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是一个热情好客而有讲究礼仪的民族，因此吃蒙餐有严格的礼节需要遵循。好的蒙餐应是在毡帐之内，围圆桌而食，蒙元百年天下使中国人从分餐改为了团食。宾主按长幼次序入座，不能混乱。此时主人用四方形木制大盘端来烤熟的全羊，摆放在场地中央，羊头放在肉上朝着主宾。此后，主人举起银碗，向各位客人敬献奶酒，高唱敬酒歌献上蓝色哈达。
客人们依次接过奶酒，用右手无名指少许蘸少许，庄重地向天弹一次，向地弹一次，最后自己尝一点，以示对天、地、神灵及主人的尊崇。由主宾回赠白色哈达并祝答辞，极尽对主人赞美之意。
紧接着主人以明朗清晰的声调吟唱传统的敬献全羊祝词，祝词完毕后，主宾将木盘调转，使羊头面向主人。主人从身上抽出精致的蒙古刀，在全羊四周割少许放入小杯中，向天泼洒，意为将圣洁的食品先敬上苍和大地。然后把全羊肉极熟练地卸成不大不小肉块，摆放好再将羊头放上去，调转木盘，把刀柄递到客人手里，恭恭敬敬地站立，两手举起掌心向上，说："诸位用膳"后，便倒着退出门外，主宾将羊头取下去，把全羊荐骨部两侧各切下三条肉，左右交换放下，然后请大家用餐。
酒过三巡，菜过五位，宾主唱起长短调，在座女宾起身邀男子起舞（这个不能反哦），尽欢而散！
六、太仆寺的马
纵贯漠南的锡张高速公路，绵延曲折间在一马平川的茫茫草原上迤逦前行，其间有一个地名非常有趣，叫作太仆寺旗，很多路过此地的游人在游记里吐槽，根本没见到任何寺院啊。
岂不知此寺非彼寺焉？太仆寺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其后为秦汉沿袭，是中央政府的一个专门机构，其长官太仆寺卿作为中央政府的重要官职，位列九卿之一。究其职能，负责掌管全国的马政，大约相当于现在农业部分管养马业的副部长。而太仆寺旗则是清代中央政府直属的国家牧场，负责为皇家和八旗军队供应马匹。
现代马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为居住在中亚地区的早印欧语民族所驯化，并随着民族大迁徙的步伐辐射到世界各地。而辽阔的蒙古高原素来是“良马”的故乡，历史上雄强一时的匈奴、鲜卑、突厥等民族无不以善于养马而著称。
今天我们一般把出产自蒙古草原的马匹统称为蒙古马，和体型高大，外观神骏的阿拉伯马、安塔卢西亚马相比，蒙古马个头矮小，相貌平平，显得其貌不扬，但它独有的特点和优势也十分明显。蒙古马体格不大，一般肩高120-135厘米，体重267-370千克，但四肢坚实有力，体质粗糙结实，头大额宽，肌肉发达，被毛浓密，毛色复以青、骝和兔褐色为多。
蒙古马适应性极强，它基本上以青草为食，无需精细的谷物饲料，耐寒抗暑，即使是冬季的漫天风雪中也可以往来奔驰。虽然冲刺速度不快，但耐力极佳，每日奔跑百公里，可持续一周。尤其极善长途快跑，2010年锡林郭勒那达慕大会上，冠军马用58分钟就跑完了59公里，无怪乎蒙古人都说：“千里疾风万里霞，追不上百岔的铁蹄马。”
对草原民族而言，奔驰如飞的骏马是不可或缺的。马匹与猎狗和弓箭的配合使用，使游牧民族的畜牧和狩猎变得更有效率，提高了经济能力。同时，风驰电掣的战马使人口很少的游牧民族在政治、军事方面上对体积庞大的农耕社会处于长期优势。因此，世代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其生活中的一些习惯和用具也尽力适应马背生活。
比如，蒙古族无论男女都内穿长裤，外罩长袍，一般从右侧开襟（便于上马），下摆不开叉。长袍冬季多为皮里布面，夏季则为布面的夹袍或单袍。蒙古族无论男女都爱戴各色造型帽子，骑马时有利抵御风雪。蒙古族人人穿靴子，以利勾踏马镫，蒙古靴据季节的变化有皮靴、布靴、毡靴几种，靴尖上卷，平底不卷，结实耐用，防水抗寒性能好，做工精细，靴帮等处多装饰有精美的图案。
蒙古族服装颜色鲜艳明快，既符合蓝天白云，绿草红衣的天然和谐，更突出人体的曲线美，体现出蒙古人好动健美，粗犷坦荡的审美性格。
在草原野外过夜时，蒙古牧人喜欢把马鞍的鞍垫当作枕头，既不着凉，又不受风（鞍架两边的高出部分可以挡风）。
