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1月19日，病逝的前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遗体通过铁路运抵圣彼得堡。沙俄政府的大小官僚及自发前来的普通民众云集在火车站，为先皇送行、争睹新沙皇御容。有关尼古拉二世的未婚妻——德意志黑森公爵的千金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Alexandra Feodrovna，1872—1918年）也赶来奔丧的消息，更是不胫而走。很多人对这位未来皇后的登场似乎也颇为期待。
有趣的是，很多后世的传记由于认定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在沙俄帝国崩溃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将其抵达圣彼得堡的过程描绘成了一场恶毒的诅咒：一些迷信的俄国老太太在胸口边划十字边喃喃地说：“她是跟在棺材后面来到我们这里的。”一些贵妇更私下称她为“黑森的苍蝇”。当然，这些倒因为果的说法似乎也站不住脚。真正导致这位德国公主在沙俄帝国初次亮相未能惊艳全场的，其实是一个颇为尴尬的误会。
财政大臣维特（Sergei Yul'jevich Witte，1849—1915年）事后曾回忆，装载亚历山大三世棺椁的灵车驶进月台后，年轻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率先下车，紧随其后的是两位浅黄色头发的贵妇。维特虽然身居要职，但也没见过尼古拉二世的心上人。于是，当他看到一位非常年轻美丽、身材十分匀称的女士，便认定她是黑森公主。但很快就有人告诉他：“那不是我们的皇后，而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1841—1910年）的老婆，在她后面的那位才是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维特仔细观察后承认，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并非不美，只是她嘴角如怨如诉的神色大大降低了颜值。
有趣的是，这位抢了尼古拉二世爱人风头的英国王后也叫亚历山德拉（Alexandra of Denmark，1844—1925年）（全名亚历山德拉·卡洛琳·玛丽·路易丝·朱丽亚，其父为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因此又被称为丹麦的亚历山德拉），她之所以出现在这里倒并非是因为英俄两国的传统友谊，而是因为尼古拉二世的亲妈是她妹妹，因此沙皇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人被大姨妈抢了风头。联系到坊间传闻皇太后玛丽亚早就看自己未过门的儿媳不顺眼，因此请姐姐出面力压她一头似乎也不无可能。至于这对婆媳失和的原因，许多史料都宣称是由于此前普鲁士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中向玛丽亚的祖国丹麦宣战，并夺走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罗恩堡两块膏腴之地。这一说法看似合理，但经不起推敲。
毕竟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中，黑森公国和丹麦都是受害者，在普鲁士王室建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中，黑森公国也失去了昔日的独立地位，本质上沦为柏林控制下的一个行省。在这个问题上，玛丽亚没有理由敌视自己的未来儿媳。那么，导致两人不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有必要从尼古拉二世与本名为阿历克丝的妻子相恋说起。
