章当时顶着个“大汉奸”的帽子，一言一行都非常敏感，这也是他一直不敢公开表态的原因。

　　那么李鸿章对清末的变法究竟持什么态度呢？

　　一种看法是，李鸿章是支持变法的。在康有为创办“强学会”之时，李鸿章曾想出钱赞助，当强学会的一个股东或者会员，只是被康有为给拒绝了。但是从李鸿章这个举动来看，他对这帮年轻人的改革事业是支持的。

　　但也有人认为，李鸿章是慈禧太后的人，在对变法的立场上，和慈禧应该是一致的。有趣的是，那位两次上疏要求取缔强学会、以及恳请慈禧训政的杨崇伊御史，刚好是李鸿章儿子李经方的亲家。

　　由于李鸿章和杨崇伊有这层关系，因此也有看法认为，李鸿章赞助强学会是一种政治投机，被拒绝后对康有为怀恨在心，于是授意杨崇伊对强学会进行打击报复。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书面上的证据支撑，实际上是一种比较主观的论断。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再继续查找更多的相关史料。在光绪二十四年的七月二十日，也就是1898年9月5日这天，李鸿章以大学士身份向光绪上了一份奏折。这份奏折，是对光绪前几天推行的一项改革措施的建议。

　　光绪的推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对朝廷的冗官冗员进行裁撤：

　　光绪要对大清臃肿的官僚机构进行精简，本意是好的。但是这么多部门说撤就撤，未免又有些操之过急，步伐太快，会形成很多阻力，效果也不一定就如预想中好。

　　李鸿章一方面表示，“裁并官职，诚为今日当务之急”，但同时“一切事宜，非仓促所能遽定”。李鸿章认为，精简衙门之事，不能走得太快，那些冗余的机构，应先分门别类，并入内阁及各部衙门。同时再选任人员，对各部门实际工作情况进行了解之后，再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以免“一刀切”的做法，导致一些重要工作无人接手，贻误政事。

　　虽然李鸿章的建议最终未被光绪采纳，但从这份奏折里，可以看出他与顽固派的不同之处。那些官员中的顽固分子，是全盘否定变法的，他们疯狂地抨击一切改革进步的行为，但在李鸿章的话语中，却看不出这层意思。

　　李鸿章更像是一位睿智的老者，在给那帮希望救国救民，但又有些热血冒进的年轻人们，提出善意的忠告。

　　李鸿章深知，慈禧是他最大的政治靠山，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必须与慈禧保持步调一致。但同时，在李鸿章心底，也希望能通过变革，让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因此，李鸿章没有公开表示对变法的支持态度，但却流露出很多对中国维新分子的同情。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鸿章动用过去在朝廷积累的势力，保住了本应与“戊戌六君子”一起被杀的徐致靖。这一行为，让狡黠的慈禧太后立马起了疑心。

　　《梁启超年谱长编》中记载，有一天，慈禧召见李鸿章，向他出示一份奏折说，“有人弹尔为康党。”

　　李鸿章明知这是慈禧旁敲侧击的质问，但却从容地回答道：

　　“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在这里，李鸿章大方承认自己是康党，其实算是对慈禧的一次大胆顶撞。李鸿章表示，对光绪的废立问题，他不会插手，这算是给太后的一些尊重。但在变法一事上，李鸿章还是对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浇灭改革的火种，让大清走回自闭守旧的老路充满了怨言和不甘。

　　李鸿章这句话说出来，至少是做好了慈禧动怒的打算。但慈禧当时却心下惴惴，默然不语。

　　据《清史纪事本末》的记载，在1899年，“（慈禧）太后以康党在海外，气势日盛，患之，以华商多粤籍，乃使鸿章督粤，以从事于镇压”，让李鸿章东山再起，出任两广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