当你漫步草原，如果见到插在地上的套马杆就说明正有年轻美丽的姑娘和健壮善良的小伙子在此约会，那可要按照草原上的规矩绕道而行。可以说，蒙古族生活中无处看不到骏马的影子，游牧文化本质上就是骏马的文化。
七、风起金莲川
在内蒙古正蓝旗的闪电河边，有一片水草丰美的草原，每年八月间都会有数不清的金莲花在茵茵绿草间竞相盛开，远远望去，湛蓝的高天如同穹窿，金灿灿的香花如同华毯，尽显雍容之气。难怪清代诗人有诗赞曰：“仙宛生朔漠，当暑发奇英。色映金沙丽，香芬玉井清。倚风无俗艳，含露有新荣。试植天池侧，芙蕖取擅名。”，这块草原也因而得名为金莲川。
公元1251年夏，又是一个金莲盛开的季节，金莲川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
话说成吉思汗几乎是在旦夕间就征服了大半个世界。但就和许多显赫帝国的创立者一般，他晚年也为择嗣难题所困扰。他的妻子孛儿帖年轻时曾被敌对的蔑儿乞部掳去数个月，被救回时已经身怀六甲并最终生下其长子。很多人都对这孩子的身世提出质疑，铁木真自己也拿不准，于是给长子起名“术赤”（蒙古语意客人）。这样的身份自然无法服众，因此术赤很早就失去了继承大宝的可能，他自己对此也心知肚明，西征花剌子莫后不久术赤就带领直属部队前往自己的封地，事实上处于独立地位。
成吉思汗的二子察合台，为人残忍嗜杀，酗酒无度，因此也很快被排除出考虑范围。最终，成吉思汗选定了为人宽厚，人脉宽广的三子窝阔台为储君。
公元1227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病逝。公元1229年，窝阔台遵父命登上汗位。继承大统的窝阔台汗并不踏实，他最大的威胁来自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根据蒙古人的传统，具有“守灶”幼子身份的拖雷继承了父亲个人名下的全部土地和部众，以及12万蒙古常备军中的10万人马。而且由于拖雷长期追随在父亲身边，参与各项决策和指挥，加之他本人英勇善战又足智多谋，因此在军中和政府中威望极高，被众臣称为“也可那颜”（蒙古语也可意为大，那颜意为万户，也指最高级的官员，也可那颜意即那颜之长，最高那颜）。这无疑使窝阔台汗芒刺在背。
公元1232年，蒙古大军南下征金，途中窝阔台汗突发重病。随军的萨满断定此系女真人的山神作怪，非要大汗最亲近之人代为受过不可。拖雷闻讯毫不犹豫地喝下了萨满的咒水，结果很快就发病而死了，而窝阔台汗也随即“病愈”，明眼人一看，就不难明白其中蹊跷。其后，暗流涌动的斗争继续在窝阔台和拖雷家族间展开，直到公元1251年拖雷之子蒙哥在术赤系的支持下登基成为大汗才告一段落。蒙哥汗登基后长期留居蒙古本土，着力巩固自身地位。而派遣弟弟忽必烈南下，全权经营漠南草原和中原汉地。
忽必烈王子南下，驻节于金莲川草原。他逐步改变了蒙古军队肆意屠杀，专事劫掠的政策，改用汉法治理汉地，收拢难民，开垦荒地，恢复生产，很快就实力大增。同时，他有意招揽中原的的汉族知识分子，将中原的政治智慧为蒙古所用，不久他身边聚集起一大批满腹经纶的汉族文士，史称金莲川幕府。公元1256年，忽必烈在汉族文臣建议下在金莲川建城，命名为开平府，成为其主要根据地。
公元1258年，蒙古汗大举进攻南宋，结果在重庆钓鱼城被宋军抛石击中，不久即在军中逝世。
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金莲川召集漠南地区诸王和重臣，在其它家族缺席的情况下单方面自立为大汗。不久其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自立为汗，蒙古帝国公开分裂。其后，经过5年血战，最终忽必烈终于降服弟弟，成为全蒙古的大汗并根据中原传统改国号为“大元”。
公元1264年，忽必烈进一步扩建开平并定为元上都，与大都北京并立。有元一代，每年四月，蒙古皇帝均要自北京德胜门乘四头大象牵引的龙辇出发，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开赴上都并在此避暑驻夏，直到九月秋凉才返回大都。史称“两都巡幸”。全盛时期的上都亭台楼阁，佛寺、道观、教堂和清真寺并立，既有汉地城市的格局也不乏蒙古特色。