尼古拉二世的叔叔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Sergei Alexandrovich，1857—1905年）可以算他的半个媒人。亚历山大三世有兄弟五人，除了长兄尼古拉早年死于肺痨外，其余四个弟弟均身体健康。罗曼诺夫王朝向来人丁单薄，因此这四位皇弟便成了拱卫王权的股肱之臣。其中，排行老五的谢尔盖虽然早年醉心于文学艺术，一度与当世的文豪列夫·托尔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1828—1910年）和陀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1821—1881年）交好，但成年后投身军旅。在1877—1878年的第十次俄土战争时，谢尔盖一度栖身于罗马尼亚宫廷，虽然他名义上只是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一世（Carol I of Romania，1839—1914年）的近卫军指挥官，但事实上却是沙俄帝国控制罗马尼亚这个新兴王国的代理人。
不过，谢尔盖在罗马尼亚逍遥快活的日子并没过多久，随着战争结束，宣布独立的罗马尼亚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奥匈、德国、英、法又竭力拉拢这个新生政权，谢尔盖无力应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只能返回圣彼得堡，接受父亲亚历山大二世的新任命——主持远东朝圣工作。耶路撒冷不仅是基督教的龙兴之地，也是东正教的圣地。沙俄国内虔诚的信徒也以能够前往当地朝圣为荣，但要从陆路穿过宿敌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区并不容易。因此1881年，谢尔盖与弟弟保罗跟随叔叔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尼古拉一世次子，长期致力于沙俄海军建设。）一同前往意大利，谋求建立从沙俄帝国假道地中海前往耶路撒冷的通路。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Konstantin Nikolayevich，1827—1892年）是当时沙俄海军的灵魂人物，谢尔盖和保罗两位王子此前也积累了一定的军事和外交经验，因此沙俄打通“海上朝圣之路”的背后未必没有趁势在远东扩张影响力的军事意图。可惜相关的行动尚未展开，圣彼得堡就传来了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的消息。谢尔盖一回国随即被哥哥亚历山大三世任命为守卫王室安全的近卫军“普列阿布拉仁斯基”步兵团的指挥官，他名义上只是团长，但实则掌管着整个沙俄帝国的中央警卫工作。在父亲死于暗杀的情况下，亚历山大三世如此安排，可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谢尔盖以皇弟的身份干着为家族看家护院的活，身为兄长的亚历山大三世自然要在其他方面给予补偿。1884年，一场盛大的婚礼在圣彼得堡郊外的夏宫举行。谢尔盖正式迎娶德意志黑森公国的二公主埃拉。尽管这是一桩早在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便已敲定的政治联姻，但谢尔盖与妻子也是经历了长达三年的爱情长跑才走到一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完全是因为谢尔盖的未婚妻有个强势的“外祖母”。
黑森大公路德维希四世（Louis IV, Grand Duke of Hesse，1837—1892年）不反对将女儿嫁入沙俄，但他老婆是英国女王的掌上明珠——爱丽丝公主（Princess Alice of the United Kingdom，1843—1878年）。远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1819—1901年）听说自己的宝贝外孙女要远嫁苦寒之地，随即跳出来反对。夹在英、俄两大强国之间的路德维希四世左右为难，最后只能宣布尊重女儿自己的意愿。由此虽然是奉旨成婚，但谢尔盖还是不得不开始了自己的求爱之旅。
年仅16岁的尼古拉二世就是在叔叔的这场婚礼上结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谢尔盖的小姨子阿历克丝。当时，阿历克丝不过12岁，尼古拉二世缘何对一个小姑娘一见钟情？除了本身正处于情窦初开的青春期外，更多的是受叔叔谢尔盖的鼓动。两人虽然是叔侄，却仅相差9岁，在尼古拉二世的眼中，谢尔盖更像是一个大哥哥。
尼古拉二世提出迎娶阿历克丝的时间不晚于1892年，当时，这对少男少女已鸿雁传书8年。此时，维多利亚女王已老，黑森公国被统一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内，似乎再没有人能阻挠尼古拉二世求婚了。偏偏亚历山大三世在自己儿子爱情的道路上亮起了红灯。亚历山大三世干涉这桩婚事的具体原因，各类史料语焉不详，但无论从国际外交还是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尼古拉二世选择阿历克丝均非最优选择。
一方面，德意志统一后，黑森公国已成政治僵尸，再无此前远交近攻的联姻价值；另一方面，太子尼古拉与皇弟谢尔盖成为连襟，势必会有结党之嫌。因此，亚历山大三世在世时，尼古拉二世的婚姻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如果不是阿历克丝坚贞不渝守护着自己的爱情，谢绝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长子艾伯特·维克托（Prince Albert Victor，1864—1892年）的求婚，婉拒了德意志帝国皇储威廉二世（William II，1859—1941年）的追求的话，那么这段“异地恋”可能早就无疾而终。而尼古拉二世在父亲刚刚离世的情况下，火速将按惯例改名为亚历山德拉（东正教名）的阿历克丝娶进门，或许不仅是为了报答这份厮守，还是为了坚定与叔叔谢尔盖的政治同盟。毕竟此时的谢尔盖官居莫斯科总督，是保证政权顺利交接的核心人物。但这一政治同盟很快便迎来了严峻的考验。
二、霍登惨案——尼古拉二世登基当天的悲剧
1896年5月26日，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于莫斯科举行加冕典礼。按照沙俄帝国的政治传统，只有这一典礼完成后，尼古拉二世才真正意义上完成了登基。值此普天同庆之际，沙皇自然也要与民同庆。于是，一场盛大的游乐会被安排在莫斯科城外的霍登训兵场举行，届时除了各类文艺表演和娱乐活动外，沙俄政府的工作人员还将以沙皇的名义分赐食物和纪念品：男性可以得到印有双头鹰徽章的啤酒杯，女性可以得到印有相同图案的手帕，有吃有拿的便宜自然令莫斯科居民踊跃前来申领。然而，在上午分发食品和纪念品时，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史称“霍登惨案”。
“霍登惨案”的具体伤亡数字历来有多种说法，比较常见的是2000余人死伤。但也有一些数据将2000这个数字定义为现场死亡的人数，宣称还有数万人受伤。考虑到整个活动的参与者有50万人，2000余人为死伤总数似乎更合理一些。但无论如何，沙皇加冕日出现这样的惨剧都颇为扫兴。
加上典礼时镶满钻石的圣安德烈勋章银链从沙皇的肩膀上滑下落在了地上，重达4公斤的帝国皇冠卡在沙皇5年前被砍的旧伤口上，令他疼痛不已，尼古拉二世的统治似乎从一开始便笼罩在一片不祥中。同样秉承着“事后诸葛亮”的精神，后世还在尼古拉二世的生辰和长相上作起了文章。尼古拉二世出生于1868年5月18日，这一天在俄历中恰逢东正教的“约伯纪念日”。约伯在《圣经》中是上帝的忠实仆人，以虔诚和忍耐著称。但在恶魔的诅咒之下，他却横遭不幸、最终变得又穷又病；甚至在困苦穷乏中否定自己。将尼古拉二世与神话人物约伯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显然是为了迎合其日后在东正教中殉教圣徒的形象。
勋章银链的脱落和帝国皇冠太过沉重或许可以归入“不可抗力”的天灾，但“霍登惨案”这样的人祸却只能归咎于组织和协调不力。很多史学家都批评尼古拉二世在“霍登惨案”发生后并未第一时间叫停庆典活动，举行哀悼仪式，是对死伤者极大的不尊重，并由此引申出沙俄政府漠视生命等结论。维特更在回忆录里着重提了前来观礼的满清特使李鸿章的反应。
据维特说李鸿章在得知维特将“霍登惨案”一事如实奏报了之后，摇着头说道：“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比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您说，我干吗要高叔叔皇上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呢？”
这番谈话在中国史料中并无记载，以李鸿章在外交事务中向来沉稳的个性来看，他似乎也没有理由如此好为人师，非要在借着“霍登惨案”来传授维特“为官之道”。因此维特在回忆录中的这番记述，不排除是借着感叹沙俄“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之外，揶揄尼古拉二世的朝臣与李鸿章一般麻木不仁。