据说，公元1276年，忽必烈一举灭亡南宋，宋幼主赵昺和全太后被押来上都朝见大汗。忽必烈欣喜若狂，打算大宴群臣并让宋主和太后在酒宴间倒酒以为羞辱。也有部分南宋降臣以文天祥、陆秀夫尚在南方抗元为名要求忽必烈杀死宋幼主，以绝后患。忽必烈为此问计于皇后察必，察必跪奏道：“妾闻自古无千岁之国，将来能使我们子孙不像宋朝皇帝那样成为亡国之君就幸甚了。”（我从没听说过有永远不灭亡的国家，如果将来能有人象我们对待宋主那样善待我们的子孙，那就是幸运了！），忽必烈听罢沉默良久，终于下诏以王侯之礼善待宋主和太后，使之得以善终。
八、不见居庸为谁开
忽必烈之后的元朝统治者自持武力天下无敌，醉生梦死好不逍遥，从来没有试图改变自己落后的管理方式以迎合治下的汉族民众，相反却放纵“色目”官吏巧取豪夺，江南乃至中国各族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终于，“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歌谣如雷霆打破中原的沉寂，无数戴斗笠、穿布衣、赤脚草鞋的绝望农民，拿起了手中的农具和竹竿，掀起了“死中求活”的抗争。根据现代研究，当时参与反元斗争的人数，竟占中原百姓的70%，在他们的行列中就有个安徽凤阳的赤贫小子，前皇觉寺的落魄沙弥朱元璋。
在“北赶大元”的滚滚洪流面前，无坚不摧的蒙古铁骑没有了，木华黎、者勒蔑那样的英明统帅没有了，只剩下惨淡的一幕：公元1368年7月26日，徐达统帅的明军攻克通州，元顺帝连夜从大都弃城而逃，宦官赵伯颜不花拦马死谏“祖宗坚城尚在，数万怯薛军（禁卫军）尚可一战，陛下奈何弃社稷于不顾！”，顺帝不听，开健德门逃亡上都。成吉思汗、忽必烈汗建立的巍巍大元灭亡了。
逃出关外的蒙古朝廷史称“北元”，顺帝的儿子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不甘心失败，他以名将扩廓帖木儿（就是赵敏郡主的哥哥王保保了）、太尉蛮子为将，意图兴复。王保保果然不负众望，在公元1372年于图拉河一战，大败号称无敌的明将徐达，杀伤数万，北元一时军力复振。
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大元终是气数已尽。公元1387年9月，明永昌侯蓝玉统帅下的大军在呼伦贝尔湖畔突袭北元朝廷驻地，太尉蛮子仓促拒战，被杀。皇帝脱木思帖木儿与太子仅率数十骑逃走，明军俘获北元皇后、亲王、妃嫔、公主及宗室一百二十余人，官属三千，军士七万，马牛驼羊十五万，北元的主力基本全军覆没。不久，北元末帝脱木思帖木儿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所杀，蒙古草原回复到了成吉思汗之前的混战状态。但也许真是冥冥中当年察必皇后不杀宋主的报应好还，一百多年后成忽必烈汗的另一位子孙巴图蒙克历经劫难后再次统一塞北，被尊为达延汗（大元汗）。
被俘的蒙古贵人们被押回到南京，朱元璋为显示自己的“仁德”下诏全部予以“恩养”。但据蒙古《黄金史纲》记载，朱元璋将部分美貌的蒙古嫔妃充入自己的内宫，其中有一位已经身怀有孕，她生下的就是后来的明成祖朱棣。
而另一则传说则称，俘虏中就有王保保的妹妹昭敏郡主，朱元璋见其貌美聪慧，将其指给自己的儿子秦王为妻。原来赵敏居然是朱元璋的儿媳妇！
现在网上有很多明粉，总爱吹捧什么“天子戍边疆，君王死社稷”。其实，无论从君主专制、科举禁锢、社会压抑、宦官横行、特务统治哪个角度，明朝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朝代。君不见，洪武苛酷，大杀功臣；永乐篡逆，残害忠良；宣德皇帝，蟋蟀天子；英宗先有土木堡之败，险些倾丧国家，后有夺门之变，杀于谦于冤狱；宪宗成化好方术，溺女色，致使宦官“奸欺国政”；武宗正德，游龙戏凤；世宗嘉靖宠信奸臣，好求方术；万历皇帝最邪门，居于宫中数十年不上朝，不郊祭，不讲书，不见外臣，你说他在里面干什么呢？竟无人知道！至于天启、崇祯，历史已经以实际行动作出了公论！象这样不学无术，不敬圣贤，不爱黎民，不用贤臣的王朝，为什么还要为其大唱赞歌呢？