但从后续的处理来看，沙俄政府的应对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当天中午，尼古拉二世按原定计划携一干王室亲贵及外国来宾抵达会场，观赏由著名音乐家萨弗诺夫担纲指挥的大型音乐会之时，现场已经几乎看不到任何异样了。尽管尼古拉二世神色有些忧郁，但无论如何加冕典礼的盛大庆典还是画上了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庆典活动结束后，沙俄政府启动了对事故原因的调查。此举扯出了宫廷两大派系的明争暗斗。
“霍登惨案”的责任方主要有两个：一是组织游乐活动及食品、纪念品发放的宫廷部；二是负责维持现场秩序的莫斯科警察局。客观地说，出现如此严重的踩踏事故，这两个部门难辞其咎。但宫廷部的负责人是皇太后玛丽亚的宠臣——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这位亚历山大三世时代便左右沙俄宫廷生活的老臣岂肯轻易认错，他认为宫廷部在此事上毫无责任，造成“霍登惨案”的主要原因是莫斯科警察局的不作为。
莫斯科警察局长弗拉索夫斯基在同僚眼中虽然是个“捷尔日莫尔达”式（捷尔日莫尔达是果戈里的名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警察，后来逐渐成为横征暴敛、趋炎附势的代名词。）的人物，但却是皇叔——莫斯科总督谢尔盖大公的亲信。自然也不甘就范，于是攻讦宫廷部事先准备不足，才最终导致分发礼品的过程中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进一步引发了踩踏事故的发生。由此“霍登惨案”的归责问题成了“打狗也得看主人”的政治角力。甚至两任司法大臣先后主持的事故责任调查，最后也成了详细记述过程却没有结论的“和稀泥”。
三、不洁之血——沙俄末代皇后的遗传病和政治影响
作为尼古拉二世夫妇膝下唯一的男丁，皇太子阿列克谢出生于1904年8月12日，他的出身对于沙皇一家而言自然是莫大的幸福。但其在满月之后便出现的凝血障碍却令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一脉传承的“血友病”阴云笼罩了皇村的上空。
今天看来，血友病患者只要防护得当，基本都可以活到寿终正寝。从皇太子阿列克谢后来的表现和存世的影像资料来看，血友病也并未影响他成长。唯一的问题在于，沙俄皇室是否会允许携带血友病基因的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的子嗣继承大宝？
要消弭这个问题，尼古拉二世夫妇需要一个“神迹”来向国人宣告血友病并不可怕，或者皇太子阿列克谢虽然罹患此类疾病，但因为“上帝眷顾”、“天命所归”因而能遇难成祥。1907年，皇太子阿列克谢和著名的“神棍”拉斯普京之间展开了首次互动。
后世的史料中往往这样记述这一事件：皇太子阿列克谢再次犯病，宫廷医生们都无计可施。焦急万分的皇后说服尼古拉二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召拉斯普京入宫，看他能否拯救爱子。令人惊奇的是，拉斯普京进来后，仅给病情严重的皇太子喝了一小包药粉，然后进行一番祈祷后便坐在皇太子身边给他讲了些故事。接着，奇迹出现了，几天后皇太子居然恢复了健康！
今天的医学知识告诉我们，面对血友病引发的局部出血，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最好的办法是绷带加压或冷敷止血。如果拉斯普京在其中真的起了作用，可能就是利用催眠术帮助3岁的皇太子恢复平静，配合相关治疗。
拉斯普京对皇太子阿列克谢的治疗非常成功，但尼古拉二世很快便意识到自己比儿子更需要拉斯普京这样的“圣僧”。当时，正值斯托雷平两次解散杜马议会前后，各类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此起彼伏。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虽然长期居住于戒备森严的皇村，但祖父亚历山大二世和叔叔谢尔盖亲王遇刺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尼古拉二世需要向外界展现自己不惧暗箭，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被说有未卜先知能力的拉斯普京用预言洞破暗杀者的阴谋。
有一天，拉斯普京突然紧张地对皇后说：“皇后，千万别让孩子们进儿童室，我看见了死亡”。几天以后，儿童室果然有一个巨大的吊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摔得粉碎。看到此情景，皇后感激不已。但后来有人披露，这其实是拉斯普京的一个圈套，他已事先把儿童室内水晶吊灯的链子锯了一个口子。
这个故事或许是真的，但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除非拉斯普京真的有超能力，否则他又要如何才能在戒备森严的皇宫中神不知鬼不觉的锯开水晶吊灯的链子呢？唯一合理解释就是，皇宫有一个庞大的团队在配合拉斯普京炒作他。这个团队的最高领导人可能就是尼古拉二世。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阿列克谢的皇太子之位似乎一直都比较稳定。尼古拉二世也热衷于和他的家人待在一起。直到1915年秋季，尼古拉二世抵达了位于白俄罗斯的俄军前线指挥部，正式接替他的叔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指挥沙俄军队在东线的作战。关于此后一年多时间里这位沙皇的表现，后世基本给出了“无所事事”和“胡乱指挥”两个有些自相矛盾的差评。而在尼古拉二世的日记和其写给妻子的信件之中，世人所读到的也大多数是其诸如“今天又抽了几只香烟”、“饭后作了体操感觉非常棒”以及偶尔提到关于战事的一鳞半爪。似乎尼古拉二世真的只是去前线“打了个酱油”。但如果我们将视线转回到战争本身，却不难发现尼古拉二世抵达前线，对于已呈累卵之危的俄军还是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的。
尼古拉二世抵达前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军心。而在具体的战略决策上，沙皇也没有过多干预职业军官们的决策，原西部方面军司令米哈伊尔·阿列克塞耶夫以总参谋长的身份主持了全军。阿列克塞耶夫并非贵族出身，他在沙俄军中地位是通过俄土战争、日俄战争中的功勋累积而成，可谓是起于行伍。
西方历史学家曾这样描绘尼古拉二世在前线指挥部的日常工作：军务使沙皇感到厌烦。在大肆宣扬之后，他把自己安置在大公从前的司令部里，但把处理军务的时间限制为一天一小时。从上午1l时到中午，他静静地坐在镀金镶嵌宝石的办公桌后面，那时由他的参谋长米哈伊尔·阿列克谢夫将军向他报告。在沙皇偶尔发言时，这通常是传达沙皇皇后的命令或问题。战役都是由专心致志，辛勤工作的阿列克谢夫策划，而用沙皇名义宣布的。
这种现象可能是存在的，但却恰恰是沙俄帝国政治体制下无奈的选择。而也正是在尼古拉二世和阿列克塞耶夫的组合，最终领导沙俄军队于1915年秋季稳定住了节节后退的战线。北线守住了彼得格勒的门户里加，中部则在平斯克（今属白俄罗斯，位于普里皮亚季河畔，西距布列斯特180公里）重组防线。南线则依旧控制了奥匈帝国领下的切尔诺夫策（今属乌克兰，历史上曾是乌克兰人与罗马尼亚人混居的城市，一战前归属于奥匈帝国），保留了威胁奥匈帝国腹地的桥头堡。
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带着两个女儿，在战争开始之初便接受了护士技能的培训，并在彼得格勒的后方医院中工作。而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来看，沙俄帝国的皇后和公主此举并非作秀，她们甚至参加了一次大截止手术（皇后为医生递器械，而长公主奥丽加负责穿针）。而身患血友病且年仅10岁的皇太子阿列克谢，虽然不能从军。但也频繁身着戎装亮相。
除了每天用一个小时听取总参谋长阿列克塞耶夫的报告并交换意见，尼古拉二世剩余的时间在后世的各种文献中被记述为不顾士兵的疲劳检阅部队，与军官一起在食堂用餐，以及享受与自己家人的相聚，其中特别多的篇幅被用来讲述他和妻子之间一些肉麻的互动，为了证明尼古拉二世的软弱，其书信中的一些细节被曝光并放大，比如在一封信中皇后亚历山德拉曾这样不断规劝她的丈夫“把你放松了的缰绳抓得紧紧的你的可怜的、小小的、意志薄弱的丈夫。”
尼古拉二世不是一个杀伐决绝的沙皇，这一点早已在他登基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得以证明。但他与妻子之间的信件往来更多彰显的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战争的恐惧，而这种恐惧也唯有在自己最为信赖的家人面前才能够展现出来。这些信件的披露并不能说明尼古拉二世担任沙俄武装力量总司令期间并不称职，相反正说明他正在履行着一个君主和将军的责任，并承受着相应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