不过好在，历史大人本身是可理解的。公元1644年3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兵临居庸关，拥兵数万并有居庸天险的明军守将唐通一枪未放就开关投降。闯军下昌平，趋沙河，包围北京。明朝守军士气已然完全奔溃，而百姓们则在四处传唱“朝求生，暮求合，近来穷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3月19日清晨，明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闯王入城。中午，走头无路的明朝末代皇帝崇桢在景山自缢而亡。
历史以它的残酷，做出了最终的评判。
九、我欲走兮无骆驼
话说当大将军蓝玉突袭北元朝廷的那个夜晚，代表天命有归的传国玉玺也在一片血雨腥风中丢失了。直到200年后，一个察哈尔牧人在锡林浩特附近的草原上，发现自家的老山羊总在一个地方用蹄刨土，他于是就地挖掘，竟无意间发现了传国玉玺。牧人将玉玺奉献给了成吉思汗的后人，察哈尔林丹汗。但不久，林丹汗就被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洲后金击败，其人也在逃亡中死于青海。
林丹汗死后，玉玺归于后金大汗皇太极。公元1635，已经尽取关外之地的皇太极接受满、蒙和汉族王公大臣拥戴，登基“跨踞满洲、蒙古的大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史称清太宗。他的儿子清世祖福临更利用李自成攻克北京，吴三桂开山海关降清的“天赐良机”挥师入关，最终定鼎中原，回头想来，莫非这玉玺还真是“天命有归”！
纵观中国历史，如果有什么贯穿始终的线索的话，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的对峙大约算是一个了。早在西周时代《诗经•小雅•采薇》里就记载了周王朝与骚扰边境的“严狁”（匈奴）间漫长而艰苦的战争，以及周军将士离乡背井的苦楚。清自己虽是勇武善战的边疆民族，当入主中原后同样也面临着游牧民族骚扰问题。
大约在17世纪，自称为“都尔本蒙古”（意即四万户蒙古，以区别号称“都沁蒙古”，也就是四十万户蒙古的东蒙古各部）的西蒙古准格尔部崛起。公元1688年，已经一统漠西（主要包括今天新疆全境和中亚的部分地区）的准格尔蒙古葛尔丹汗率军攻击漠北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部，漠北蒙古各部大败，仓皇南逃。葛尔丹穷追不舍，兵锋直逼早已归附清朝的漠南草原，对清朝的统治核心构成了严重威胁。
当时大清君临天下的乃是一代明君康熙皇帝，自不能容忍葛尔丹做大，于是统帅大军亲征塞北。公元1690年，两军会战于今克什克腾旗的乌兰布通草原。准格尔军首先抢占有利地形，在山顶以捆绑的骆驼构筑工事，试图以逸待劳，而清军则以重炮猛轰敌阵，经过一天激战，拥有技术优势的清军终于取胜，葛尔丹大败退回漠西。其后，康熙皇帝又三次亲征漠北，最终消灭了葛尔丹。又经过雍正、乾隆两朝不屑努力，终于在公元1757年最终灭亡了准格尔汗国，将新疆归入了中国的版图。
大败葛尔丹后，康熙大帝在塞上的多伦诺尔大会漠南、漠北蒙古各部首领。酒席宴间命被俘的准格尔乐人助兴，有老胡作歌曰“雪花如血扑战袍，夺取黄河为马槽。灭我名王兮虏我使歌，我欲走兮无骆驼，呜呼黄河以北奈若何！呜呼北斗以南奈若何！”，康熙帝闻之大笑，志得意满溢于言表。
多伦会盟在清代的历史上意义重大，通过此次会盟使原本若即若离的漠北蒙古以及青海等地的各部最终完全归附大清，请求与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同列”，接受清政府管辖。其后，清朝统治者为了进一步笼络蒙古各部，遂在漠南草原靠近边塞的地区兴建其自己的夏季行宫---避暑山庄和皇家猎场---木兰围场，并在此基础上兴建起一系列宗教建筑，一座新兴的草原城市承德自此诞生。
